李云仲的一封信
庐山会议后期（7月26日），毛泽东批发了《李云仲的意见书》，写了近3000字的批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这个批示实际是7月23日讲话的继续，以推动批判“右倾思潮”。从对大跃进的看法与对计划工作的意见来说，李写的是一封极具见解而有代表性的“万言书”，其中还暴露了计委内部的有关情况。
李云仲原是国家计委基本建设局的副局长，写信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他的工作岗位使他较能了解全面情况。这封长达二万多字的信，于1959年6月9日寄出，是直接给毛泽东写的。信的内容具体，观点鲜明，论证确凿，态度诚恳。开头就说：“很早就想给您写这封信，一直到现在才发出……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根据个人在实际工作中的体验，我想对目前经济生活中发生的问题，联系到一些思想作风问题，提出一些意见，供参考。”
毛泽东的批示说，李云仲“认为从1958年第四季度以来，党的工作中，缺点错误是主流，因此作出结论说，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的错误。而其根源则是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斗争中没有‘同时’反对‘左’倾冒险主义的危险”。“他几乎否定一切。他认为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损失极大，而毫无效益，人民公社也是错误的，对基本建设极为悲观。对农业他提到水利，认为党的‘左倾冒险主义、机会主义’错误是由大办水利引起的，他对前冬去春几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大办水利，没有好评。他是一个得不偿失论者，有些地方简直是‘有失无得’论。”
当年像李云仲这样较高级的干部，敢于直言上书，指出大跃进是党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会外的闲谈，至少都还不敢这样露骨地直说。信中说“问题可能是从大搞水利建设开始的”，这是事实。我在水电部工作，也有亲身体会。这股水利化的风大体是1957年冬刮起来的。
李云仲的信中说：“这里提出两年水利化，那里就提出一年、甚至几个月水利化，其实当时很多人都知道这是做不到的。但许多地方大量的大中型水库、灌渠、河流工程，在既无勘查设计，又无设备、资料的情况下，就大规模施工了，结果有许多工程建成后毫无效果，或者成为半成品；但是耗费掉大量的劳力和器材，这种工程我看过很多。”信中还写到，1958年1月，他去过滦县扒齿港，亲眼看到该县为了要修一条100多里长的大灌渠，既未经勘查设计，又未经群众讨论，要挖掉即将收割的1万亩小麦。他找县委负责人谈，也未能制止住。结果这条水渠，雨季一到全淤死了。
后来又参加“苦干十天”的大会，10天内养猪增1倍，扫除文盲，除掉“四害”，锄完大田，等等。“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反而都去应承这些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信中还特别提到：“大搞土法炼钢的运动，这是一条失败的经验。国家经济力量的消耗太大了。几千万人抛开一切，苦干了几个月，上亿吨的矿石，上亿吨的煤炭，上百万吨的钢铁材料，上百亿度的电力，几亿吨的运力……都白白消耗在没有效果的‘生产’上了，得到的却是毫无使用价值的土铁，这是对国家元气最大的消耗。”
关于公社化运动，信中谈到：“劳动力和各种资料也都造成巨大的消耗。我到过金县郊区的一个生产队，这里共有300多户人家，去年年初有猪300多口，但今年只剩了9口，鸡鸭去年几乎杀光了。”关于基本建设，1958年全国已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有1900多个，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两倍，几乎所有省、市都要安排在几年内建成一个工业体系，现在继续施工的只有几百个了。
从而谈到经济工作中的本质、要害问题是：“1958年和1959年上半年的固定资产动用系数连50%也不到。（即100元投资花下去，能动用的不到50元）上百亿投资，上百万吨钢材，几百万吨水泥。木材……被白白抛在几千个工地上，长期不能发挥效用。看到这些损失确实很痛心。这种情况本来可以避免的。”然后信中说到，由于到处大办，都要翻番，只得大量“招兵买马”，去年增加2100万职工。结果不仅农民、渔民，而且售货员、理发员、手工业者也都转为工人。购买力提高了，但消费资料远未跟上去。
信的第二部分建议“在各级干部中进行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作风教育，教育全体党员坚持党的原则，加强党性锻炼”。应当说，这是切中时弊的药方，只差没说，反对主观主义应当首先从中央。从毛泽东本人做起。（但说了“各级干部”）李云仲认为八大制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样的思想作风贯彻。他从下面干部发生的情况这样说道：“为什么主观主义可以有时在一些工作领域能畅通无阻？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未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坚持原则的气氛，在有些场合下，以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为特征的迎合情绪却感到很浓厚。这种迎合情绪绝不能与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相提并论。这是主观主义也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思潮能够滋长的思想根源。”他举出上述滦县的例子。
然后谈到他在计委工作时的情况，在局务会议上几次提出：“计委一定要管限额以上的项目，这些项目的设计任务书必须经过审查，否则要造成严重后果。这个道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知道的。但既无人向计委领导反映，也无人认真研究这些对国家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和问题，你提你的意见，我应付我的公事！直到武昌会议提出清查时，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大量的半截厂房、房架、柱子已立起来了；几十亿的投资。几百万吨的建筑材料、大量的劳动力，已经被占用在不能发挥效用的‘工程’上了。几年来的经验证明，基建项目、规模的安排合理与否，往往对整个国民经济起决定性的作用。基建战线过长对当前紧张状况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李云仲亲自参加了大炼钢铁运动，“回来对一位负责同志小心翼翼讲了几次：‘矿石、焦炭、煤消耗这么多，成本这样高，炼出来的又都是不能用的土铁，可不能这样搞！’这在当时大家都知道。但这位同志却和我讲，事实上很多人当时也这样讲：‘这不能算经济账。’当然，这个问题早在实际工作中解决了，不过当时老是想：为什么不能算经济账？难道社会主义不是要发展生产力？又为什么不叫人家提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