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由它所颁布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立即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将人民日报自“横扫社论”发表以来，全国基本上还属于文斗的现状，迅速地和疯狂地发展到了“武化”的批判和斗争，直到红卫兵和造反派敢于公开地设立私刑，公然地打人和杀人。
因为，中共十六条，一是公开地号召要“敢字当头”。它的第三条就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它认为，“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领导干部，才是“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相反，它批评“有许多单位的负责人……他们是‘怕‘字当头”，因为，他们“墨守旧的章法，不愿意打破常规（就是不敢破坏‘党内的现存秩序’——讲演者注）……”它继续指出：“有些单位的负责人，平时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他们更是‘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抓住他们的辫子。”它甚至明白地指称：“有些单位是被一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着。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斜路……”
所以，“十六条”总结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它号召说：“党中央对各级党委的要求，就是要……‘敢’字当头……参加战斗，撤换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那里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
二是在第四条中，明确地重复毛泽东的“革命教导”：“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毛主席经常告诉我们，革命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温良恭俭让”。这等于是告诉共产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要造反革命，就不要雅致、不要文质彬彬、不要温良恭俭让……。这就为毛泽东紧接着的另一番伟大教导——“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作了鲜明的引导，等于是从正面鼓励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要使用暴力来造反。
但是，同样是在第四条中，中共十六条又明白地说道：“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文斗，不要武斗”。
我要请大家注意的是，这句话，是把“要文斗不要武斗”，明白地放在“在辩论时”这样一个环境之下。而文化大革命的内容又岂是“辩论”两个字所能够揽括得了的。因为，不说“大辩论”仅仅是文革武器——“四大”中的“一大”，而且是在绝对专政的严酷政治条件下，实际上真正的辩论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单说“批判和斗争”，这两个真正锐利的文革主要武器，中共十六条对它们岂但是没有明确规定、甚至都没有“含糊”地规定它们：“要文批，不要武批；要文斗，不要武斗。”。问题是，恰恰是在八月伊始的文革批判斗争中，才出现了“武批武斗甚至是武杀”的普遍血腥景象，并且没有人制止过，也没有人敢于去制止。
有一点是今天的年轻人所难以理解的。要知道，当年的中国人，在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共产党文件时，都是“字字必较”的，因为他们不敢不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看成是“字字珠矶”，因而才要把共产党和毛泽东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进行消化和领会的。就不说，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我死了之后，左派和右派都要利用我的话……”，也就是说，在生前，毛泽东早就将左的话和右的话都说过了，为左派和右派全准备好了。事实上，毛泽东确实是根据自己的需要，“什么话都说了”。但只有他心里明白，哪些是他的真话，哪些是他的假话；哪些是暂时说一说，用来“挡一挡”的；哪些则是他要别人去意会甚至执行的……。现在就有前造反派人士，拿出毛的话来证明毛发动文革，是出于要打倒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的理想主义。说实在的，这就象现在海外有糊涂华侨歌颂共产党正在反对贪污腐败、成就很大、前途光明一样，是只看外表，不咎其实；只听其言，不察其行。只不过说这种话，在华侨虽是“善良的糊涂”，在某些前造反派，则是“善良的私心”罢了。
还有，就是在中共十六条的第四条中，还明确地说到：“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要充分揭露，要斗倒，斗垮，斗臭……”。然而，什么才叫做“斗倒，斗垮，斗臭”？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比把人打得“趴”下来，更叫做“倒”吗？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比把人“活活打死”，更叫做“垮”吗？难道还有什么比把人打得浑身冒血淌脓，直到被打死，连尸体发臭了，也不准家属子女收尸安葬，甚至还要其家人和革命群众一起，围着正在腐烂的尸体，甚至是刚刚从棺材里挖出来的尸骨，高呼口号，进行批判斗争，更叫做“臭”吗？如我前面所说，文革时红卫兵和造反派对共产党自己的领袖瞿秋白和晚清张之洞、康有为的尸骨，就是这么干的。虽然，十六条在号召“斗倒、斗垮、斗臭”之后，又说还要让他们“重新做人”。然而，人都被斗倒了，斗垮了，斗臭了，有的已经有了终生的残疾，有的成了永远的痴呆，有的早已成为永远的冤魂和苦鬼，他们又如何能够“重新做人”？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残酷与虚伪，中共文革的毫无人性却又要假仁假义，单看他们的“十六条”，就能够一目了然。
综上所述，一句话，就是倘若没有中共十六条的公开号召和诱导，就不会有红卫兵和造反派“斗、打、抄、砸、烧、杀”之种种极端残酷行为的大规模出现和无止境发展。
三、毛泽东诱导、支持、教唆和默许红卫兵造反派“斗打抄砸烧杀”
当然，中共十六条，作为中共的文献，和中共要公开颁布的文件，除掉公开号召“斗”以外，它不可能公然地号召“打砸抢抄杀”，甚至还要装模作样地告诫“在辩论时，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是，谁都知道，共产党和毛泽东向来都采用的是“革命的两手”，就是一边“好话讲尽”，一边“坏事做绝”；就是真正地“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就象共产党现在一再地公开宣称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继承者”，却又不断地阴谋策划放言、放人到海外、甚至是到台湾去和台独人士一起诬蔑攻击孙中山先生，唯恐孙文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被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所效法。而毛泽东和共产党自从在江西井冈山拉竿子起，就把“打砸抢抄杀”当成了家常便饭，而且十分成功，是拥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的。正因为这都是中共的“德性”，所以，在中共颁布十六条的前后和背后，以毛泽东为首的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小组织，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不仅早就在唆使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打砸抄烧杀”了，而且在蓄意培养红卫兵和造反派就是敢于“斗打砸抄烧杀的脾气”了。这可是搞乱天下以夺权的最好办法。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1966年7月21日，刚刚从武汉回到北京的毛泽东，就在他“对中央首长的讲话”中，明确地感慨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的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因为红卫兵们和造反派们被工作组压着，还没有“冲向社会”，实行“打砸抄杀”，所以，毛泽东才觉得北京“太冷清”。他担心象这样下去，运动将不能如他所愿望地那样发动起来。
1966年7月24日、25日，毛泽东在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话时，已经严厉地说道：“……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为了实现让红卫兵和造反派们能够冲向社会，大搞“打砸抄烧杀”，毛决心要搬掉“要求文斗、反对武斗”的工作组。
1966年7月28日，毛泽东的妻子江青在北京海淀区中学学生代表会上转述了毛泽东关于暴力行动的话：“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毛已经迫不及待地暗中派他的老婆亲自去“挑动和教唆”青年学生“武批、武斗和武打”。他知道，他如果还不派人去挑动和教唆，那么，运动永远只会“冷冷清清”，他要搞的“刘家党大乱”的目的便永远也达不到。这是他自身的革命造反经验早就告诉过他的。
未料，就在这时，他收到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给他写的信，诚如周恩来后来所形容的那样，这个革命的“新生事物”，这个在“七月份还势力很小”的造反力量，被他“及时地抓住了”。
1966年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热烈的支持，他在信中所表达出来的激动和感激，几乎令人有拍马屁之感。在这封信里，毛还特别提到了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领导人之一——彭小蒙的名字。而这个彭小蒙，就是7月26日在北京大学当着江青和一万多人面，用铜头皮带打了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的那个女中学生。而且就是她，才开了在大会主席台上公然打人的先例。当然，毛泽东之所以热情地表扬、鼓励了这个彭小蒙，是因为他已经从他老婆那里知道了这位女红卫兵的“革命行为”。后来，毛泽东还把这个在大会主席台上开了打人先例的彭小蒙请上了天安门城楼，与自己一起检阅他的红卫兵们。
1966年8月5日，经毛泽东指示，中共中央发出新的文件，正式撤销了6月20日中共批准下发的文件。因为，这份由刘少奇批准的文件，曾支持北京大学工作组制止6月18日在校园里面发生的大规模暴力批斗行动。因为，毛泽东已经明确地指出，北大6月18日的暴力批斗事件“是革命的”。毛泽东不仅是默许了武批武斗和武打，而且等于是公开地表态支持“武批武斗和武打”。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北师大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当面对她的名字发表评论说：“要武嘛！”接见之后，共产党“东北王”宋任穷的这个名为“文质彬彬”的女儿宋彬彬，就改名为“宋要武”，她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就是中共的皇家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毛泽东终于公开号召“要武”了。为了搞乱天下，以便乱中夺权，他决心不顾一切。在他的眼里，“地富反坏右”的命当然不值一提，“普通人”的命自然也不算什么，就算是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专家的命，哪怕是那些曾经跟他打过江山的共产党老干部的性命，甚至包括那些正在跟着他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的性命，在他又能算几何？！
所以，文革中红卫兵和造反派的一切滔天罪行，不仅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亲自号召、教唆和诱导的，而且是毛泽东了解和默许的。
王友琴在她的研究中指出：“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学生在‘斗争会’上杀害了教务长李敬仪和她的丈夫吴天石，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很快当面把此事报告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江渭清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528页）卞仲耘被打死的当天晚上，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就当面向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周恩来办公室当晚就派人到该中学了解了情况（但却毫无下文——讲演者注）。1966年8月20日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被打死，副校长董光苔的母亲闻讯通过特殊关系递信给毛泽东请求保护女儿生命。毛泽东接信后作了批示。这个批示没有发给董光苔看过，只是通过解放军军人来学校传达给红卫兵和董光苔。董光苔记得的内容是：‘此人如无大罪恶，可以放出来。’”（同上）
“1966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中共各省各部的负责人出席会议。会议印发了记录红卫兵功绩的材料‘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其中一项，就是红卫兵在8月下旬到9月上旬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当然，这个数字是早已经过了大大地“缩水”的。然而，会上，居然没有任何人表示过谴责，哪怕是不满和担心。
迄今为止，中共都没有任何文件显示，毛泽东曾发表过任何一句“最高指示”，以制止过杀人的红卫兵运动。甚至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内的中共其它领袖，不论他们内心里是否反对毛泽东所支持的红卫兵暴行，但他们都从来没有公开地站出来制止过，反对过。就不说许多中共领袖人物手臂上戴着的那一只只血红血红的红卫兵袖章了。
相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袖们，却把——1966年8月开始的红卫兵杀人运动，当成了他和共产党要发动的那一场“伟大革命”的一个部分，当成了红卫兵的伟大创举和革命功劳。在毛泽东，是因为，正是这场红卫兵的残酷杀人运动，才为他一心相与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冲开了血腥的局面；在刘少奇等中共领袖，则是当屠刀还没有架到他们自己及其子女亲人的脖子上时，杀死再多的群众，就是普通人，至少也是属于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一个部份，是他们自己早就干过和不止干过一次的革命造反壮举；在极少数前红卫兵和造反派人士那里，被杀死的普通人的生命本来就不值得一提，更何况那些根本就算不得是“人和民”的、早就被共产党的“公安六条”规定为“不准参加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黑五类罪奴们”呢？
所以，毫无疑问的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才是红卫兵造反派“斗打砸抄烧杀”运动的真正教唆犯。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