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组的讨论
7月3日开始，按大区分6个组开座谈会。中央各部委同志分别参加各组。我被分在中南组。组长是陶铸。按照18个问题，摆情况，谈看法，提意见。白天开会，晚上自由活动，星期天休息。当时讨论的情况，大概是各人根据自己的思想认识来谈。我的记录本只记了些要点，也不是每个人的发言都记，前几天记得较多，后几天记得很少。小组会并没有按照问题逐个讨论，多是一揽子发言。
关于读书，大家发表了这样一些意见：现在读书，作用极大。在北京没法读书，要看的东西太多。学习制度取消了，星期日名存实亡。几个人一组，读一个月。“一把手”没有什么离不开的。价值法则、商品经济等问题，认识上并未解决。过去不知钢之厉害，去年碰了钉子，也应当利用人家经验。不学，书记当不下去。还有千万人饿肚子的问题。觉悟有了，就需要逼着读，读完交篇心得文章，很有必要。协作区应当搞点理论协作。《红旗》应当有争论文章。关于去年秋收与炼钢之间的矛盾，还有深翻土地等问题，中央当时未能当机立断，等等。
7月3日，陶铸首先谈广东情况：今年广东洪水灾害，早稻约损失30亿斤。经过救灾与克服共产风，党群关系有改变。群众说：“共产党可共患难。”广东粮食一向宽裕，多给群众留一点，挽回在港澳的影响。去年向港澳吹过牛。共产风将副业、手工业刮掉了，商业协作搞乱了。将丝一下搅成一团，“九年惨淡经营，真是毁于一旦”。750万农户，70%以上养猪；一吃一死，都不养了。副食伤得太厉害。群众回家吃饭，听其自然，回去一个时期有好处。这样，家庭养猪能快恢复。群众懂价值法则，我们不懂（农民舍得杀三只鸡给母猪吃）。过去7年，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同步增长。去年前者大增，后者很少增，都各顾各了。手工业纷纷下马。过去供300万吨煤，今年只几十万吨，33万人又返回农村。先安排人民生活，再安排基建。不能光看这一年、半年中发生的问题，要看三五年，看长远些，看积极方面。广东有了年产500万吨煤，5万吨钢的能力，也有了水压机。去年苦战一下，不后悔；兵无苦战不行。不要光看消极东西，不要有埋怨情绪。
去掉盲目性，主要是没经验。广东讲了3个月的一个指头，现在不讲了。
落实指标已差不多了，仍要鼓起干劲。人们对总路线是有怀疑的，定要坚信，不能动摇。
我同陶铸在延安时就认识，接管沈阳时，他是市委书记，军管会时期，天天在一起。他对我们年轻人并不摆老资格，有话脱口而出。他为人直爽，曾经对我说过：“我这个人是只左不右的。”虽然当时广东形势严峻，他还是干劲十足，只承认有一个指头的问题。
同日，刘建勋也多少讲了点广西“大势”：感觉有压力。今年很紧张，但秩序好，跟1957年散社时情况不同，说明“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胜利已巩固”。去年许多措施、作风，使干群间有隔阂。缺点那么多，讲了就完了。
再不搞什么八百斤、千斤省之类虚名了。给农民小自由非常重要。人心思定。政策三定，粮食归户，群众最满意。刘建勋特别强调广西煤的问题，现在只有200多万吨，明年需要300多万吨，也没有焦炭。周惠后来在闲谈中跟我说：刘建勋滑头，言不及义，每次发言都强调煤的问题，其他要害都不谈。
7月4日，周小舟发言，他不仅谈了湖南情况，还对总的形势提出了看法。他首先说：不可估计太乐观。去年底，湖南号称粮食翻了一番，达450亿斤，估计只330亿斤（按后来落实到245亿斤，只增产约8%）。生铁76万吨，实际60万吨。湖南粮食情况较好，是由于我们没有搞敞开肚皮吃；但其他一样紧张。基建搞多了，县以上1000个项目，只有300个经批准，其他是自由化的。上下都想多干。工人从90万增加到134万。下面干部对经济失调，还不感觉严重。钢指标定为1070万吨的决心是好的，但安排800万吨就好了。公社问题，当时似乎是因为农业、工业形势所迫而建立公社，但太快、太大，几股风一刮，越包越多。（谭震林插话：“根本是把老规律打破了，不也过来了。”）现在条件下，农业、工业到底能按什么速度发展？
农业不能30%，每年10%－20%还有可能。过去农业提出要赶日本，可见头脑发热程度。食堂问题，湖南的反对派有六条理由：1.根本不节约；2.不利于养猪；3.破坏林业；4.不能积肥；5.不节约劳力；6.吃得不愉快。我们还是努力办好。粮食定要分配到户，但只能是指标，粮要按月领，否则必过多喂猪、喂鸭，斤谷斤肉。小自由范围放宽些，不要害怕资本主义。
去年变化不大，只顾了吃穿用，再没人盖房子了。现在普遍人心思定。但转弯也不宜太急，得慢慢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