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要讲的，就是毛终于激发了另类红卫兵们的革命造反炽情
显然，在文革批判“资反路线”阶段，另类红卫兵的堀起和发展，是与这一阶段对血统论的有限度批判分不开的。因为有限度批判血统轮的结果，一是更进一步地提高了工农兵家庭出身的左派革命学生和群众的革命造反积极性，使得一直高高地压迫在他们头上的中共高干子女们，再也不能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情了。换句话来说，他们虽然“本是同根生”，但现在却轮到出身于普通工农兵和普通革命干部家庭的红卫兵们来“当家作主”了。二是使那些所谓“出身清楚、不红不黑”的学生群众，得到了那些出身于工农兵家庭的红卫兵的包容，也开始大模大样地成了红卫兵，而不再是只能去做那些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红外围”。“他们感到是毛的政策，让他们才享有了这一政治荣誉，因此决心要去为伟大领袖尽忠效力。”（刘国凯早期文革著述﹕《封杀不了的历史》，第330页）
似乎应该说明的是，首先，由高干子女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和工农兵普通干部子弟组成的革命红卫兵，也有着共同之处和不同之处。共同的是，自称是革命红卫兵者，也要大搞阶级斗争，也要讲成份、出身，也要与“黑无类”划清界限，也要一样地批判和斗争所有被共产党视为敌人的人；不同的是，他们更热衷于已经为毛所发展了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所以，其斗争和革命的对象，就不仅仍然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类新型的反革命份子、修正主义份子、三反份子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等，在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还增加了他们要进行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就是“党内的走资派”，和新产生的“黑几类”，诸如“叛徒、内奸、工贼”等等。因为，毛的理论在教导他们，这才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危险”，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体内容。当然，这不过是政治欺骗。因为，走资派们，除掉毛所绝然不能容忍的以外，其绝大多数，后来都“回到了毛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到了邓小平手里，就是曾被打倒的叛徒、工贼和内奸，不论死活、好坏，也都重新被恢复了“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称号”。
其次，就那些所谓“出身清白、不红不黑”的红卫兵而言，他们一方面如前所述，是带着报恩心情、充满喜悦地来当他们的红卫兵的，因而，他们才对给了他们能够当红卫兵荣誉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充满真诚的感激之心，这不仅对批判“资反路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且为后来打倒刘少奇增加了一支力量，甚至为今天已经垂垂老矣的极少数当年造反派人士，还要歌颂他们曾参予“跟毛造刘反”的革命，留下了情感和情绪的历史基础。但是，他们毕竟是所谓出身中间阶层的一群，为了“自保”，更为了“发展”，在他们许多人的身上，也很难不存在着“对上仰视、对下蔑视”的心态、甚至是性格，特别是在阶级等级极其严酷的共产党统治之下。而也正是这种性格，既使他们少了高干子女红卫兵的那份骄狂，又使他们少了工农出身红卫兵的几分朴实。所以，他们便不像工农出身的红卫兵那样，敢于公开蔑视血统论红卫兵，却对黑五类和“新黑几类”充满着鄙薄和蔑视，甚至比高干子弟和工农出身者要更加坚决地与他们划清界限――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竟仍然要将四十年前的3500万“黑五类”及其上亿万的子女亲属们，看成是“不能属于人民范围的可怜人”。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面，“黑五类”及其子女仍然是共产党的“贱奴”――虽然连邓小平的共产党为了收拾人心，都早已给“黑五类”摘帽、平反、改正了。而在当年跟毛造反的“革命”中，他们这些人又常常因“出手不凡”，而成就了他们的造反功劳，才使得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能够在各地许多学生和群众造反群体中，以自己鲜明的“阶级立场”，蓬勃的“造反才华”，紧跟照办的那“一颗红心”，逐步地排挤了某些工农出身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爬上了造反组织的层层核心甚至是各级领袖的位置……
其实，这也并不奇怪。看一看雨果的著名小说《悲惨世界》，我们就能够从这位伟大的法国作家，对那个“不红不黑、出身清白”的小业主，就是小酒馆老板――德拉第的描写中，看到他是怎样地一边残酷地欺侮、剥削着那个可怜的孤女小柯赛特；一边又因他惊喜地发现了巴黎的革命，更因“出身清白”而立即参加了革命，甚至抢到了革命队伍的最前面，然后便借着“革命”拼命去捞取“好处”了。在纽约百老汇（BROADWAY）一家剧院已经演出了三十多年的歌剧“悲惨世界”中，那个扮演德拉第的演员，算是把这号人给演活了。还有，我本人因工作之便，曾在1974年对中国皖南和苏南地区几个中等城市的市政机关作过一次非正式的暗中调查。这次调查，使我惊讶地发现，在七十代初，这些中小城市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其中的大都数，都是从“三反五反”时期那些专门斗争自己老板的，“出身清白的店员和职员”中提拔起来的。而且，那个时候，他们仍然象不倒翁一样，依然活跃在那个正在“批林批孔”的残余文革战场上……
我说远了。
然而，我说的这些事实的重要性，就在于﹕正是工农兵出身的“革命红卫兵”，和这些所谓出身清白的“要革命红卫兵”的结合，才为毛泽东结集成了一支新的革命闯将队伍。他们，前者带着所谓朴素的阶级感情，后者则带着要在文革造反中建功立业的雄心大志，不仅将毛泽东所发动的这一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政治斗争，推展开来了；而且，更加怀着得宠的激情和报恩的炽情，将他们的批判矛头勇敢地直接指向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们。虽然，从今天来看，他们都是另一伙被欺骗和被玩弄的“玩偶”而已，而且不久之后，他们就遭到他们那个伟大领袖的冷酷抛弃和残酷镇压，甚至至今都不得“平反”，被共产党永远地打入了“另册”。他们，本是值得可怜和同情的对象，甚至也无需指责，因为这也是时代所横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悲剧。只是他们当中仍有极少数人，今天却仍然像是活在中共文革时代一样，依然“大话连篇”，虽然不过是些“乌龟过磅秤，要自抬自高”的笑话罢了。
为了向大家说明当年那一批“革命红卫兵”和“要革命红卫兵”们的造反激情和感恩炽情，我在这里略向大家介绍一下他们当时借以表达自己雄心壮志的几首诗歌对联，就可以明白他们当年的心志和所起的作用。
共产党的《人民文学》杂志迟至1975年的第5期，还曾发表过那个时期的一付“革命对联”，就是﹕
冷对走资派的威逼、利诱
嗤笑资反线的谩骂、围攻。
在1966与1967年的冬春之际，他们曾这样地歌唱道﹕
铁窗难锁革命心，造反更觉毛主席亲，
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甘心。
同时期的四川红卫兵们又这样高唱道﹕
关不尽，杀不绝，老子死了儿子接！
胸怀一轮红太阳，哪怕断头洒热血！
用共产党的文艺家们的话来说，湖北的红卫兵们终于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刘少奇，算老几？
老子今天要揪你！
抽你的筋，剥你的皮，
把你的脑壳当球踢！
誓死捍卫党中央，
誓死保卫毛主席！
（后三篇均引自杨健著﹕《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
朋友们，是不是够热血沸腾的？现在的年轻人，恐怕是很难理解那种疯狂甚至是痴迷的所谓革命炽情了。
我还想讲的，就是革命红卫兵与血统论红卫兵之间的互相攻击
刚刚堀起的“革命红卫兵”和“要革命红卫兵”们，由于他们得到了毛和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迅速支持，甚至是暗中援助和上下勾连，不仅迅速地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大大地掀了开来，反之，他们也在批判所谓资反路线的斗争中，迅速地壮大起来了。因为，这一批人，原来就是占大多数，在数量上为人数较少的原高干子女红卫兵所不能比；再加上这一批人，除掉根正苗红的工农兵和普通革命干部子女之外，又有一批正在朝着核心地位凝聚和领袖地位攀登的“不红不黑的要革命红卫兵”，于是不论是在智慧或才干上，这支新的、革命的和要革命的红卫兵，也就比原来的高干子女红卫兵们要懂策略、善谋划。再加上，与原高干子女红卫兵相比，他们显然要得“人心”得多，因为至少他们不再会用“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话，来打倒一大片，侮辱一大群。因而，在那个特定的时期内，相对地来说，他们在一般人的心里，则较少受排斥，甚至受欢迎。特别是因为他们正在根据伟大领袖的最高指示和中央文革的明确表态，甚至是在“敬爱的江青同志”的热情关怀之下，造本地区和本单位当权派的反。而“造共产党官僚的反”，怎么说，都会令大多数人心里高兴。因为，十七年了，共产党绝大多数的各级领导，对老百姓所犯下的罪行，早已是罊竹难书。何况，那时侯，他们还没有因为自命是打倒刘少奇的“造反功臣”而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也还远没有走到虽然遭遇了共产党的坚决抛弃和残酷镇压，却连老百姓也对他们毫不同情的“悲惨时代”。
然而，在1966年的秋冬之际，他们的堀起、得宠和风头太健，自然要引起原高干子女红卫兵们的嫉妒；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造反的主要目标，就是原来那些血统论红卫兵的父母们。因此，当年中国的红卫兵们，便不仅迅速形成了两派，而且两派之间的恩怨甚至是仇恨，也就不可避免地要迅速地发展起来，甚至很快就爆发开来了。
我们不妨也来欣赏一下那个时期北京红卫兵“二司”和“三司”“叫阵对骂”的“革命诗歌”吧！要知道，这可都是历史的最好见证。因为，文学――，无论真假，说到底，永远都是生活、社会和时代的反映和表现。
我在前面曾介绍过的首都红卫兵二司――就是高干子弟红卫兵们的组织，因为对三司――就是革命红卫兵的组织不服气，所以便对三司这样骂道﹕
谁说青山不老，谁说三司不倒，
我们就是愚公，誓把三司挖掉。
然而，代表了毛泽东新宠的首都红卫兵三司便马上反击唱道﹕
青山越来越茂，三司革命不倒，
群众才是愚公，定把联动刨掉。
二司的血统论红卫兵们自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于是，他们仍然“人倒架子不倒”地豪吟道﹕
满天炮轰满天仇，三司本是拉物猴。
留得西纠豪气在，三年归报三司仇。
然而，正在得意的三司却嘲弄他们唱道﹕
西纠之子忆西纠，为虎作伥死遗臭；
三司奋勇扬千帆，联动二爷坠沉舟。
二司面对着无可奈何的失宠和失败，于是痛苦地唱道﹕
浪迹京城忆西纠，故人生死各千秋；
散伙已在数日后，二爷忍作三司囚。
于是，三司便发扬了“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地放声高唱道﹕
炮轰瘟神何人仇，三司举棒奋金猴。
留得西纠“豪气”在，还当刘邓小走狗？
然后，胜利者――三司的革命红卫兵们终于畅快地抒发了他们的的崭新革命豪情，并填“满江红”词一首，以自夸和讥笑二司的老红卫兵们﹕
创始清华，红卫兵三论反笔，刘邓压，统帅赞誉。人妖颠倒，为虎谋反。反文革，充当打手，何人喜？群众奋起，造反有理，莫晦气。血统论，岂成立？
保爹娘，有何益？应分清敌我，紧跟毛主席。破私立公为人民，雄文四卷印脑际。不听言，历史不留情，向阳泣。
（原载﹕“四三派”小报﹕首都风雷）
那个时候，他们正值得意之秋，自然不会认为，自己正在充当着新的、前途将是更加可悲的打手。
由于新的红卫兵是乘着批判资反路线起来的，因此，他们便不能不将矛头迅速地指向刘少奇。也只有这样，才既能报恩，又能邀功。于是，就是在那个时期，由他们根据中央文革暗渡陈仓式的启发，而编写的大字报、特别是到处飞舞的“革命小报”，已经对刘少奇毫不客气；而诸如“刘公三哭”和“王家三代吸血鬼，辅仁一朵交际花”（王妖丑史演义，红卫兵小说连载，井冈山报）一类对王光美进行攻击的革命文艺，也开始传播全国。自然，这都是因新革命红卫兵的造反功劳和革命才华所至。然而，这一切都打到了原高干子女红卫兵的痛处，两派红卫兵之间形同你死我活的一场恶斗，也就在所难免。
《黄花岗》2008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