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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2)

今天存活在中国大陆的古稀老人,如果请他们回忆一下童年时代印象最深刻的往事,八成都会谈到一帮小伙伴相跟着奔跑到遍布城乡的临时刑场,在那里去看枪毙人的现场。那年代是所谓的建国初期,又据说蒋介石逃离大陆时,留下了大批军、警、特人员,准备他日反攻大陆时里应外合。对这类被称为潜伏敌特焉能不铲草除根?因而视城市的规模大小,乡镇人口的多寡,每隔三、五天,多则十来天都会召开所谓公判大会,一次公审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的枪杀,街头巷尾有大幅布告,报纸上有醒目的大字标题,陈述着被杀者姓名年龄罪恶事实,结论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等语,草草几十个字就剥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这种血腥杀戮对普通老百姓也构成一种恐怖威胁,让他们知道新的统治者是严酷冷血的杀手,按毛氏教科书的说法:“这就叫历史,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斗争史”。

关键是跟在行刑队后面急匆匆奔跑的这群孩子,在他们不谙世事智力初开的幼小年岁时,让血腥的“脑袋开花”去替代三字经“人之初”的启蒙是绝对有害的,其中必有不少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闯将”,造成一场深重的民族浩劫,不能说这里面没有暗含着体制的必然联系。

那时我十六岁,在解放军部队里被“狼奶”喂养得斗志昂扬,经常列队进入会场作精神抖擞以扬军威状,听主持会议者作报告时,该鼓掌时我热烈鼓掌,该呼口号时我振臂高呼。从来没想过这些被杀的编辑记者、老师教授、乡绅名流多为传承我中华文明的精英人士,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匪首特务?1957年我已二十三岁,不再像前些年那样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中共开展整风号召“大鸣大放”,我也响应“知无不言”的要求,谈了一点五十年代初枪毙人太多的个人看法,谁知话音刚落,我也就成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了。常人有所不知,如果你已经倒霉到如此地步,与你相关的情感关系都会发生质的变化,你得口口声声以贱民的身份卑躬屈膝面对任何一个人,即便你明知他是个势利小人或者白痴。你得随时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之所以还能吃饭干活呼吸空气,那是由于党的宽宏量大给了你赎罪的机会,即使你心理想的不过是他妈的“两根红苕”反革命而已,口头上仍得承认罪大恶极死有余辜。

据说“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

只是阶级斗争更加尖锐更加复杂,犯人们从劳改实践中也能体会到。稍有农业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大忙季节就是指栽秧和挞谷两季,或者像读书人说的春种和秋收。我被“枪毙”那天,正是秋收季节,加班加点早出晚归,众犯人累得鼻塌嘴歪,收工后倒在床上吹噗打鼾,一个个睡成死人模样。半夜十二点过后,突然门边一声枪响,接着寝室门被军用皮靴踢开,电筒光射进门的同时,几十个饱含阶级仇恨的男高音不断吼叫着:“出来!滚出来!”惊恐的犯人匆匆忙忙的从室内拥出。门外两侧的士兵组成一条窄巷子,手执用棕绳编成的鞭子,对在巷子内奔突的犯人劈头盖脑的打将下去,顾不得你是接受改造还是反改造,奔完这段“鞭打巷”,有权威声高叫:“到晒坝里集合!”也就是到队上晾晒谷子的三合土坝子里集合,全体“惊弓之鸟”便向晒坝拥去,此时突然亮光一闪,“叭”的一声枪响震在耳边,对大多数没有战场经历的犯人,这枪声几乎抽掉了他们的脚筋,浑身发软,只差瘫倒在地。

根据“狗急跳墙”的原理,高等动物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爆发出特大的力量以自救。今晚,这一队作为高等动物的犯人终于用他们的爆发力完成了:“立正、向左看齐、向前看、报数”一系列平常总不能认真完成的军事动作,你听那一、二、三、四、五……的报数声,吐词多么清晰洪亮,一个接一个多么紧凑,简直像一队训练有素的军校学员,但他们也绝对地不像军校学员,因为刚才那一声枪响,加上深夜的寒风(凉山地区的气候秋夜已经很冷)使众犯人无一不在瑟瑟发抖,特别是那些从深山的茅棚里刚刚抓来的资产阶级份子,(他们中许多人直到老死也没有看到过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两腿筛糠,双膝发软,尽最大努力不让自己瘫倒下去。

列队完成后,喊口令的指挥官手里晃着手电筒的亮光开始讲话,他大声吼着说:“你们这些狗杂种,天天在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今天晚上我们要对你们‘机枪点名’……”有的人不懂,有的人吓坏了,有的人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中的一个,因为我在1950年6月从军政大学毕业后,曾被分配到大足县警卫营二连去担任过文化教员。当时连队里从北方打到南方身经百战的老兵比比皆事,我亲耳听他们闲聊中说过,若干年前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对俘虏进行“机枪点名”,那只是借口调动将俘虏们押解到一个山凹里,突然一声令下,预先埋伏好的轻重机枪一阵点名似的扫射便“把敌人消灭干净”,从没听说过像今晚这样,先把敌人列队集合先行宣布然后执行“机枪点名”。虽然我不相信,但今晚来势汹汹的突袭架式也不会是闹着玩的。

果然指挥官(我估计他是个排长)从衣兜里摸出几张纸,电筒光射在纸上喊出了第一个人的名字:“杨根柱”。此人据说是来自泸州市的历史反革命,传说他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营长,他也是经常被含沙射影的“座山雕”或“黑手”之一。但他是旱地班的成员,虽然同为反革命,我对他印象相当不好,最看不起他在“犯际关系”上的欺软怕硬,本着劳改箴言“多一个敌人多一条绞索,多一个朋友多一个陷阱”的警示,我们无任何私人交往。他面对犯人的队列站着,背后是十个左右的“战斗力”,一个个手执箩索缠成的鞭子,眼睛里燃烧着仇恨的火焰,突然一个士兵在这杨根柱身后一猫腰,然后猛一伸手抓住杨犯的脚踝,往后一拉,只听得“卟通”一声,杨根柱硬挺挺地扑倒在地。接着就“往死里捆,往死里绑”。捆绑完毕就用箩索缠成的鞭子在杨犯身上猛抽,并伴以军用皮靴的踢踏,然后又令他站起,又再一次的拉倒、痛打,像这样反复了四次,直到第五次,这一次拉脚踝的士兵两手用力不平衡(不排除故意这样作),以至杨根柱侧身倒地将他的左脸摔破出血,杨根柱也似乎被打得气息奄奄。

终于指挥官的电筒再次射在一张纸上,按姓名年龄性别的顺序宣读了杨犯根柱的刑事判决书,其主要罪行除众所周知的伪军营长之外,也不过是狱吏们在晚点名或其他会场所讲的那些“幕后支使者”“黑手”之类的含沙射影,最后的判决出乎意外地竟然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众犯人以为马上就拖到一边去枪毙,但却没有,只是掀他到这临时会场的一边去站着。

指挥官的电筒又射到一张纸上,喊出了张思友的名字,因为他是南充所辖的岳池县人,算我的半个老乡(我在南充划为极右份子),稍微有些亲近,记得他是历史反革命,判刑二十年,但他已服刑了十九年,年龄也已六十岁出头。因为患有胃病,人很消瘦体力不好,便在队上担任篾工,专门编些箩筐撮箕之类的生产工具。此人最大的特点是爱说些引人发笑的俏皮话,他不知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不允许反革命份子开怀大笑的年代。常言道言多必失他的俏皮笑话也就让他吃了苦头,当晚一顿痛打以后也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第三个叫到名字的是江其昌,他原是成都市一家印刷厂的切纸工人,反革命罪但刑期才几年,几天前吃中午饭的时候,他领得包谷粑一个(犯人主食,每人一个,重三两多,绝对吃不饱)。这个江其昌一只手拿着包谷粑,另一支手拿着筷子在包谷粑上敲着从饭堂中间走过,他一边走一边嚷着说:“这么小的一只包谷粑,别个咋个会要你参加联合国嘛!”(那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虽然当晚挨了批斗,今晚还得进一步清算,暴打一顿然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直到第六名,终于喊到了我的名字,我也就照例扑倒、暴打,再扑倒、再暴打,只是在第三次扑倒的时候,我的下巴颏先落地,撞裂开了一条约四公分长的口子,暴打过程中,我的脸部又曾触地,我自己流出的血也可能还有前面几位犯兄流在地上的血把我染成了“红脸关公”。兴许各位“战斗力”打得有些累了,就没有再第四次将我拉倒,宣读完死刑判决书后将我弄去和前五名一起列队等候。在我之后还有两名倒霉鬼步上后尘,一共也就是八个判处死刑的份子。

指挥官最后对没判死刑的一百多名犯人简单的训了话,也就是叫他们改恶从善,不要像这八个反改造一样走上今天晚上这条抗拒改造的死路,然后令逃过了“机枪点名”的众犯返回寝室。

我们八个死刑犯被众“战斗力”推向地坝的边缘,夜色中我也看得不十分清楚,仿佛有三、五个已无力行走,由“战斗力”拖曳着走去的。到了地坝边缘,响起了一阵枪响,然后战斗力们大声高呼:“同志们,我们占领了××××高地,冲啊!”向几公里外他们的营房住地冲回去了。

枪响了好一阵,我才发现我并没有死,而且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其他的几个人则全部倒在了地上,但夜色中也似乎有人在动弹或发出呻吟声,这时中队部的犯人卫生员来到了,队上的监管狱吏、分队长李富贵也打着电筒来到了“刑场”,他令卫生员为我们几个伤者包扎伤口,同时故意说了一句中共特色的此地无银三百两,使人感到分外恶心。他说:“怎么搞的,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实际上他的住房就紧挨在晒坝旁边,他的听力又无以伦比,有时犯人说悄悄话他都能听见,夜深人静的晚上,又是打枪又是吼闹就差没在他门上扔手榴弹,他能“一点也不知道吗”?不过他知道,任凭他怎样自欺欺人,被骗者也没人敢揭穿他,这也就是当前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需要追求的效果之一。

卫生员在我的伤口上缝了七针,在我的下巴颏上,从此留下了一条永不消逝的伤口。前文曾提到涂国华“以卵击石”“自我枪毙”后,在头顶上留下了一条“天老爷一睁眼就能看到的伤口”,我这条永远对着地面的伤口,便是土地菩萨老俩口只要抬头一看,便能一目了然我下巴底部的这条伤口,我和涂国华两人,一条对天,一条对地,倒也相映成趣。

最令我奇怪的是,几个月前,我在犁田时曾经被一头荷兰耕牛打掉了一颗下门牙,这缺口旁边的两颗牙齿也为此松动,其中一颗已经摇摇欲坠。就在今晚的“枪毙”过程中,它永远地离开了它赖以生存的牙床,它什么时候掉的,掉到哪里去了,是被我不经意地按弱势群体“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民谚吞进了肚子里,或者在昏昏迷迷中吐到了地上,我无论如何也回忆不起来。这也似乎可以证明,高等动物在精神紧张到某个临界点以后,就会逆转而成麻木状态。我不知道医生们是否认可我的这项分析,我只有用这种分析来安慰我那颗失踪的牙齿。

大忙季节这八个劳动力就只能躺在床上呻吟,据说民间有童子尿喝了能治内伤的传闻。但这劳改队又不是少年犯管教所,哪里有什么童子,最小的也是二十岁出头,无奈之下有几个受伤犯人竟用自己的包谷粑,找这些年轻犯人换他们一泡假冒伪劣的童子尿,我看见他们一盅盅地喝,简直犯了恶心,我一次也没有喝过,因为我不相信那东西能治内伤。

八个人中,最不幸的是张思友,这老头可能因为骨头老化而脆性,他的胳膊打断了,更不幸的是,他被死刑吓成了一个疯子,从此队上少了一个手脚灵巧的篾工,却多了一个装疯卖傻份子。更可悲的是他那群儿子儿孙,如果能有幸看见满刑出狱的老爷子,见到的只是一个语无论次的疯老头。

曾多次有人问我:“在‘枪毙’你之前,你在想什么”?我回答说:“我想死。”在那些年代我真正有生不如死的感觉,曾经想到过自杀,我没有这样作的唯一原因,只觉得这样会对不起我白发苍苍的母亲,我没有理由摧残我父母赋予我的生命,别人杀我是别人对不起我的母亲,那是他的事。

1980年我平反后,曾短暂的在南充丝二厂技工学校教书,有一天晚上,学校里停电,我摸着黑去上厕所,突然从黑角里窜出一个汉子,惊叫一声后将我紧紧抱住,我却镇静地一言不发,这个姓侯的同学想用这个恶作剧来吓唬一下他的同学,一看是我,他显得既尴尬又抱歉,事后他问我:“张老师,你怎么一点也不害怕?”我回答说:“因为我死过。”

2001年12月1日于成都
2011年3月改定于新都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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