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9年到1972年，赤峰街每年冬天都枪毙一批反革命。多的时候十多车，少的时候一车。如果被枪毙的人只有一车，开大会的群众不积极。枪毙的人越多，与会人越兴奋，应了那句名言——革命是群众盛大的节日。
拉犯人的车全是军队的草绿色解放牌卡车。车的前部顶端凸出“解放”两个字，毛的草书。车厢是齐腰高的木头拦板，里面放两排长椅子，让犯人头朝车外跪着，臂缚五花大绑。犯人脖子上挂牌子。有的牌子是铸铁刷白漆，用八号铅丝或细铁丝挂犯人脖子上。我看过一个反革命把脖子伸得老长，必是细铁丝勒进了肉里。他闭眼，咬紧牙关。那表情就是盼着早点被枪毙而少遭罪。公判大会的时间大都很长，两三个小时，加上游街时间，半天左右才拉到刑场。
军车的椅子一排跪三个犯人，两排六个。车头站一个人——大反革命。他头发被两个战士向上薅起，露出脸。那时候不给犯人剃光头，否则没头发薅。跪在两厢的小反革命比站车头的便宜，可以垂下头，不被熟人看出是谁。我现在想，那些被枪毙的反革命盼望的是不挂写姓名的牌子，不被薅起头发，早点被枪毙，免得他的家人受打骂欺凌，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反革命的家属想迁移外地决无可能的，没有介绍信，不卖车票，也不会有任何一个地方收留他们。
押犯人并执行枪毙命令的都是解放军士兵，我在赤峰看到的枪毙事件皆如此。其实宣判——没有审判，只有宣判——死刑的人也是军人，法院和公安局早砸烂了，掌管法律的机构叫人民保卫组，是革命委员会下设的办事机构。当中央宣布对内蒙古实行军管之后，革委会包括人保组的主要成员都是军人，来自北京军区。在我的印象中，那些年没有徒刑，枪毙布告上除军代表的名字外，其余全用毛笔蘸红墨水打×，这是被枪毙的书法标志。几年后，恢复了法院，布告出现不打×的人名，有徒刑了。
公判大会在红旗剧场外的广场举行，剧场现在改成演出黄色二人转的小剧场和卖女人内衣的商厦。广场大，盛两三千人，真是人山人海。人们不为听宣判，只为看怎么枪毙人。参加者有学生、工人和机关干部，列队站立。拉犯人的军用卡车停在台阶下，台阶上——剧场入门的地方是主席台——摆着学生木制课桌，坐一排戴红领章、红帽徽的军人。这三块红代表最高权力，生杀予夺均无不可，缝在绿棉布罩衣上。台上还有穿军罩衣、左臂带“红卫兵”袖标的红代会代表，有男有女，十七、八岁。袖标上“红卫兵”这三个字均为毛的草书，卫字繁体。这几个字用黄漆喷在红布上，戴久了，黄漆裂纹，但不掉颜色。
念判决书的时间很长，多数人为等待看枪毙人，也只能耐心听。每个犯人的判决书内容都差不多，其实都一样。没有犯罪情节、时间和手段，罪名一律是“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宣判书念到二十分钟左右，就有红卫兵（都是女的）以凌厉的声音喊口号，听者抬臂呼应。女口号手的声音不知是喇叭的原因还是她用了特殊的发声方法，入耳裂人心魄。口号约为：
1、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2、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3、打倒帝、修、反！
攒底的两句是赞语：4、毛主席万岁！5、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前面说过，主席台响起口号，台下的人必须口齿清晰跟着喊。假如——真有这样的事发生——喊错了，把“打倒”与“万岁”颠倒，那就是一个标准的“现行反革命”，立刻被揪到枪毙犯人的车上跪绑。本次枪毙不一定有他，下一回肯定跑不了。有一年公判大会上，一人喊出了“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灭亡”，左右人听到，他被反剪胳膊拧到台上犯人车上。到了车上，他已吓昏了。劳动解放军战士一直薅他头发，露其脸面。台下喊：“装死！”往他脸上扔石头，这人没反应。周围拟被枪毙的人还有反应，转眼珠看这个新鲜的同伙。后来，有人说他吓没气了。
喊口号的女红卫兵坐在解放车的驾驶楼里。此车无犯人，车头挂彩画，穿绿军装的毛泽东满面红光地站在比例显然缩小了的红旗的海洋里，下面的大字是“宣传车”。那时候，无数人向这位喊口号的女红卫兵投去崇拜的目光。她像女神——带犀利目光的女神——那样目视前方，不屑迎接委琐人等送上的敬佩眼神。她这种念口号的行腔吐字方法，好多年没听到了。这是什么方法呢？我曾想了很久，找到门道。该腔调源自京剧的剁板：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李默然念台词就这口风，但浑厚。字与字，隔三岔五都有REST（意大利文，休止符）。
宣判结束，广场人群像潮水一样闪过一条道，让军车过。工人、干部和中学生围车细观这帮将要吃枪子的人们，我这个年龄、在小学混的乌合之众是军车最忠实的追随者，跟着车走。军车从红旗广场往北拐，路过五道街口、四道街和三道街，在头道街拐弯，过北大桥，奔北沙坨子。反革命分子全在北沙坨子被枪毙。
车开得很慢，我们看到犯人有人穿单衣（麻绳露在外面），有人穿棉衣（绳勒进去了）。他们脸上并没有害怕的表情。他们没表情，像死人一样。我记得有一个犯人脸很白，像洗过。他耳朵眼和鼻孔里有黑色的血渍。我胆小，跟车走靠不到跟前。听家属院的小孩——红子、小瑞、二民、徐四、木兔子等人说，他们看到了犯人的嘴被二胡尼龙弦勒着，使之发不出声。还有人说，所有犯人下巴都被摘掉了，淌哈喇子。摘下巴是防止他们作“覆灭前的猖獗一跳”，喊反动口号。他们所喊的最反动的口号都是“毛主席万岁”，这等于讽刺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院的小孩说还看到过一个场景：车开到二道街时，一个年轻的犯人突然抬头看四周，旁若无人。解放军战士抡起枪托把他脑袋砸下去。我们院的小孩说把他脑袋打掉了，轱辘到车下面，这显然是胡说。枪托的用处，我在刑场上看过。车到了刑场，五花大绑的犯人自己下不了车，有的是被踹下去的，有的是被解放军士兵用枪托拍下去，让他们从车厢头朝下滚落。枪托是卸车的工具。
我们个小，看不到枪毙的情形。有几个人抗马站看见了，说上刺刀的步枪直接顶着犯人后脑勺，一开枪，“啪”，半边脑袋没了，露出白花花的脑浆子，这叫“炸子”，专门为枪毙犯人生产的。
家属院的红子看过这场景，他从不说。别人一提“枪毙”俩字，他就哇哇呕吐。
我小时候的赤峰市又叫哈达街，只有两三万人口，是昭乌达盟公署的所在地。两三万人口，怎么能抓到那么多反革命呢？我一直想这个事，没明白。我没看过当年的案卷——有没有案卷都不一定——不知道反革命是怎样落网的。
现在回想，文革刚开始，人们最有兴趣就是发现反动标语（反标）。有人说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封面对着阳光可发现草书写的“打倒×××”，这是领袖的名字。我现在也不敢把这名字跟“打倒”写在一起。《欧阳海之歌》的封面我看了无数遍，没发现这几个字。那时我已认识了二十来个字。有人又在田字格本封面的花朵里找反标，说找到了。那时老听到有反标，在公共厕所里，在一块石头的背面。我和伙伴们养成了习惯，到各处找反标。比如，坐在公园的石椅上，低头看石椅背面有没有反标。有的红卫兵把已经抓起来的走资派的棉被和棉袄撕开，看里面有没有一块卷烟纸，上面写反标。还有，把街上的标语揭下来，看反面的字是否构成反标。这不是无稽之谈，是有稽之谈。如果发现了，反标的所有人和书写人就是押往北沙坨子的被枪毙者。还有一些反革命分子是用带领袖照片的报纸入厕，有许多人去厕所检查这件事。一个人刚出厕所，就有人进去检查厕纸，证据确凿，就是反革命。有人把报纸坐在屁股底下，如报纸上有领袖像，也是反革命，但到不了被枪毙的程度。还有一些被枪毙的人是知识分子，他们在日记里写过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言论，日记被揭发后被捕。这是被枪毙者的多数。当年在赤峰被枪毙的人中有不少南方人。南方人对我们这个地方来讲，意味着知识分子和右派，否则没有南方人来到此地。如今南方人到赤峰的很多，崩爆米花的、卖眼镜的，当年没有。
我在赤峰二中念书时，大约在1973年，学校开过一次批斗现行反革命的大会。学生有两千多人，反革命只有一个，女的，记得她叫王巧云（或王巧瑜），戴眼镜，留着毛泽东文革译员王海容那种齐耳短发。夏天，她穿长袖白衫，衣领和袖口的扣都系着，没缚绑。批斗间，她突然高喊“毛主席万岁！“工宣队员捡起一块砖头砸她脸上。她竟然不跌倒，还喊。工人师傅四、五个人跑过去，用砖砸她嘴，拧胳膊。她还扬着头，脸和牙上沾血，还喊，这是顽抗到底的表现。一个军人有办法，踹她膝盖后面，王巧云“啪”跪地下，脸被死死按进土里，喊不出了。我站前排，看得清清楚楚。老师说她反革命的行为是反对林彪，这已够枪毙了。后来王巧云被枪毙，她当时在赤峰很有名，因为是女的。她好像是赤峰发电厂的技术员。
有一个反革命的罪行，是他在会上说“万岁”的说法不符合自然规律。还有一个人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段著名的语录不符合马列主义。这两个人都被枪毙。
我小时候常去军分区跟一个副司令的儿子玩。上他们家（平房）房顶呆着。一次看战士整队到篮球场，坐地下。三人走过来，前面那个低着头，一个干部从兜里掏纸念什么，两人上前扯掉前面那人领章帽徽，掏绳子绑走了。他一定也是反革命。部队比地方宽大，一般的反革命开除军籍回老家种地就算惩戒了，不一定被枪毙。
留在现在记忆中的戒惧还有，人不能在兜里随便揣纸，也不能随便写字，几乎没有人记日记。有人记歌功颂德的日记是放箱子上让人看的。我爸在报社当编辑，后来作为黑帮到车间劳动。他见到报纸就害怕，虽然他没当拣字工人，但觉得字太可怕了，弄不好就出一条反标。
其他的反革命还有偷听敌台的人。其中大部分人是听英语广播（知识分子，他们借此学英语），被人告发而成为反革命。也有为刘少奇、彭德怀喊冤叫屈的人。他们跟用带领袖像入厕的人比，罪行更真切确凿。因此，赤峰枪毙那么多反革命并不奇怪了。“文革”不仅仅是老一辈革命家及其遗孀遭受迫害的高层权力斗争，还有许多人稀里糊涂就没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