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1日，上海庆祝民国改元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虽然我晚六年才出生，但是那个年代的许多人物留在我的记忆中，有着不解之缘，也可以说给我不少影响。这个话题要从我的父亲说起。
一、父亲与凌容众
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继承了他的书桌，抽屉和小柜中有许多书籍，还有几张照片。我印象深的除《饮冰室文集》、《玉溪生（李商隐）诗集》（三种颜色字体线装本）外，就是黄兴、宋教仁、秋瑾的《荣哀录》；一张较大的黄兴照片，父亲在上面写了一句话：出师未捷身先死。还有一本很厚的大型精装本《民国之精华》（1916年由日本北京写真通信社出版，日人佐藤三郎编），内收民国初年参众两院443位国会议员的小传，每人占一页，中日英三种文字，有照片；前面有孙中山、黄兴等人的照片、传略，以及日文中华民国议会史。约三百字的李积芳（父名）小传，开篇是评语：“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荩言。”后半是简历：“前清时，以湖北仕学馆学员，由张文襄选送日本留学，毕业于经纬学校及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归国应学部试，授法政科举人，辛亥武昌起义，回湘任法制局参事，筹办地方自治，旋组织湖湘法政学校，兼充公立法政各校教员。二年，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当年参议院议员代表地区，每省选十名；众议院议员代表人口，八十万人口中选一名（湖南27人当选）。
关于父亲去日本留学的情况，1980年出版的《黄兴年谱》援引和《湖南文史资料》第十辑刊登的“凌容众日记”，有较详细记载：1905年1月间，平江四人同长沙一批人，“于武汉会齐，九十三人去日本。16日乘轮离汉度过阴历除夕，4日抵神户，5日抵东京。”1905年2月11日记有除辫事：“早起改装剪辫，小溪（父亲号筱溪）继之。”“未初，偕小溪赴富士见楼，因开会欢迎孙逸仙也，不期而会者千余人。警察原限准三百人，继许九百人。楼中只能容千人，踵门而退者殆又数百人。……日本之白浪滔天演说云：吾倾家以谋中国之革命，不成，无以为生，为优人以求食。所以不忍饿死者，欲留一命以见支那之革命也。”当年除辫是一件大事，在留日学生中也只有少数人做到，这表示革命精神，同清廷的决绝。凌容众和先父这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到日本，还没有上学，就先除辫明志，这说明他们在国内早已接受了黄兴、陈天华等的反清革命思想。因此，同盟会成立后就加入了，成为第一批会员。（头两年在东京参加同盟会的863人中，湖南籍最多，有157人）他们的生年都差不太多：黄兴、凌容众1874年（31岁），陈天华1875年（30岁），宋教仁、李积芳1882年（23岁）。父亲一生重视教育，在日本安心读书七八年。当年留日学生万余人中，因多入速成科的学校，进大学而毕业的为数较少。
1905年冬，日本政府循清廷之请，禁止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陈天华蹈海自杀，以绝命唤醒国人。（陈是1903年从湖南到日本留学的，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反清革命白话文小册子，影响较大）一批留学生被日本政府驱逐回国，其中湖南来的有凌容众、秋瑾（她的丈夫是湖南人）等十多人。随后大批留学生都回国了。1906年凌回到家乡，宣传革命，毁家兴学，创办启明女校，第一班8个女生中，有我的母亲和李六如的元配夫人钟桓英。父亲从官费中省出钱来，帮助妻子上学。我母亲可说是辛亥革命前受过现代教育、有思想的女性，父亲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朋友交往，童年时就常同我们三姊弟谈，尤其谈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友情，启发我们如何求学做人，向父亲学习。回长沙居住时，生活非常困难，当时湖南督军兼省长赵恒惕，同吴佩孚勾结，委父亲以重任，他坚辞不就，过年过节送巨款也退回去，常同母亲谈寄希望于广东出兵北伐。
二、我家与黄兴家
辛亥革命，黄兴居功至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被称为“革命的实行家”，直到武昌起义，是同盟会多次起义的直接领导者，黄花岗之役负过伤。当年孙中山、黄兴是并列齐名的。讨袁（世凯）失败之后，孙黄之间曾有意见不合，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强迫入党的人按手印，服从他的领导，黄兴拒绝加入，以致国民党当政时，曾长期“扬孙抑黄”，不宣传黄兴的革命事迹。记得十多年前在北京开黄兴纪念会时（大概是因湖南黄兴故居修建开放而召开的），我将这个情况谈了。父亲加入同盟会后，同黄兴、宋教仁等成为好朋友。母亲同我谈过，黄兴1916年去世时，父亲悲恸不已。后来同黄的大儿子黄一欧常有往来。1949年回长沙时，我去看望过一欧兄。我进米龄（88岁）时发表过“仰怀黄公”绝句两首：
壮志未酬公不言，遗容常伴书案间。
儿时岁岁麓山顶，好友相携谒墓前。
民主先驱世仰瞻，恨无实践替公传。
我心一事差堪慰，两代知交过百年。
黄乃（原名黄一寰）是黄兴的遗腹子，我的终生好友。我们在长沙著名的楚怡小学同班，都是高材生，跳过班，毕业时他第一名，我第五名。大革命时我们都是学校童子团活动的头头。每年春天，学校安排学生一天郊游，总是到长沙湘江对岸的岳麓山爬山。黄兴的坟墓在山顶上，我同黄乃年年必到此拜谒。他1936年到日本留学，重走父亲的路，参加左派留日学生的活动，1937年6月被日本警署拘捕，由父亲的日本好友营救出狱。1938年他就到了延安，毛泽东还接见过他。我是1939年底到延安的，当晚看《日出》预演，在礼堂门口碰见了他，真是喜出望外。在延安六年，我们无话不谈，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他在总政敌工部，冈野进（野坂参三）领导他编《敌情》、《解放日报》的副刊。他会写文章，精通日语和世界语，还会吹口琴，跳舞时参加乐队。抢救运动中，我被关在保安处，博古并不同意逮捕我，问过黄乃对我的看法，黄认为我绝对没有问题。他是高度近视眼，1949年后就失明了，负责盲人福利会工作，专心研究并创造新的盲文。晚年我们同住一栋楼，他的客厅中悬挂着他父亲写的两个大字：“笃实”。1988年他70岁生日时，我写了一首七律相赠：
少小同为童子团，毗邻共度古稀年。
六秋相饮延河水，廿载睽违冻雨天。
依旧镜心观世界，革新盲字吐叽篇。
常叹大器才难展，却有精神海内传。
黄乃去世后，我为他的文集出版写过一篇长文。
黄乃的大儿子伟强是油画家，为纪念辛亥革命百周年，他画了当年近百人物的头像，从加拿大回国，同百位将军写的字幅一起办纪念辛亥百年的书画展览会。9月10日在世纪坛开幕，请我参加并讲话。我讲了父亲同黄兴、宋教仁等人的关系，他们都是追求民主和宪政的先辈，我念了为《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写的那首七律，最后高呼：辛亥革命一百年，宪政施行依旧难。
三、父亲与宋教仁、谭延闿
父亲同宋教仁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同庚，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同班，宋是法律科。1987年宋教仁诞生105周年时，他的家乡湖南桃源县政协出纪念专辑，让我写篇纪念文章。我在文章中谈到，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顽固派曾屠杀湖南维新人士一百余人。随后黄兴、宋教仁创建了华兴会，以后和兴中会、光复会合并到同盟会。1903年他在武昌读书时，即致力于组织革命团体。辛亥革命以后，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醉心于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以争取国会议席的多数，成立责任内阁。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力量太弱，迫于形势，让位给袁世凯。宋教仁作为追求“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这一理想的代表，想利用宪法和议会去约束“独夫当国”的袁世凯，实现中国破天荒的民主政治。宋教仁学识渊博，尤长于写作。间岛问题发生时，立即出《间岛问题》一书，为清廷交涉取胜起了作用。他精心研究日本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专门著作。他深知舆论的重要，在日本时，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主持《民报》（上世纪50年代初在湖南时，父亲的老朋友、原湖南高等法院院长陈长簇将他在日本收藏的全套《民报》送给了我，1952年我“投笔从工”转业时，将这全套《民报》送给了田家英）。随后在上海办《民立报》。辛亥革命前，他是黄兴在国内多次起义的助手；辛亥革命后，他就成为推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的热烈鼓吹者。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他奔走各省，协调南北，联络政党，全力进行竞选活动，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主张省议会有立法权，省长民选。他又擅长演说，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国会选举结果，参政两院的国民党人占议席多数，组成国民党一党内阁，宋教仁为内阁总理，几乎成为举国定论。1913年初，他在汉口演说时有这样的一段长话：“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拿出铁血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当时即有谣传，袁世凯要对宋下毒手，他对朋友说：暗杀之事，防不胜防，只有处之泰然，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励同志们的奋斗。在国会开会前夕，3月初，袁世凯急电邀宋教仁入京，“共商要政”。3月12日深夜，他由上海动身，在车站被手枪击倒，此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都在身边。
宋教仁可说是民国主张并努力实现民主宪政的第一人。武昌起义后，《民立报》社论即指出，革命党人中“牟私利之人多”。章太炎公开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南京政府刚成立时，由于宋同立宪派张謇、汤化龙、熊希龄有来往，深受同盟会中人的攻击。他的“调和南北，只希望有一个和平统一的中国”的思想，不为同盟会中一部分人的认可。宋教仁之死，全国哗然，这一事件缩短了袁世凯的政治生命。我在纪念文章结尾写了一首七绝：
独夫子弹震神州，恸哭人才第一流。
谁道英雄长寂寞，民权社会共千秋。
宋教仁被害之后，父亲怀着深切的悲恸，到北京出席国会，在国会中为宋教仁的理想，积极活动，在北京生活了六七年，我们三姊弟都出生在北京。我出生后，张勋复辟，解散国会，父亲就单独一人到广东，参加了孙中山召集的非常国会。辛亥革命前，谭延闿属立宪派，在湖南任推行宪政的谘议局议长，同父亲就有交往，这时同谭延闿（以及孙洪伊、周震鳞、覃振等）过从更密了。谭延闿在广东送我父亲的四幅字条，上书苏轼《张先词跋》“张子野诗笔老妙”这一大段话，一直挂在家中，儿时是能背诵的。父亲去世时，谭正闲居在上海，我的五叔父特带我到上海去见过谭，行鞠躬礼后，谭摸着我的头，问候我的母亲，并赠送二百元奠仪。1999年4月，到南京参加“五四”八十周会会议时，我和老伴曾特到谭延闿墓前行礼。
关于谭延闿当年的情况，我还知道这样一件往事，毛泽东和蔡和森为赴法勤工俭学筹款，住在北京杨昌济家时，杨让他们去找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章士钊，写了封介绍信（称蔡、毛为“天下之奇才”）。章就将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谭延闿汇来的二万元汇单，交给了毛泽东。
母亲同我谈过当年在北京国会开会时，议员们意见不同，争论激烈时，甚至摔起墨盒，后来墨盒就被钉死在桌子上了。国会旧址还在新华社总社院子内，现在没有人关注这些议会旧事了。
四、六如老伯
当年同父亲关系最密切的平江同乡除凌容众外，还有方维夏和李六如。方比父亲大三岁，参加过华兴会，也是1905年到日本的，入东京农业大学，立即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11年回国后，从事教育，任第一师范学监，是毛泽东的教师。1925年到广东，由李六如介绍入党。1931年从苏联回国后，派到苏区工作。1936年在湘赣边牺牲。母亲同我谈过，父亲去世时，方维夏曾伏棺痛哭。方的二女儿曾在苏联学习，与蔡畅同班。母亲同方一家母女四人常有来往。现在平江县长寿街办有维夏中学，竖有方的铜像，我题写的校名。
李六如的原配夫人钟桓英，同母亲是好朋友。母亲同我谈过1920年前后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时，毛泽东常到李家，毛不讲卫生，钟桓英常给毛洗长褂子。李六如比我父亲小五岁，1907年二十岁的时候，他结识了同乡凌容众，从凌那里知悉陈天华蹈海事件，并看到《民报》、《游学译编》、《嘉定屠城纪略》等反清报刊和书籍。从此，投笔从戎，1908年到武昌参加新军，结识了同盟会会员刘复基（武昌起义三烈士之一）、詹大悲等，组织文学社，为负责人之一，从事士兵运动。武昌首义时，他被黎元洪委为第四镇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参加了阳夏之战。由于不满意标统职位，又觉得自己年轻，想出洋深造，几经请求，黎元洪终于同意，赠他三千元出洋费，每月另拨官费八十元，还补了一个“陆军少将”头衔。
1912年到日本后，他热心议会政治，进了明治大学的政治经济系，一心读社会科学书，如《社会问题十讲》、《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还读了《资本论》第一卷，受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很深。1919年10月毕业回国后，曾有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从事过这方面的活动。1920年到长沙教书，倡导平民教育运动，成立了全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方维夏时任省教育会会长，给他许多帮助。他编辑了四本通俗的《平民读本》，于1922年出版，宣传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四本小书曾风行一时，一连印了四版，几万册。1921年李六如先入团，后入党，还作为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代表赴广州，为党办的湘江学校募款，从而结识谭延闿、邵力子、覃振等人。他在谭延闿任军长的第二军军校中担任过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北伐时，他任第二军第四师（师长为张辉瓒）的中将党代表，方维夏为第五师（谭道源师长）的党代表，军党代表是李富春。
1930年到中央苏区，他主要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红军长征后，被留在后方办事处，经常随着部队在赣南山林间转移，经常掉队。1935年在一次非常危急的情况下，他被认为再拖下去，会白白送死当俘虏，于是项英命令他和他的夫人王美兰离开苏区，给了一笔路费。这笔钱在过赣江时，几乎全部被白军搜走，流落到吉安后被捕。由于白区报纸刊有他的照片，被捕后受过种种酷刑，他守口如瓶，终被判处极刑。他于是向当年老友、时任国民党司法院副院长的覃振求援，覃振立即给江西省长熊式辉写信，得以释放。因此1937年8月就到了延安。在延安曾担任过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他目睹江青专横跋扈、反复无常，服务人员十分为难，敢怒而不敢言。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他将大家长期积压在心头的对江青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一次汇报，正当他同毛主席谈话之际，江青走了进来，有些话被她听见，当即大哭大闹。此后他就离开了这个职位。
我到延安后，立即去看望六如老伯，过去只听到母亲谈父亲同他的亲密交往，以及举家关切之情。他突然见到这个外貌酷似乃父的故人之子，自然十分惊讶和意外高兴。至今我还记得那表情和满口乡音：“呵呀，呵呀，想不到，想不到，你的姆妈好吗？”在延安六年中，我每年总要去看望他一二次。延安生活苦，每去必留餐，“打牙祭”。我在《解放日报》工作时，1942年要写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特地去找他谈过他参加辛亥革命的事迹，对他的一生才有较多的了解，六如伯是我们党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他怎样走上革命道路及其曲折的经历，在清末老一代的知识分子中是非常典型的。难怪他后来非写出一部《六十年的变迁》不可。他幼年丧父，母子靠借贷维持家计。他虽然饱读经书，获得应县考的资格，但两个弟弟只能当学徒。后来这两个弟弟和儿子，都被国民党杀害了。
延安整风抢救运动时，除了黄乃为我作证外，六如伯也为我作了证明。“抢救”中的过“左”做法，他向组织提过书面意见。保安处曾派人来向他调查我老家的情况，问我的父亲是不是红军杀掉的。我是在长沙读的小学和中学，老家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六如伯比我熟悉得多；老家的亲属中，有人死于国民党的屠刀，也有些妇孺死于过“左”政策。有他的证明，这类谣传一下澄清。其实，我到延安时写的《自传》，老家的重要人事，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奇怪的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我受批斗时，康生仍在造谣，说我这个人“有杀父之仇”。后来知道，六如伯向调查者再一次辟过这个谣，并对我父亲作了评价：是当年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开明人士，如果活下来，也会赞成共产党革命的。
解放后，六如伯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书记。1952年初，他回到阔别25年的家乡。当时我在湖南省委工作。我的母亲自己做菜，举行家宴，请六如伯吃饭，当年平江人老红军陈再励（省民政厅长）、曹瑛（长沙市委书记）和陈长簇老伯都参加了。这时我正为《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一书搜集资料，他知道我的这个计划后，谈到他在延安整风时，由于思想认识的提高，发现自己一生同中国革命历程，竟是如此紧密相连，因此写了《自传》之后，就将自己各个时期的经历和认识，写了许多札记，这个包包在离开延安后，一直随身带着。这次到湖南来，也附带收集有关资料。这就为我写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四本《平民读本》也是这次借给我的。五十年代在北京，我整天忙于事务，看望六如伯反不如在延安的次数多了。《六十年的变迁》第一卷出版之后，他在扉页题签，送了一本给我，至今保存着。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六如伯。1979年初回到北京，去看望黄克诚，才知道这十年中，加上六如伯，我们三个人归“专案一办”同一个人管。八十年代初，听说他的夫人王美兰仍住在北池子故居，于是去看望她。二十多年睽违，彼此还能认得出来。我们谈了大半个上午，才知道六如伯去世前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每从报纸或广播中得知江青又发表讲话时，六如伯就向老伴叮嘱，要做好思想准备，随时应付最坏情况的发生。1967年康生一次接见湖南造反派时说：“李六如是叛徒、反党分子。”还补了一句，“就是写《六十年的变迁》的那个李六如”。“反党分子”的罪名是由于六如伯参加编写《平江革命斗争史》，被推为主编。这当然就是“为彭德怀翻案”了。至于“叛徒”的问题，自是指1935年江西被捕之事。这件事，过去六如伯没有详细同我谈过，只说到是由覃振营救出狱的。1970年，83岁的六如伯和他的老伴，被流放到桂林，过着软禁的生活。林彪摔死后，1972年返京，长期生病得不到正常的医疗，终于日渐恶化，只好回家待毙。最后病危时，夫人到附近借一辆三轮车，将老人拉到医院。咽气时，六如伯拉着40年共患难的老伴的手，用发硬的舌头，喃喃呼唤着毛主席、周总理、老同志……神情极其凄苦，最后，流下两行泪水而停止呼吸。时在1973年4月10日。
五、我采访林伯渠和张曙时
在延安《解放日报》工作时，1942年为纪念辛亥革命，我还采访过林伯渠和张曙时两位老人，《林伯渠谈辛亥革命》、《张曙时回忆京陵》都刊载在10月10日的报纸上。林老和张老都参加过同盟会，同林老谈了四个小时。他是1904年到日本的，入弘文学院。最初受梁启超办的《新民丛报》的影响。参加了孙中山到日本时开的演讲会后，立即加入同盟会。还讲到孙中山讲演的主要内容所举的例子，说明他为什么赞成民主共和，反对君主立宪：“铁路是个好东西，但怎样成功的呢？英国开初试用木轨，用马拖车；后改铁轨，仍用畜力；最后，终于蒸汽机车实验成功了。政治的进步也与此相同，由皇帝专制，到君主立宪，终于民主共和。”他不赞成当年宋教仁、黄兴只看重国会、政党、责任内阁的政治活动，“以为法律是神圣，政党内阁是只铁笼，可以关住袁世凯这只猛兽”。
张曙时辛亥前在南京法政学院读书时，就参加了同盟会，并从事新军活动。“那时只要能与同情革命的军警联络，便是最好的革命工作，知道革命一定要靠武力才能成功。”学校教员在讲堂上也公开谈革命，黄花岗事变后，大骂清廷腐败。他详谈南京和扬州等地起义的情况，以及同盟会改国民党后，各地的分部都极其松懈，什么人都拉进来。
六、母亲对我的影响
父亲当年的朋友，同辛亥革命有关系的人很多，母亲也很熟悉，她非常敬重这些朋友，同她敬重父亲分不开。父亲去世后，母亲32岁，立下决心：继承夫志，将三个子女教育成有用的人，虽然生活困难，决不能回老家吃租谷，让儿女成为游手好闲的子弟。母亲常对我们讲起与父亲有关的往事，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谈过做大丈夫的古训：立言、立功、立德和不淫、不移、不屈，虽然年幼时还不能完全领会。前面提到的《民国之精华》对父亲的评价：“君秉性诚厚笃实，痛恶浮华，居常以俭约自持，能耐劳苦；与人交直而不数，喜闻荩言。”我在母亲的教导下多有继承，一生受益颇多，也因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每当遇到大事，我不会突破良知的底线。尽管一生处于做人与当党员的冲突中，我宁可受罪受苦，也不违心地去做不正当之事，伤害他人。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回忆文章的原因。
《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