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七，则是调动“血统论红卫兵”，就是今天已经被历史证明了的，“共产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真正接班人和永远接班人”，来保他们的父母，来保本地区、本单位的共产党当权派们。因为，既然“十六”条已经将“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立为本次运动的重点，则由中共革命干部子弟，尤其是那些高级干部的子女们，所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就会出于“本能”，而维护自己的当权派父母，进而就要维护本地区、本行业和本单位党的领导，也就是一定要维护这些“有权、有产、更有着无穷利益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掌权者们”，维护他们自己在实际上和精神上的特殊地位，就是特权地位，如果说得动听一点，就是“崇高的阶级地位”。所以，他们自然就要与各地、各级、各行业和各单位依然掌握着权利的党委领导，或其中的绝大部分当权派合流，更加卖力地将批判和斗争的矛头对准了“社会上的一切牛鬼蛇神”，和中央已经点名的大小走资派；从而才会使这场“文革反右斗争”，伴随着他们正在参加的“破四旧和立四新”运动，陷入更加残酷和特别残酷的阶段。
在本阶段，上述种种情景，如我前面所说，还是很快就被毛泽东察觉了。所以毛泽东不仅要迫不及待地和一再地发出最高指示，以制止各地当权派的这种有组织、有谋划地利用工农以“自保”的行为，而且一再地指令中共中央发出文件，一再地指令人民日报等发表社论，以警告各地的当权派们。因为各地当权派的上述种种自保行为，已经使毛一心所要的文革造反，沉重地搁浅在文革的激流险滩上。
于是，早在1966年8月8日就发表社论，制造了所谓“保皇派”概念的人民日报，又于8月23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的社论，宣称﹕“党中央就是党中央，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就是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党组织。”“绝不许以任何籍口拒绝和压制群众的批评，更不允许把批评自己的群众打成反党、反中央的反革命份子”。
然而，由于本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走资派”，但又因为既没有指明打倒的最高目标，又在客观上制造了过于广泛的对象，毛泽东的指令、中共中央的文件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均收效甚微。这样，全中国正在想方设法“自保”的大小当权派们，此时，在实际上都已经自觉地和不自觉地站到了刘少奇一边，“与刘少奇共命运”了。这个状况，在延续了两个月后，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集团，才终于想出了对付的办法。虽然，这个办法确实改变了现状，但是它的余波，却一直延伸到1966年底，才出现了让毛泽东反败为胜的光景。
在本阶段反右斗争中，我还要作一个总结的，就是“毛是罪酋，党是打手”，与刘少奇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发动了、并标志着这个阶段反右斗争旗号的，就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十六条。就是说，是毛号召了这个阶段的反右斗争，又是党进行了这个阶段的反右斗争。但问题是，自本阶段始，罪酋毛泽东所最想要打的，却是党的大小打手们所最不愿意打的；而党的大小打手们之所以都要这样打，甚至是积极地要这样打，主观上虽是“自保”，客观上却是“保刘”。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毛泽东所要的文革大方向。然而，不论是罪酋毛泽东，还是共产党的大小打手们，对于发动一场残酷的反右斗争，都没有疑义，只不过是党的打手们为了“自保”，而不得不把毛泽东所需要的“新革命闯将”也当作“右派”打了而已。这既给毛泽东制造了麻烦，也给他们自己留下了无穷的后患。
4、发动期的反右斗争被毛泽东指斥为刘少奇的资反路线
在我已经将中共文革发动期的反右斗争三阶段作了必要的说明，并且明确了这三个阶段的始作庸者，也就是祸首、元凶和罪酋，都是毛泽东之后，我们就能够对中共在“十六条”发布两个月后，为什么会突然掀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有一些清楚的认识了。这些认识就是﹕
第一、发动期反右斗争的三阶段均不符合毛的文革大方向
如我前面所说，虽然文革发动期的反右斗争三阶段，均为毛泽东本人所发动，毛才是真正的祸首、元凶和罪酋，但是，这三个阶段的反右运动，都并不符合毛泽东所要的文革大方向。
因为，在第一阶段，毛尚处于失去党内实权和最高舆论权的状况中，只能采取“阴谋发动”和“外地发难”这样一些手段，甚至只能藉阴谋挑起文化学术界的反右斗争，来发动他所想发动的文化革命。尽管如此，他还是受到了掌握着实权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等党内领袖们的阳奉阴违，甚至是公开的抵制。所以，由他发动起来的前期文化革命，就是文革发动期反右斗争的第一阶段，也就与他所一心相与的文革大方向，想去甚远。
在第二阶段，毛虽然已经夺取了党的部分实权和发动文革的部分权力，甚至是最高舆论权――就是掌控了人民日报和一些中央舆论机构，但刘仍然在主持中央工作。由于刘一方面在顺从毛，把文化革命搞成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却在利用自己尚有的党权，大派工作组以整群众――就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右斗争，以求达到转移毛文革大方向的目的，也就是对毛进行顽强的抵抗。因此，由毛亲自发动和号召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又一次被刘少奇改变了他的文革大方向，变成了一场纯粹的反右运动，虽然它反得比57年更广泛，更深入，也更残酷。
在第三阶段，已经成为中共和文革唯一领袖的毛泽东，虽然已经把话挑明了，说此次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只因为他并没有说出他要打倒的具体对象，从而造成全党的紧张，和全体共产党当权派起而自保，于是，大方向已经明确了的这一文革阶段，就又神使鬼差地变成了一场“横砸、横烧、横抄、横打和横杀……”的残暴反右斗争，岂但是大小走资派们安然无恙，甚至连刘少奇、邓小平都乐得站在一边，要看他如何收场了。毛的文革大方向就是这样地被他的党徒们在全中国“悄然改向”。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中共文革发动期的反右斗争三阶段，虽然全为毛所亲自发动，却全都违背了他所要的文革大方向，他这个反右斗争的“祸首、元凶和罪酋”，等于是“作茧自缚”。
第二、发动期反右斗争的哪些内容属于毛后来所指斥的资反路线？
简略地说，一个内容，就是刘少奇派的工作组所镇压过的，那些反工作组的所谓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另一个内容就是上面所说的，“十六条”公布以后，全国各地、各级、各行业和各单位的当权派们，所正在镇压的那些要造走资派反的“革命造反派”。虽然这两类人中，都有被打成右派甚至是反革命的人，但前者曾为毛所“解放”，不是毛要打的右派。后者则为毛所欣赏，更是毛现在所需要的“新革命闯将”。所以，尽管文革发动期的三阶段反右斗争，均为毛所发动，毛才是祸首、元凶和罪酋，应该说，他们都是毛的牺牲品。但是，在毛的眼里，他们这两类右派份子，却非但不该打成右派，而且还是真正的左派。如果有人要问，在文革发动期的三阶段反右斗争中，究竟有那些内容属于毛后来所说的资反路线，那我就一言以蔽之，曰﹕对反工作组和反走资派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的镇压，就属于后来毛所指斥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容。
第三、毛泽东嫁祸刘少奇是资反路线的制造者和执行者
我已经说过了，在1966年的8、9两个月，就是在毛所亲自号召起来的发动期第三阶段反右斗争中，虽然一切牛鬼蛇神中“除走资派”以外的各类份子，早已被整得、打得、杀得“不亦惨乎”，他却毫不在乎，甚至“不亦乐乎”。然而，眼看两个月过去了，他要天下大乱的目的，虽然已经得逞；但他所要的文革“倒刘”大方向，却又一次被他的党徒们“转了向”。事实是，他的“三大法宝”虽然乱了天下，却依然乱不了刘少奇和刘家党的阵脚，甚至连全中国的共产党都在为“自保”而“保刘”。运动，已经完全陷入了一直胶着的状态。虽然毛和他的同伙们曾一再地利用舆论工具，警告各地的当权派们，试图改变这一状况，但是，在生死祸福面前，就是伟大领袖，他们也只能在所不顾。
但同样如我已经提到过的那样，也正是在8、9两个月，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集团――中央文革，还是有了两个重要的发现，一个发现，就是民间已经出现了符合毛文革造反大方向的“新革命闯将”，而且他们不是那些正在维护自己父母的共产党高干子弟们，甚至恰恰是那些被刘少奇的工作组整过，和眼下当权派们正在整的那些“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这对毛不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就象他在七月底发现了红卫兵一样，使他喜不自胜，犹如教皇英诺三世发现了“少年十字军”一模一样。另一个就是毛已经认识到，如果他再不迅速地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就是让天下人都开始明白，睡在他身边的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刘少奇，也就是要“揭盖子”，以缩小他要清洗的规模，否则，他就等于是将全中国的共产党当权派们，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上，他还必须“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样，毛就有了两个基本的决策，一是立即利用这些符合他文革大方向的新革命闯将们，二是尽快地将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本人。政治斗争的残酷现实，终于逼毛要亮出底牌，并要谋划新的“伟大战略部署”了。
但是，要公开指向刘少奇，要号召造刘少奇的反，实现打倒刘少奇的文革大方向，就必须进行“正确”的诱导，就是要给刘安上一个顶顶合适的罪名，而这个罪名，对于那些受过迫害和正在受到迫害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来说，要具有煽动性，要能够挑动仇恨心。反过来，还要使他们对自己感恩戴德。因为，只有他――他们的伟大领袖，才能够解救他们。然后，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为了自己的伟大领袖，而“舍得一身剐，敢把二皇帝拉下马”了。
就这样，文革发动期反右斗争的祸首、元凶和罪酋毛泽东，便决心“嫁祸”于他的“从犯”和“要犯”刘少奇，将反右斗争的罪责统统地倭与刘少奇一身，以便发动和领导“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来革刘少奇的命。如此，他非但能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能把自己打扮成“普罗米修斯”，来拯救他需要的“右派和反革命”――就是他需要和利用的“左派革命闯将”们。
5、“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政治概念是怎样被密谋出来的？
“革命”总是需要理论的，不论它是“什么样的革命”，或是“哪一家的革命”。毛泽东和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现在，当毛泽东要在他的专政之下，诱导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去革刘少奇命的时候，他同样既需要为刘制造一个顶顶合适的罪名，而且更需要制造一个能够让刘少奇“遭遇人民造反”的革命政治概念。这个政治概念，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在我们已经了解毛要制造这个政治概念的背景和目的之后，我们就要进一步了解这个政治概念究竟是怎样被毛和他的阴谋小集团制造出来的。
事实是，早在八月初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坏秀才姚文元就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他说﹕“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显然，他要跟着毛“炮打”的，还是司令部里面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路线，而不是“另一个司令部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路线”。
但毛妇江青却立即为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作了“注释”。她倒是在全会上直言快语地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紧接着，阴谋集团的另一个干将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们。
于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也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也就愈来愈被阴谋小集团里面的坏秀才们所重视。由于“两条路线”中的一条，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早已见诸于报刊，那么，与之对立的，就是那个属于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路线，又应该给它起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呢？坏秀才们开始动脑筋了。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称”，也就是一个新的文革政治概念，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他在为林彪起草1966年中共国庆讲话稿时，便把这一“新概念”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和林彪都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这个提法是可以的。
但后来被打为“党内最大保皇派的陶铸”在看了讲话稿后，却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了打击面。他便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于是，“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就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也同意了。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的林彪念讲话稿时，就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这句话念出来了。当然，“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当时，刘少奇就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真不知彼时刘心里当作何感想。
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却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据关锋说，是他向毛泽东提议改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由是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有一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的话，他就是根据毛的话来发展的，当然容易被毛所接受。（上述相关资料来源于《陈伯达传》第26节等）
于是，一个包含着上述两个内容的，名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概念，就这样被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集团制造出来了。中共文革发动期的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反右斗争，其局部内容居然戏剧般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一个所谓“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崭新“伟大战略部署”，就要疯狂地被发动起来了。
我想在这里作一点说明的是，我们这些曾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不会思考”的人；或准确地说，都是从“不敢思考”而终于成了“不会思考”的人。说是被共产党彻底地拿掉了思考的能力，也未尝不可。因为，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思想，就必须是所有人的思想；一个人的思想方法，就必须是所有人的思想方法。再加上毛主席和共产党永远不会错，他们所说的一切都永远是正确的，这就为独裁暴君的任何倒行逆施，带来了太大的方便。其实，要是没有这样一个先决的思想条件，文革也就发动不起来。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节外生枝地谈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因为，今天，当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思考时，我们就会觉得，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政治概念的荒唐和可笑。由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所一再要批判和谩骂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共和国和资本主义的复辟”，在实际上又何曾存在过？因为，非但资产阶级从来就没有革过命――并且是哪一个朝代的资产阶级都没有革过命，所以，真正的共和国，就从来都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而资产阶级，也从来没有在任何一个真正的共和国里面，拥有过专政的权力和地位。因而，在一个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面，也就不可能存在一个什么“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但按照毛泽东的共产党所宣称的，现在倒反而在共产党实行一党专制统治的国度里，出现了什么“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岂不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而且，就因为如此，便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推翻这个莫须有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统治。就不说，由专制统治者所发动的革命，其命又如何去革？又能去革谁的命？倘若真的要革命，革的也只能是被专政者的命，或需要被专政者的命――这就是中共发动文革从理论到实践的荒唐不经。由此可见，独立思考该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当年我们都能够“独立思考”，并拥有发表“独立见解”的权力，文革还发动得起来吗？
2007年11月27日改定
《黄花岗》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