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在外婆家度过的。外婆家在辽西的一个小县城，那地方有好几所大监狱。听说有一座监狱还是制造钱币的工厂，全国的要犯重犯都关押在此。这些犯人都是无期徒刑或死缓，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要他们来造钱币最可靠最安全。小县城的郊区有座乱坟山，叫狼山。一条土路直通狼山的一个小山坳，那儿是一处刑场。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杀人那一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全国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国庆前夕，各地都杀了一大批政治犯。死刑犯们面色青白，非常可怕，五花大绑，双脚砸着粗重的铁镣，浑身散发出死牢中特有的那种难闻的气味，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或“杀人犯×××”的大牌子。宣判完毕，那大牌子就被翻过来，变成打了大红叉的死刑标志。接着，又在背上插上名字上画着一串串红圈的令箭状的斩头标，推推搡搡押上解放牌卡车，伴随着广大革命群众高呼的口号声，游街示众，赴刑场枪决。
行刑的队伍阵容很庞大，由警车、刑车、押送车组成车队，押送人员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那时没有警笛，是由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装成的宣传车在前边开路，一遍一遍重复广播判决书的内容，高呼“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之类的毛语录。虽不是警笛，比警笛还恐怖。
有一个死刑犯叫闻占武，是个现行反革命，脸庞长得像个大男孩，穿着一件脏兮兮的棉军衣，我至今仍记得他可怜的催人泪下的样子。在宣判过程中，他一直转动着那双好看的，充满盼望的大眼睛，好像在人群中搜索着什么，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与其他“现反”一样，他嘴中塞了一块木头，牲畜嚼子似的铅丝紧紧地勒过脖颈，嘴角凝固着黑血和口水。在那个年月，这种残忍的待遇是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当然也是故意做给百姓们看的：看清了，胆敢反革命，就是这下场。行刑车队出发前，我站得离闻占武很近，隐约听见车上的他喉咙咕咕响，似乎是要喊出声来。围观者中，有个女人小声说道：“唉哟，那个姓闻的，三个孩子啊，大的才十来岁。”我明白了，他的目光可能是在人群中搜寻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人们议论说，闻占武是个有战功的前志愿军战士，复员后在一家小铁工厂当工人，侠义心肠，人缘好，有文化，能说会道，很有号召力。文革初他组织造反派，贴大字报反对林副统帅，被群众专政，判了十五年大刑。在狱中听说林彪出事了，他就大呼自己冤枉，要求释放平反。闹了半个多月，终于闹出了结果，不过这结果与他的愿望正相反——不仅没得释放，反而被枪毙。
狼山刑场早已人山人海，先期到达的民兵们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由于此地是山坳，人们可以像在古罗马斗兽场里那样，居高临下，将杀人过程看个一清二楚。刑车开进来了，死囚们被架着拉下了刑车，铁镣哗哗作响。警察把他们按照指定位置，以标准姿势一一按跪在地。在人世的最后几分钟，他们被剥夺了最后的人格，被迫跪在那些观看他们受死的人们面前。那些正在“开心”的人民大众，千头簇动的围观者，其实并非他们的仇人，也并非他们的亲人。他们与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为了看热闹、寻稀奇，就像看宰杀牲畜。不过更多的人一面大饱眼福，一面在灵魂深处发出懦夫的战栗——这正是他们公开杀人想要达到的目的。
面对死亡，那几个刑事犯早就吓瘫了。他们是被拖过来的，如果不是警察在旁边架着，他们不会保持站立。闻占武则仍巴望着能见到自己的妻儿，那双大男孩的眼睛还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扫来扫去。那七八个老少反革命都还镇定，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料，直挺挺地跪着，像是在站立。
死刑的执行，不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齐射或扫射，而是一个一个排号射杀。这是一种精心的残酷设计。刑事犯们最先处决，反革命被排在刑事犯之后。
最后时刻到了，行刑队长看了看手表，举起小旗。只见站在第一个死刑犯身后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枪，那剌刀尖几乎戳着犯人的后脑，推弹上膛。此时的空气都凝固了，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唰，队长小旗一摆，一声枪响，那死囚的脑袋前立刻喷射出一股长长的血流和一团红雾，身体沉闷地向前一倾，栽倒在地，两条戴着铁镣的腿蹬了几下，就呜呼哀哉了。
第三个刑事死囚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第一声枪响时，他竟然自己先倒了，被拉起来重新跪好，排在最后处决。
轮到闻占武了。枪声一响，他的脑袋象西瓜一样被崩裂成两半，半张脸散落在一边。有人说这是子弹被事先锉过了，变成了“炸子儿”。后来我有个当兵的朋友证实了这种事：很简单，只须将子弹端头的铜皮锉开一两道刻痕，就是炸子儿了，也叫达姆弹。那个用炸子儿的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五好战士。他认为他杀的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应该用炸子儿。
九一三事件期间，这个小县城共杀十五个人。
（选自《黑五类忆旧》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