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事种种
我从没有料理丧事的经验，更不知道我们国家在这方面有些什么政策法规，这次我才知道，我国有凡死人只能就地焚烧，不准运往外地的法规。而周老太却坚持要将朱老弟的遗体运回老家，这绝对不是我这孤陋寡闻的糟老头力所能及的事。周老太说她有办法，原来她有一个侄女在成都某个区的人大担任副主任，也算是个“说话有人听”的领导。当今中国人通过亲身感受早已体会到，我国的许多政策法规，官员门在制定它们的时候，似乎已经在这些政策法规里装配了某种神秘的软件，因此，一旦这些政策法规妨碍它的制定者的行为时，或者简要地说只要政策法规通过神秘软件识别了来者是一名官员时，该法规政策便会朝有利于该官员的方向自动“倾斜”（这是一个妙不可言的词汇，近年来十分流行）。例如周老太的侄女是一位有头衔的官员，死人不准运到外地的政策法规在她面前“倾斜”了一下，救护车载着大块冰砖，保护着朱老弟的遗体，经数百公里之遥去到了朱老弟的户口所在地。
据我估计，像朱老弟这类在当地为官多年、且最后成为当地一家主流报社的一把手之类的角色，其丧礼的规格肯定是盛况空前的，必定是车水马龙冠盖云集。吊唁者中必有真诚的哀悼也会有虚假的应酬，有哀伤的啼哭也有鳄鱼的泪滴，而这种气氛决不是我这类凡夫俗子适于涉足的“生态环境”，加上我那读小学的“老年得子”无人伺候，在求得亲属们的谅解后便没有随周老太、方明和朱莉等一行人同车扶灵前往。
我知道不少朱老弟的生前友好，便一一以电话向他们报丧，据事后得知，当年曾在一起劳教的几位“改正右派”（这是一个高度规范化的词汇，因为对右派不存在平反，只因为扩大化入围而给予改正），如北京的“成功人士”，遂宁市委党校的一位资深教师蒋含光，四川师范大学的一位老诗人黄稼，省建设银行的李才义等。他们都曾拍去唁电致哀，我也曾拍有一封唁电，内容如下：
“他是我至亲至爱的兄弟，我们共同经历了生命历程中的‘转型期’，在绝境中我们相濡以沫，相依为命，同生共死，值得我永远怀念。他懂得宽容，珍惜友谊，因而也是我终身难忘的良师益友。”
他不称职的兄长张先痴敬挽
这是我生平唯一发过的唁电，为了对朱老弟表示我的至爱。今后我也不会再发任何一封唁电，特顺便在此向一切准备死在我前面的朋友们表示深深的歉意。
附记(1)
几个月前，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我被“枪毙”的前前后后》的回忆文章，文中有个段落谈到我平反出狱后，曾专程从南充去到达县，看望一位名叫黄成良的劳改朋友。他特地为我备了一桌家常宴席，唤回满堂儿孙，让他们认识一下与老爷子同甘共苦十余年的张老辈子，那时我刚刚脱下劳改服，手头拮据，没有照相机，只得和他一起去到街上，找一家照相馆合影留念。谁知我刚刚返回南充，迎接我的竟是一份加急电报，这封由黄成良的儿子拍来的电报对我说，他父亲已于我离去的当天患脑溢血去世。因为我刚刚来单位上班，为朋友的事反复请假，实在难以启齿，未能前往吊唁，使我留下愧对成良兄及其家属的终身遗憾。
这次朱老弟的突然去世，和成良兄的去世似乎有若干相同之处：同样是老友重逢，同样是合影留念，又同样是几小时后，还同样是脑溢血。“莫非我身上附有什么妖气之类的不祥物质，通过摄影这类的媒介传递到老友们的身上，使他们蒙受不幸？”对一切装神弄鬼持拒绝态度的我，甚至对自己坚守的价值判断也产生了动摇。
1997年有一位更老的朋友来到我家，进门的头一句话便是：“你还认识我吗？”用这种沧海桑田的口气说话的人绝非等闲之辈，他叫赵国璧，我和他分别己整整四十年。
1953年，我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通信团，这位赵国璧在团部俱乐部担任体育干事，篮球打得之棒，在我的朋友中可以说所见不多。我是连队文娱骨干，少不了和他这位“文娱上司”多有接触。他说话的口音里，多多少少带有些湖北话味道，更添了一份乡音亲切。原来他曾于1947年就读于武汉大学，那时十三岁的我所就读的武昌博文中学就在武汉大学不远处，武汉大学的许多教授职工的孩子是我的同学，有些甚至和我同班甚至是好朋友，这些同学便常常带我到珞珈山去玩耍，夏天到东湖去游泳。耳濡目染之中，对那些倜傥潇洒的大学生还有那么点崇拜。身边的赵国璧仿佛让我找回了儿时的偶像，他教会了我打桥牌，我俩就比较友好，虽然他几乎比我年长十岁。
1954年我与他同时转业，他安排在重庆市的一个商业部门，偶尔出差到我所在的南充，我当然得尽尽地主之谊。1957年反右前夕，我在编南充市文联主办的《百花》杂志上的诗稿，他用赵戈壁的笔名在某期上发表了两首短诗，成为文学“团伙”。当时胡风的所谓万言书在文艺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他来信叫我寄给他看看，我寄了一本给他。按五七年反右斗争的标准，只凭这一件寄胡风“万言书”的事，“揪”两个右派份子已经绰绰有余了。
后来他被送往峨边县沙坪农场劳动教养，离了婚，再后来和我一样，以似是而非的罪名判刑劳改，他在石棉矿服刑十二年。刑满后和当地一位农村老太婆“夕阳红”了，也算“嫁”给这位太婆了。
他来看我，我当然仍得尽尽地主之谊，约了几位昔日所谓“战友”，今日老态龙钟相聚于某中低档饭馆咀嚼了一番。有好事者要求合影留念，这位赵国璧一定要和我单独合影一张，我使出全身撒谎解数加以婉拒，甚至众老态龙钟都认为我不近人情，他们哪里知道我心中有“鬼”，特别我悄声问了问赵国璧：“你血压高不高？”他说：“有点偏高。”我就更加不敢和他合影了。但我又不好意思说黄成良和朱老弟的前车之鉴，也不好意思说我担心自己身上附有妖气之类的无稽之谈，因为这种说法使我近似于众矢之的的恐怖份子，虽然我这种糟老头子，即便身上捆满原子弹也不会像一个恐怖份子。我实在不忍心再失去老朋友了，我这些历尽艰辛的朋友，他们每一个人几乎都是一本历史教科书，更重要的是，这种教科书在市场上绝对买不到，因为该书的内容正是“谎言和恐怖”，“两手都要硬”的统治者，视为足以揭开其卑劣作为的实证。
附记(2)
由于经济等原因，我家里没有订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偶尔得空便到收发室去检点小便宜，看看别人订的但尚未取走的报纸，前不久有两则新闻引起我的注意。一则是法国公布了他们国家现在仍然健在的、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人数，因为自然规律的原因其存活者肯定寥若晨星；另一则新闻说加拿大立法规定，给每个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每月配发两粒“伟哥”，我不知道别人看了这则新闻的感慨如何，反正我认为这些国家的立法者的人道精神无微不至，具有坦荡荡的君子之风。
这两则新闻又使我产生了另外一些联想，我想我们国家的组织人事部门肯定能精确统计出我国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兵还有多少？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还有多少？但不知有个什么部门能否统计出1957年的右派份子现在活着的还有多少？我敢肯定的是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和部门去干这无聊的事，因为掩盖罪证是一切罪犯的自卫本能，除非他愿意真诚悔罪。
假若我们国家有一位什么能发言的代表，敢于提出一个给参加过二战的老兵每人每月发一颗“伟哥”（比加拿大少一半）的提案或者建议，这位先生如果不立即被扭送精神病院，只能算他祖宗有德，原因非常简单，简单到一目了然的四个字，那就是战无不胜的“国情不同”，我愿意为这四个字献上一个吻，只是希望它别嫌我的口臭。
有一本名叫《最后一个莫希干人》的书，还很有点名气，在这个书名的启发之下，我想到了最后一个右派份子的鹦鹉学舌，我原以为最可能获得这项“殊荣”的便是年轻健壮的朱老弟，没想到他竟猝然早逝，使我颇感失落。不管是谁，终将有一个人去充当这个蛮有意思的角色，那时，万一有一位想进精神病院的电视记者去采访他，他将会说出一些什么子孙们不懂的言词，那倒是我无法揣想的了。
附记(3)
我竟然不知道当了官的朱老弟是否参加了共产党，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件事，就好像我不十分在意别人穿什么颜色的外套一样。事实上我的朋友中共产党员也并不少，我为人处世有这样一条原则：在生活实践中，凡是将人性置于党性之上的人都是我的朋友、或者可能成为我的朋友。反之，如将党性置于人性之上，为了党的利益将友情、亲情和爱情都可以断然抛弃的人，在我的心目中，他只是臭狗屎，虽然他外套的颜色是那么鲜红那么耀眼。
朱老弟对友情的珍爱无与伦比！
2002/12/20日于成都寓所
2003/11/2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