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五个政治效果，可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罪恶效果。
我显然应该说明的是，我刚才所说的文革“四大”的上述政治效果，都还说的是“四大”对中共发动文革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就是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对他们自己发动文革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然而，我似乎特别应该讲到的是，中共在文革中发动“四大”，对于破坏民族道德、颠覆社会伦理，毁灭正常人性、毒化世道人心所起到的作用，实在已经对我们的好几代人，甚至是我们整个的民族都起到了难以想象的腐化作用。诚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那样，中共在文革中发动“四大”，在政治上虽有严酷的范围，但在道德上却无起码的要求。为了打倒刘少奇，为了清洗所谓的走资派，为了批判斗争一切牛鬼蛇神，一切的诬陷、造谣、栽赃、陷害，非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大受鼓励和弘扬，甚至连对自己的父母亲人都在所不顾。如此，一切的流氓行为、无赖举动、灭人性和绝人伦的罪恶行径，久而久之，就既深化了共产党的“党性”，又恶化了人民的“个性”，甚至丑化了我们悠久民族的民族性。
我们的古人早就说过，“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大学》）。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在文革中所号召的四大，对我们民族、国家、社会和几代国民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实在是用得上“罊竹难书”这一句话。因为它不仅对造就恶劣腐烂的社会风气，起到了不可比拟的作用；对形成阴险狡诈的人格，起到了难以想象的影响；而且，对在当代中国，特别是在那些自号“精英”们的身上，所练就出来的“贪婪、虚伪、奸诈和多面人格”的坏品性和坏作风，还有，就是缺少起码的人文修养的种种令人恶心的表现，就更是令人哀之而复哀之。
应该说，今日中国一切可悲和可怕的社会症状和人格症状，都与文革号召放纵“四大”源远流长，关系甚深。这个效果，无疑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种精神和文化的负担，在压迫着我们和我们艰难的追寻。而由这一效果所造就的，当代中国“国民人格和社会文化”的重大缺陷，实在已经成为共产党直至今日依然能够“高高在上、作威作福”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我们的人民不仅被共产党愚昧了，而且被共产党的文革及其“四大”毒化了。再加上共产党的“腐败腐烂成就”远远地超过了他的“洋务运动成就”，而使得这种愚昧和毒化不仅还在代代相传，甚至还在“发扬光大”。且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风气已经败坏到了何等的田地，只说近些年来，我们只需稍稍留心一下海外一些对某种人来说实在是自由万分的中文网站，随便看看一些昔日的造反派人士，或非造反派人士，或不同“出身”的少数民运人士间的互相攻击谩骂，读一读他们用以对付他人、对付无辜者、甚至是对朋友和战友的批判、谩骂、造谣、诬陷的“文章和文字”，我们一定可以从那些恶狠狠的语言，甚至是恨不能将对方一辊子打死还要“踏上一只脚”的“唯我革命姿态”上——就是批判和斗争的“狠劲”上，看到中共文革及其“四大”留在我们国民心灵上的可怕影响。这不怪他们，因为他们也是中共文革的受害者或“隔代”受害者；但我们也该有所“自醒”了……因为，为什么直到今天，当我们的一些朋友已经成了为中国的民主和自由前途正在进行着艰苦奋斗的战士时，却依然不能戮力清除文革及其“四大”对自己的恶劣影响，并努力地去提高自己的应有的民主修养、甚至是文化修养呢？
再谈政治本质
我想，我已经到了该说说中共文革“四大”的政治本质的时候了。
可以断言的是，在中共文革中，“四大”，乃是共产党迫害同党的工具，残害人民的屠刀和毁灭“自由民主”的死敌。因为在全体中国人民毫无言论出版自由和整个中国社会黑暗血腥得没有一丝亮光的可怕文革岁月里面，“四大”，它的鲜明的政治目的，它的可怕的攻击力量，和他“造谣诬陷岂但无罪而且有功”的无耻下流特征，使它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用来达到制造舆论以打倒政敌、整杀人民的最无耻的武器和最血腥的手段之一。
1970年的那个除夕之夜，我的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齐健先生，曾和我走在母校冷清得怕人的大操场上。当我们看着远处黑魆魆的小山坡上那一排排无人为之下葬的棺材时——里面躺着的全是因武斗而死的“造反派战士”，他告诉我说：“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没有一个人能够享受到一丁点的自由……”
著名的文革史研究家王友琴教授在《摧毁日记的革命》一文中曾说道：“现在还会听到有人说，文革时代是‘大民主’，使用‘四大’（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是群众起来‘解放’自己，等等。这些人的记忆和陈述是真的吗？只要不是白痴，都能明白，使人不敢写日记的环境和气氛一定是非常严厉和残酷的。既然连日记都停止写了，人还有思想和表达的自由吗？在不敢写日记的同时，那些写在大字报上的话，会是什么东西，也是很清楚的。”
她的文章明确地用事实告诉我们，1967年，由林彪题词的“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展览会”，就赫然地统计着，仅仅是是在1966年8月和10月间，北京红卫兵和造反派在抄家杀人中所缴获的“私人日记”就有6820本（篇）。文革前、特别是文革中，仅仅因为被发现写“反动日记”而被无产阶级专了政、甚至是送掉性命的，在全中国就更不知有几千几万几十万了……，我本人一生都不写日记，就是这个原因。就不说在那个所谓“四大”的岁月里面，一个孩子只因喊错了一个字，写错了一个字，就成了小牛鬼蛇神（参阅黄花岗杂志第18期《难忘的反标事件》一文），就被造反派押进了牛棚。我年青时在芜湖市文化局的一位同事，也是一位剧作家，文化革命当中，他的13岁的孩子，只因为在喊口号时将“毛主席万岁”错喊成了“刘主席万岁”，就被公安局逮捕并被造反派押送游街批斗了一百多场，终于被逼成了一个少年疯子，而且疯了一辈子。我在1979年写作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我的妈妈”（原题是“妈妈的爱”，发表于1979年《北京文学》4月号，转载于《新华文摘》5月号，将重新发表在黄花岗第22期上），就是根据一个小学教师读报时将“刘主席”读成了“毛主席”，而被逮捕判刑直至被迫害至死的事实来写的。我前面说了，我自己在文革中写下的长篇小说和诗歌，几乎只能在极亲近的同学和朋友中传阅一下，就必须马上烧掉了事，因为一旦被传出去，或被好事的造反派知道，就会大祸临头（参见“逍遥派说文革”一文）……在文革中，这样的事例，实在是千千万万！请问，他们这些人可有一分钟为自己辩论和辩护的权力，我们可有发表一篇不符合共产党统治、文革斗争大方向和“造反派脾气”的作品的权力？就不要说是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反对文化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任何一种文字了？就连即将被打倒的“国家主席”刘少奇也绝对没有写一张大字报为自己辩护的权力啊！只需要一句“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就已经够了！因为“狗头”都砸烂了，还有什么“四大”可言呢？如此，在中共文革中，则“大辩论”何来？“四大”只能为谁所用？“四大”又怎么可能就是“自由和民主”？！甚至是共产党恩赐给人民群众的“大自由和大民主”？！
至于1966年10月之后，在毛泽东的“造反派”们用“四大”来批判、攻击、斗争和打倒中共党内的“走资派”的日子里面，他们虽然揭露和批判了不少共产党官僚的罪行，对此，确可谓“有功”。但说到底，也还是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即毛泽东的阴谋小组织，暗中发动和公开号召他们干的，是为了他们在党内的夺权服务的。就不说他们使用“四大”发动造反革命的的对象，也是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规定着明确的范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是举着“尚方宝剑”才敢造的反，才敢造某些“规定对象”的反。对此，我在后面讲到文革造反派的问题时，将会详细地加以说明。
五、中共文革“四大”的历史命运
我以为应当弄清楚的是，1975年，中共的四届人大还曾将“四大”写进共产党的宪法，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毛泽东和他的“四人帮”正在发动“批林、批孔、批周公的残余文革”，“四大”对他们仍然是阴谋武器，还有用。我今天就不详细说了。但是，1980年，当共产党面对着79年“民主墙”上的大字报这样一个“民主政治现象”时，他就毫不犹豫地公开取消了“四大”，同时决定取缔一切新闻出版的自由，陈云就公开宣称“绝不容许别人象我们当年利用新闻出版自由去跟国民党干那样，来跟我们干！对于民办刊物，要全部取缔，一个不留。”（陈云讲话，1980年春）因为，曾被打倒过、又“官复原位”的当年的“走资派”们，害怕没有新闻和出版自由的中国人民，会反过来“利用四大”反对共产党，而绝不是因为“四大”乃是他们所必须排斥的“西方民主”。这不过是共产党说的政治笑话而已！至于1979年为什么会出现“大字报”上墙的“民主墙”，首先敢于贴大字报上墙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朋友，为什么邓小平和共产党对“民主墙”先要利用，后要推倒，并由此而废掉了至今仍然为极少数文革造反派领袖们所眷恋的“大民主和大自由”——“四大”，我今天就不讲了。历史迟早都会将一切真相揭开。
但我要说明的是，在全世界所有的民主自由国家，都不曾出现过中共所号召的“四大”这样一个血腥的怪物。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拥有着充分的舆论权和出版权。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无需利用发动群众、甚至欺骗、牺牲群众来达成他们要打倒政敌、以为自己夺取权力的目的。因为，他们的权力是由自由的人民来“做主”赋予的。
至于人民应不应该放弃“四大”的权力，当然不应该。但此“四大”绝不是共产党所号召的“四大”，而必须是与共产党所号召的“四大”绝然相反。因为，只有当“四大”能够作为被剥夺了言论出版自由的人民之真正反对专制制度的武器的时候，它才会回到它原来的自由民主意义之上。然而，人民有心，共产党不许——这便是半个世纪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严酷现实。而当人民有心，共产党也许了，或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已经被推倒了，那同样也就不必要什么“四大”了——因为，已经拥有了新闻、出版和舆论等一切自由的人民，还要那个侵透着共产党血腥气味的“四大”干什么呢？
第八、以“破四旧、立四新”来扫除
发动文革的最后文化道德障碍
一、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极端反动的政治文化概念——斗争和决裂
我以为，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必须明白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有两个对人类具有致命危害的政治文化概念，或者说是两个政治原理，一是“斗争”，二是“决裂”。所谓斗争，当然是指阶级斗争，并且指“人类的整个一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也就是说，人类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是阶级和阶级的永恒斗争。所谓决裂，就是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说白了，就是否定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文化和文明，并用马列所制造的血腥文化和反动文明全面取而代之。所以，由马克思发动的，和由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成功实践的共产革命，说到底，都是在制造两种“背叛”：一个就是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不断地、甚至是持续地制造阶级斗争，以进行背叛式夺权；一个则是批判、否定、割断甚至是毁弃各民族自身的文化与文明，就是背叛本民族的传统。世界上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几乎没有一家不是这么干的。特别是前苏联的共产革命成功后，就更是逼迫着所有的共产党国家都这么干。中国共产党不仅以制造残暴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中国大陆推翻了曾艰难“走向共和”的大中华民国，而且在批判、否定、焚烧和背叛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明价值上，无疑是又创造了一个“史无前例”。
所以，凡是要研究共产党的革命和实践者，就必须深深地了解和懂得共产党“革命”的这两个内容及其特性。了解了、并懂得了这两个内容及其特性，再来了了解中共发动的文革，了解中共文革期间为什么会把“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口号喊得特别响亮，实行得更是史无前例的血腥，特别是共产党和毛泽东为何要在“十六条”颁布之后，还要特别地号召和发动“破四旧、立四新”的原因，就容易得多了。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