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是过不了河的。关于公社的由来，是受峻岭山、七里营、徐水三地的影响，当时供给制的思想也是由此而来。公社与供给制的问题，在北戴河会议时，无人有精神准备。胡乔木还特别谈到，1958年一反常规，毛泽东当时指示过：报纸刊载中央活动和有关言论要及时。为什么南宁会议、成都会议都没有要报道呢？可见北戴河会议前后，毛泽东的头脑发热之程度。
武昌会议公布粮产7500亿斤时，陈云曾不同意公布，告诉了胡乔木，而胡乔木没有向毛泽东汇报。为此，上海会议时胡乔木挨了批评，称赞了陈云：“真理有时在一个人手中。”这时胡乔木说，当时不汇报，是为了保护陈云，否则上海会议时，陈云也恢复不了名誉。武昌会议时，王稼祥向刘少奇说，不要公布公社决定，王不敢去汇报，刘少奇向毛泽东转告了，结果毛发了脾气。胡乔木说，王稼祥应当受到表扬。随后大家谈到，自南宁会议后，柯庆施等人受了夸奖，不久又进了政治局，于是更加发展了迎合之风。反右派运动后，整得人们不敢讲真话，养成讲假话的习惯。去年讲假话成风，登峰造极了。
这个期间，我同田家英还有几次单独的闲谈，记得田详谈过他在四川蹲点调查的情况。关于过分密植的问题，农民很反对，他同李井泉有过很大争论。他还发现真假两个罗世发的问题。（罗是四川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劳模）罗说，过去高产是干部逼迫下虚报的。田有一个专门调查的材料，我催促他赶紧弄好，送与主席一阅。吴冷西也同我谈过，书记处开会，有些意见都是让胡乔木去反映的。
1959年五六月间，为查看一些水电工程，我从四川、贵州、广西转到湖南（资水柘溪水电站正开工），6月初到长沙。1949年到1952年我在湖南工作时，周小舟与我是正副职关系。他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当年我们一见如故，朝夕相处，意气相投，凡事直来直去，建立了友谊和一定的交心关系。这次我在长沙只停了两天，小舟约我到家中长谈了一夜。他正从湘西调查一个月回来，途经湘潭、邵阳，丰富了第一手材料，曾边检查边解决实际问题。5月底开了省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就公社、供给制、公共食堂、作业组。大队核算、怕不怕发生资本主义、人心思定、山区经济、湖区负担。粮食与钢铁指标，以及农民积极性与劳动生产率等十多个问题，作了长篇汇报，对大跃进、公社化以来的“五风”等“左”倾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着手布置较全面的纠“左”。
1981年我在怀念小舟文章中回顾了这夜的谈话：关于一年来的看法，我们毫无顾忌，交换见闻，观点一致。虽是忧心忡忡，仍然谈笑风生。小舟是一个平易而谦虚的人，并不固执己见，尤不愿谈自己。这夜的长谈，他却禁不住讲到他的先见之明。他说，湖南去年老挨批评，被插过白旗。可结果是插红旗的省粮食少些，插白旗的省多些。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后，对粮食估产，他跟左邻右舍有过争论：要么你是官僚主义，要么我是官僚主义，因为湖南估得低，邻省估得高。还有密植问题，有的省过密，湖南较稀。从农民的一句老实话，“做了一天活，身上冇（没有）出汗”，提出农民积极性问题。他不赞成办常年食堂，办食堂浪费人力物力。说公社供给制，穷的时候不能搞，富的时候也不能搞。还谈到1958年韶山大吃偏饭，粮食也只增产14%。他的总的看法是人心思定，需要冷静下来，总结经验教训。路过长沙时，我同周惠也有过两次闲谈，觉得关于粮食安排，食堂问题，大炼钢铁等，湖南做得比较好。有3万小土炉没让点火。中央关于自留地和粮食分配到户的指示，湖南提出不同意见，中央也接受了。印象深的是，他谈到广州开会，压粮食高产指标，谭震林嫌湖南低了，被摘了白旗；他同谭为此有过几次争论。
上庐山之前，毛泽东一路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四省，对许多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因此，前后酝酿了18个问题。去湖南时，王任重同行，似乎也是有意让王接触湖南情况。当时湖北粮食与市场全面紧张，想向湖南借粮。到湖南后，对毛泽东来说，这大概是当时印象较好的一个省，颇为称赞，因而采纳了小舟对去年总结的三句话，作为庐山会议的基调。周惠有基层工作经验，虽然有时思想也难免“左”（反右时欠了账，后来作了检讨），但1958年粮食抓得很紧，对大炼钢铁等一套做法是怀疑的。
关于粮食估产，他同广东、湖北都发生过争论。他挖苦过陶铸：广东粮多，你卖给湖南一两亿斤吧。因此，随后也通知周惠上山开会。我同周惠在延安中央青委工作时即熟识，南下湖南时又碰到一起，在山上自然也是很谈得来的。
神仙会阶段，我与二周同在中南组。我们脑子中都装了一堆问题，他们装的农业方面的多，我装的工业方面的多，正好互相补充。小组会的各家发言，自然也是我们闲谈的话题。他们认为农业的高指标是由上而下压下去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根子还在毛泽东。因此，去年讲大话。吹牛皮的一些人，一个时候很吃得开。小舟认为那些拆房并居、砸锅炼铁之举，简直是反动的。周惠说，去年第一书记应当各打五十大板。我们都认为在小组会上还难以畅所欲言。例如我惟一的一次短的发言，就有人将我顶住；又听说田家英在西南组的发言，挨了批评。因此，觉得会议确实还有压力。
由于都是老关系，我在上述的两处闲谈，自然择其印象深而观点一致的互相沟通。小舟同乔木还有过单独的交谈。这种“危险的交心”，当时是无“危险”之感的，而且颇感我们的看法居于上风。胡乔木与回家英在华东组，其他几个组的情况大体相似，这时会议《简报》发得不多。彭德怀在西北小组的发言，是后来听说的，当时并不知道。那时也没多打听别组讨论的情况。北京来的工交各部委的人，都没参加过两次郑州会议，对综合平衡等问题的看法意见相差不多。“钢铁元帅升帐”之后，一机部同冶金部的矛盾最大，因为钢材品种特别是生铁质量不合格，一机部非常为难。上海会议时，赵尔陆同我详谈过这方面的问题，这次听说他带了几箱不合格的生铁上山，准备让会议的印象更深刻一些，后来也并没有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