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必须说清楚的是，敢于公开屠杀无辜百姓的红卫兵杀人运动，其主力，就是中共的干部子弟，特别是中共的高级干部子弟。用我的话来说，就是中共的“土贵族子弟”。
王友琴的研究指出：“最早和最厉害的暴力行为发生在那些有较多高级干部子女的学校中，那里的红卫兵也比别的学校更为活跃。对家庭出身的绝对强调给了某些年轻人巨大的特权。这特权甚至包括打死同学和别的人的权力。这种特权刺激了暴力行为的产生。如果每个学生都被允许平等地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个组织可能不会如此狂热与暴力化。”（同上）
她的研究还指出：“红卫兵把学生家庭背景的所谓‘阶级成份’强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实际上，这是文革的‘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强化。红卫兵把家庭出身当作成为其成员的首要的、也几乎是唯一的条件，并且绝对排斥某些家庭出身的学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初二的一些学生组成了一个活动小组，起名‘梅花’，因其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都有，被指控为‘阶级阵线不清’，被红卫兵强令解散。由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思想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平等的同学关系被破坏了，一些年轻人可以迫害另一些年轻人。”（同上）
我还想说的是，共产党在文革前和文革中，曾年年月月日日地强调阶级斗争，要年轻一代牢记所谓“旧社会和反动派”们对他们制造的血海深仇。然而，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还有谁制造的血海深仇能够比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制造的血海深仇，更深、更广、更无可比拟？而且无处可诉。甚至直到今天，这史无前例的血海深仇，竟仍然被压迫着非但不能昭雪，甚至不给声张，哪怕是想讨一个说法，或叫共产党只需说一声“对不起”，都“没门”！难道就因为他们都曾是“黑五类”或各种曾被共产党专政的“份子及其家属、不属于人民之‘民’”吗？天理何在？
要知道，弥天大谎常常是要和弥天大罪连接在一起的。
就这样，一场实实在在的“武化大革命”，就这样充满着“情趣”地开始了。只是此时和此后的血腥，将再也不是共产党号召发动批判和斗争的“客观社会效应”，而是共产党、毛泽东暗中教唆和公然号召起来的“斗砸抄打烧杀”，所公开制造出来的“直接血腥结果”。
四、红卫兵造反派“斗打抄砸烧杀”的直接血腥结果
由于共产党和毛泽东暗中教唆默许、甚至公然诱导号召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斗砸抄打烧杀”，其直接血腥结果之惨烈，便又成了一个“史无前例”。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红卫兵之后，红卫兵组织才在北京和各地迅速成立和发展起来。
1966年8月5日，由于中共中央肯定北大6月18日“武打批斗”该校教授和领导“是革命的”，就等于在事实上直接支持了北大暴力批斗的行为，所以，在北京大学，工作组一撤走，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那个“红旗战斗小组”就在校园里大规模“开打”老师了。
8月5日当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她的先生第二天就上街买了一部相机，将其妻卞仲耘被学生毒打致死的惨况全部纪录下来，珍贵的文革纪录片“我虽死去”就是根据他的摄影纪录，在四十年后制作的（黄花岗杂志网站上挂有文革纪录片“我虽死去”）。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对给他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说了“要武”的“最高指示”之后，红卫兵的暴力行动随即在各处升级发展。
1966年8月31日，林彪和周恩来等都在天安门城楼上戴上了“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袖章，无疑大大加强了红卫兵的“权威性”。
于是，他们在校内斗杀老师甚至同学，在校外抄家打人，烧书砸毁文物，直到公开大杀无辜百姓，却自称是“杀向社会”（中共的“十六条”就是号召他们“冲向社会”的）。
最早打死校长的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宋彬彬即宋要武，便立即跑到北京经济学院，鼓动那里的红卫兵打人打老师。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说的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领导人彭小蒙，也跑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煽动……8月下旬，北师大女附中的几个初中二年级的红卫兵，竟把附近西单“玉华台”饭馆的一个十八岁的女服务员抓来，说她是“流氓”，把她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活活打死。北京101中学的红卫兵们，则在校园里的一个塑有白色仙鹤雕刻的喷水池里，不仅砸了仙鹤，而且杀死了美术老师陈葆昆（请参阅王友琴“1966：打老师的革命”，黄花岗杂志第21期）。
1966年的8月至9月，在中共十六条公布了“不准学生斗学生”之后，在北京，仍然有许多出身不好的学生被同校甚至是同班的红卫兵批判、斗争、凌辱，毒打，甚至被活活打死，有的则因不堪凌辱而自杀。1966年8月4日，北师大女附中初二（四）班的红卫兵，就用一根长绳子将同班10名“黑五类出身”同学的脖子，一个接着一个的捆成一串，在教室里进行“斗争”。北京一零一中学的红卫兵把校门分成一大一小两个，命令“黑五类子弟”出入只许走小门，并称小门为“狗洞”，以侮辱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北京第一中学，不但有由教师组成的“牛鬼蛇神劳改队”，而且有一个由两百名学生组成的“狗崽子队”，这个狗崽子队遭遇了本校红卫兵的太多凌辱，甚至是下流的侮辱。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被打死的第二天，该校学生排球队长杨友丽，因遭到“斗争”和侮辱，服安眠药自杀，幸而未死。清华附中的高一学生杨爱伦，因在学校被斗争和关押，而卧轨自杀，幸被撞成重伤。该校高二学生、“右派分子”的女儿郭兰蕙，也因遭遇红卫兵批斗而服毒自杀，死时才19岁。北京西城区太平桥中学的一位年仅十五岁的女学生，只因说了一句“毛主席也不是红五类出身”，就遭到红卫兵同学用铜头皮带和棍棒从下午一直打到傍晚，然后悲惨死去。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的一名初中学生，也因被指控在开会时把《毛主席语录》坐在身子底下，就被本校红卫兵在教室里将她毒打至死。中国人民大学附中一位“家庭出身不好”的高二学生宁志平，被红卫兵关押在学校里，连一只耳朵也被同校的红卫兵割掉了。北京第十三中学的红卫兵不仅用一条铁链栓在“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任春林的脖子上，还强迫他从家里象狗一样爬到学校的“红色刑讯室”去领受毒打。该校还有一个所谓“黑五类子弟”、初中三年级学生武素鹏，竟然被同校的红卫兵捆在一条麻袋里，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狠打，直到把他活活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学，出身于“小业主”家庭的高三学生王光华，因未得到红卫兵的准许就去外地“革命串连”，回校后即就被关进学校的监狱之中被毒打致死……（同上）
正是在1966年的8月和9月，北京红卫兵抄了3万多户“黑五类”的家，据不完全统计，打死“黑五类”有4千余人，将10万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赶下乡去。他们大多是被分批地集中在北京火车站前的广场上，被剃着阴阳头，当众忍受着红卫兵们不时的拳打脚踢、皮带抽打或更严重的刑罚。
1966年8月27日到9月1日之间，仅仅在北京郊区大兴县，就有325个“黑五类”份子及其家属子女，被北京市来的红卫兵和本地的红卫兵造反派活活打死，连三岁的“狗崽子”都不能幸免。
正是在疯狂的“斗打砸抄烧杀”当中，北京的红卫兵造反派们不仅公然掌管了学校，而且真正地“杀管”起社会来了，他们手操生杀大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建立了“纠察队”，确立和完备了红卫兵的权力机制。比如“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就发出过十三个“通令”，规定和命令要抄哪些人的家，要驱逐哪类人离开北京城去农村等等。他们的“通令”用大号铅字印刷出来，到处张贴，不仅像政府法令一样有权威性，而且还要由他们通过暴力行动来强制执行。前面所讲，1966年的夏秋之交，北京曾驱逐十万和平居民出城，就是由“西纠”的第四号和第七号“通令”命令实行的……这场大规模的迫害和驱逐城市和平居民的行动的全过程，包括抄家，注销户口，没收财物，押送上火车，以及处理死尸，主要是由红卫兵执行的。“西纠”的“通令”也在其他城市如上海、广州等地张贴或散发，指导那儿的红卫兵的行动，引起一系列暴力迫害行动。在校园里殴打老师实际上是更大规模暴力行动的最初练习和实践。（同上）
同时，正是伴随着毛泽东号召“革命大串连”，和毛泽东前后八次接见了1100多万红卫兵和青年学生，才把在北京残酷发动起来的“红卫兵斗打砸抄杀运动”，推向了全中国。“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红卫兵‘革命串连’到贵阳，打了那里的剧团演员，还剃了贵州省文化局幼儿园园长的头发，并用铜头皮带把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打得满背血渍。”（同上）至于北京的红卫兵串连到了各地，特别是那些带着中央文革小组特别使命的北京红卫兵们串连到全国各地之后，所立即掀起来的“斗打砸抄烧杀”行动，就更不知道使多少中国人冤死在他们的“水火棍”和种种公开施行的残酷私刑之下。
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夏天和秋天，在全中国，究竟有多少人和多少人家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红卫兵“斗、打、抄、砸、烧、杀”，直至被无辜“毁家害命”，那就只有等到共产党亡党亡国之时，我们的人民已经能够起来控诉和解密共产党的杀人档案了，才能够搞得清楚……
五、“破四旧、立四新”是红卫兵造反派“打砸抄斗烧杀”的血腥大舞台
我现在想简单地说一说的是，中共“十六条”所号召的，特别是1966年8月18日林彪在天安门上所大声疾呼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它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一洋教、邪教理论，在中国的又一次疯狂发作，而且如我前面所讲，它还与毛泽东一心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成败命运息息相关。
而我现在特别要说明的，一是由毛泽东亲自支持、发动起来的那一场红卫兵“斗、打、砸、抄、烧、杀”运动，不仅疯狂发展在中共号召“破四旧、立四新”之前和之中，甚至是它的高峰期，而且正是这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道德毁灭运动，才不仅给了红卫兵们以敢于杀人的精神胆量，而且为他们彻底地撤除了道德禁锢的所有藩篱，从而才能够使得共产党的红卫兵造反派敢于“为所欲为和无所不为”。
二则正是这一场中共号召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才又给残酷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了一个若大的“斗、打、砸、抄、烧、杀”的舞台。正是在这个舞台上，毛泽东的红卫兵们，不仅得到了副统帅林彪在天安门上声嘶力竭地的公开叫喊支持，而且得到了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首的中共所有舆论工具的正面歌颂和热烈支持（虽然对红卫兵打死了多少人绝不报导）。正是因为毛泽东、林彪和共产党将“破四旧和立四新”的“伟大革命任务”，交给了他们的红卫兵小将们，并号召、支持、诱导和默许他们用“斗、打、砸、抄、烧、杀”的残暴行径来完成这一项光荣使命，这就不仅为红卫兵们毫无顾忌地“斗、打、砸、抄、烧、杀”，特别是“烧和杀”，提供了足够的“革命胆量”，甚至是无边的“杀人激情”；而且，为红卫兵们胜利地完成“破四旧和立四新”的使命和冲开文化大革命的革命造反局面，起到了无以替代的“历史性作用”。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毛主席他老人家”所亲自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能够“进行到底”；所以，也就是“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所要求于他们的……。而毛泽东手臂上的红卫兵袖章，就更能说明，他们所犯下的一切滔天罪行，都是由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所带领着他们干的。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因为，毛穿着军装和戴着红卫兵袖章的“光辉形象”，已经永远地留在了中国共产革命那个无比血腥而又肮脏的历史画面之上。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