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综合平衡问题，记录本上没有具体写是哪一个人的发言，记了这样一些意见：综合平衡中最重要的比例是积累与消费。积累率苏联是25%左右。其次是工业与农业、劳动力分配。工业内部轻与重、原材料与加工业等。关于轻重缓急，重重急急，六保户都失灵，专案（指必须保证的）变悬案等，大家意见甚多。认为越跃进越要有后备，越要留有余地。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公式，共产主义社会还是需要的（列宁的话）。农业“八字宪法”也包含比例关系。主观能动性须根据客观规律办事。统计很重要，去年多假统计，因此也就导致假计划。去年规律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群众说：共产党九年半讲真话，为什么这半年如此爱听假话？1958年那种突击性决不能经常，要根据经常现象做计划。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鼓足干劲应当是经常的能持之以恒的干劲。领导经验不能代替农民经验，农民说，“不同意的事情，做起来手软”。衣服可以几年不做，饭不可以一天不吃。农业要很慎重，一点不能冒风险。由此可见，大家头脑基本上是清醒的。
7月4日，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一大段话：1958年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补课。领导看好的多，而且估计偏高。去年二类苗比一类苗好，过于密植，施肥不当。产量有的红旗队低，白旗队高。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另一方面又出现了这么多乱子，是破坏性的。斯大林似说过，平衡有了破坏，才知其重要。聪明人是碰了钉子知道转弯；没碰钉子就知道转弯，是难以办到的。不要犯长期性、全国性错误；暂时性错误非犯不可，犯了有好处。全党全民取得经验，同个人取得不同。全民炼钢，亲身体验。碰了钉子转弯，就是正确领导，就是马克思主义。王明路线，短促突击，损失完了，还不知道转弯，要让历史来总结。对去年问题，当前形势，毫无悲观抱怨之必要；因为有了教训，认识就大大提高了一步。有些半成品还有用。对小高炉、小转炉，吸取双轮双铧犁经验。工厂达到设计能力，要时间；快，也要时间，欲速不达。双轮双铧犁的完善，还有个过程，何况小高炉、小转炉。去年的经验教训，不是以前七八年能取得的。
大家注意，不要泄气；泄一点也难免，以不泄为好。要不要革命？革命就要出问题，不能怕出乱子。不要责备下面，所有错误和问题都由省地县担起来，省委主要担起来，干部也不要老检讨了。很显然，这时刘少奇虽然谈到教训深刻一面，仍是以“革命”的名义来为经济工作中的失误辩解。
7月6日上午，朱德在中南组讲了如下一段语重心长的话：要认识农民还有私有者这一面。对农民私有制要看得重些。办公共食堂，对生产有利，但消费吃亏。供给制是共产制，工人还得发工资，农民就那样愿意共产吗？
食堂自负盈亏，公家吃总亏，办不起来不要硬办，全垮掉也不见得是坏事。
现在，有些农民不安定，想进城，不盖房子，不买家具，养猪、种菜比以前少了，有了钱就吃掉，这不好。我们应当让农民致富，而不是让他们“致穷”。农民富了怕什么？要让农民自己想办法过好日子，兴家立业。家庭制度应巩固起来（按：毛泽东1958年有过废除家庭的思想，几次讲过这样意思的话），否则，有钱就花光。原则上应回到家庭过日子。如不退回到家庭，粮食够不够？食堂要吃饱、吃好，人心才能稳定。总之，要让农民富裕起来，不会成富农路线。这是有关5亿人口安定的问题。多年以来，陈云同志对粮食抓得多么紧。北戴河一高兴起来，是从粮食多了出发的。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苏联依靠经济核算制，商品规律，生产总是越来越多。多搞粮食，变成鸡鸭肉蛋，可以出口，换回东西。各省不要搞工业体系，但工业方向是重要的。
会外漫谈
大跃进期间历次中央会议，我同田家英来往最多，交谈也最深。我们在延安就比较熟识。1941年后，他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国内组，我在《解放日报》评论部。我们对历史与杂文、诗词都有同好。从1948年起，他就担任毛主席的专职秘书。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住在中南海。1952年我调来北京，主管水电工作，跟他隔行隔山，但并未因此减少我们间的共同话题。我在悼念家英的文章中曾写道：大跃进期间的交往，就不仅限于摆摆龙门阵，或者跑跑琉璃厂了，而是经常议论时政，忧心国事，臧否人物，乃至推敲文件。这是真正的交心，当然也是危险的交心。所谓“危险的交心”，就是有时难免对主公（这是我们谈话时，他对毛泽东的尊称）有所议论：除谈论老人家独到的长处外，还谈到短处。如说主公有任性之处，这是他有次同中央办公厅负责人谈到深夜时两人的同感。他还谈到主公常有出尔反尔之事，有时捉摸不定，高深莫测，令人无所措手足，真是很难侍候。今天跟上去了，也许明天挨批，还喜欢让人写检讨。田家英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反右派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放手发动群众的阻力，有来自党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