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学会过日子。湖北农民批评干部：一不懂生产，二不会过日子。农村和城市，都要留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总要增产节约。今年不管增产多少，粮食按去年4800亿斤标准过日子。去年湖北的错误，是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了。放过卫星的县过得最差。口号是：富日子当穷日子过。
七、恢复三定：定产、定购、定销，3年不变，定多少，要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征四留六。自留地不征税。
八、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九、综合平衡，大跃进的大教训之一。去年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几个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三种平衡：农业本身（农林牧副渔等）；工业内部；工业与农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
十、生产小队改为半核算单位。四川的问题在于原高级社小，现叫生产队。生产、生活的核算放在一起好，否则浪费很大，反正归管理区。一改，怕影响生产，弄个“半”字。
十一、农村党团作用。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都由生产队长包办代替了。无支委会，无组织领导作用。
十二、宣传问题。去年有些浮夸，怎样说法？1959年的四大指标定高了，现在陷于被动。如何转为主动？上海会议时，即有人提出，利用人大会议改，失了点时机。找个适当时机改过来，但改多少还摸不准。是否人大常委会开个会，把指标改过来。粮食以后是否不公布绝对数。这可以学苏联，不宣传粮食指标。
十三、工业管理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争取一二年内解决。煤炭的含硫量超过了允许的标准（0.07%），其他产品质量也很差，出口退货，名誉不好。
十四、对去年的估计：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要等较长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带有一定的盲目性。看出问题，才能鼓起劲来。跃进公路，修了这么多也没垮台。秦朝、隋朝很快就垮了。
十五、群众路线问题。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十六、全国协作关系。破坏了原来的协作关系。搞了大的，挤了小的。大区搞体系，公社工业化，工厂综合化。协作区搞些调查研究，计委的派出机关。
十七、团结问题。统一思想，从中央到县委。河南120万基层干部，40万犯错误，3600人受处分，是个分裂。
十八、国际问题（列了个题目）。对资产阶级不易一次认清，界限要分清。同蒋介石打了10年，讲统一战线时，一切都忘了。
1958年大跃进的最高潮为8月北戴河会议：钢翻一番，1070万吨；建立人民公社；主张供给制（责难工资制）；宣传过渡到共产主义非遥远之事，等等。一整套“左”的理想或空想。从而全国大刮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吃饭不要钱等）、高指标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浮夸风。为保证“钢铁元帅升帐”，基建投资增加一倍；工人增加2000万；9000万人上山炼钢铁，要为1959年产钢3000万吨奋斗。两次郑州会议开始纠“左”，强调要“压缩空气”，“冷热结合”，要搞综合平衡，要刹住一平二调三收款，要整顿公社，解决所有制，核算以原高级社为基础。上海会议后，毛泽东又给各级干部一封信：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定要实事求是；要把粮食抓得很紧很紧。尽管有这些纠“左”的措施和讲话，但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仍坚持“以钢为纲”，对公共食堂等仍旧依依不舍，1959年还要继续跃进。总之，气可鼓不可泄。依据这18个问题的基本估计与基本精神，庐山会议自然不可能对大跃进进行根本调整。例如1959年钢的指标，从1958年12月武昌会议压到2000万吨，1959年4月上海会议压到1650万吨，庐山会议开始压到1300万吨，仍旧是完不成的高指标。因为1958年钢的实际完成数即合格的钢产量，后来只落实到800万吨。粮食指标从10500亿斤压到5500亿斤，也还是办不到的。后来的实践证明：高指标不降，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以从根本上纠“左”；所有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等也难以真正刹住。
所以这18个问题的提出，似乎不是“热锅上的蚂蚁”了，但实际也决非真正“冷锅上的蚂蚁”。何况就是对这18个问题的看法，当时也还存在分歧，并不是上下看法都一致了。所以庐山这场风波，从发生大争论来说，是必然的；但是后来出现如此“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可怕局面，则有一定的偶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