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发起批判资反路线的种种手段
——兼述血统论红卫兵的“失败”和另类红卫兵的堀起
1、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公开号召批判“资反路线”
凡经历过中共文革的人，没有不知道“两报一刊”的重要性和恐怖性。而所谓两报一刊，就是指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因为，自从毛泽东派陈伯达等从刘少奇那里夺回了中共中央的最高舆论权力之后，凡“两报一刊”的文章，几乎都是毛泽东每一步“伟大战略部署”的真正发动者，最高批判者和政治定性者。也可以说，在整个文革期间，“两报一刊”可谓“杀人如麻”。而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像“两报一刊”这样，能够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不仅左右了全中国普通人的命运，左右了毛泽东以下所有“高官显爵”者的命运，甚至左右了整个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台湾除外）的报纸和杂志，也肯定是一个“史无前例和世所没有”。
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革政治概念已经被制造出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阴谋谋略已经被策划成功，“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场文革政治运动，一定要被毛泽东排山倒海地发动起来，于是，担任着文革最高舆论宣传角色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继发表社论“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之后，就在林彪天安门讲话之后的第三天——即1966年10月3日出版的第13期上，发表了重要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这篇完全由毛泽东的阴谋领袖集团――中央文革成员们集体写作、修改和定稿的社论，一发表，就立即于10月3日晚上，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10月4日便在中国各大报纸转载发表。这篇立场明确、措辞强硬、火药味极为浓烈的社论，不仅公开传布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政治概念，而且明确地指出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如它所论﹕“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所以，它鲜明地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就是说，必须彻底批判，绝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显然，这是在明确表示，既要继续追究六、七两个月派工作组进驻大中学校，迫害左派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的“路线错误”；又要清算八、九两个月以来，大大小小的走资派们对“敢于拥毛造他们反”的左派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进行镇压的“反动罪行”；甚至还要把这两笔账都要算到党内那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这条“反动路线”所赖以产生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那里去。
2、谋划取消党委领导，挑起造反派“踢开党委闹革命”
毛泽东这一次确实是没有再“蹉跎岁月”。再没有因“不亦乐乎”而轻敌。他三度被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的“惨痛历史教训”，使他这一次决心要“只争朝夕”。他再没有满足于发号召，仅以自己被神话的形象来“克敌制胜”，而是紧锣密鼓地拿出了一套套阴谋手段，来实现他“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号召”，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地“直接”向着他政治上的死敌猛朴过去了。
在他和自己的副统帅林彪密谋之后，10月5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即根据林彪的建议，发出了“紧急指示”。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就是说，各军事院校在工作组撤出之后，各校党委仍然无权领导该校的文化大革命。用文革时期的时髦话来说，就是各校党委都必须“靠边站”了！
该指示着重指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的规定办，要充分地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这方面，军队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样。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和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份子”、“右派份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讨材料，应全部交还本人处理。党委和工作组以及别人整理的整他们的材料，应同群众讨论处理办法，经过群众和被整的人同意，也可以当众销毁……
以前军委、总政对院校文化大革命的个别规定，如关于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该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已不适合当前的情况，应当宣布取消。
中共中央立即把这一“紧急指示”转发全党。中共中央的批示全文是﹕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党委、各人民团体、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完全同意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央认为这个文件很重要，对于全国大中以上学校都适用，同样应当立即向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原原本本宣读，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
这就等于是在告诉全党，全中国各地的共产党的当权派，无权再领导本地区、本行业和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共产党的各级党委，要将被他们打成为右派或反革命的左派革命学生或群众，一律予以解放。这就不仅从根子上抽掉了各级当权派赖以“自保”、“保刘”的根本权力，而且从根本上为那些要造本地区、本行业和本单位当权派反的左派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即另一类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打开了跟毛革命造反的“阳光大道”。
事实果不其然，这个文件向全中国的发布，立即挑起了文革造反的新高潮，激起了“造共产党当权派反”的大浪潮，确实开始将“本次运动主要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中共“伟大内讧使命”，落到了实处。那些“善观风向”、“年轻敏感”、甚至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另类红卫兵和造反派们，特别是在前两阶段文革反右斗争中，遭受过工作组整肃、遭遇过当权派打击的左派革命学生和左派革命群众，他们终于能够带着“无产阶级的革命闯劲”，要“报答”伟大领袖的炽情，和对本地区本单位走资派的“巨大革命义愤”，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公开号召和幕后教唆之下，公开喊出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革命口号。一时间，“造反”“革命”之声欢呼雀跃，震撼云霄。
毛泽东所需要的造反，终于“应运而生”，终于开始造对了方向。在中国大陆地区，除中共的野战部队以外，各级党委开始陷于瘫痪，各基层党组织停止了活动，一场看上去“似乎是在造共产党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在共产党最高领袖，中共最高权利机关――中共中央，和中共那个阴谋小集团――中央文革小组的密谋策划和公开发动之下，开始对本党的各级当权派们，要“横扫千军如卷席”了……。它的矛头，就要明确地和迅速地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睡在伟大领袖毛主席身边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
其次我要讲的，是毛开始有限度的批判血统论
1966 年10月16日下午，陈伯达在各大区、省、市主要负责人都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批判了“血统论”……他首先指出高干子女的“血统”未必“高贵”（讲演者按﹕陈实际上是在说﹕“走资派的血统就不可能是高贵的……”）。
接着，陈伯达“深入”地批驳了“血统论”，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实际上是封建社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翻版。实际应该是﹕“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讲演者按﹕这确是陈在两个多月前就说过的话，但是，说到底，他的话还是证明两千年前的封建制度复辟了――因为只要掌权的父母革命，儿女就能接班掌权，现在正是如此！）
然后陈又说现在有一些学生接受什么“自来红”、“自来黑”的观点，接受什么要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观点。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讲演者按﹕陈批评错了，因为实际情形就是﹕有人一旦成了走资派，他们的子女马上就“由红变黑”了……）
然后，他开门见山地告诉在场的共产党高干们说﹕“……如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的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的，最好让与工农兵普干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讲演者按﹕陈是在告诉大家，伟大领袖要“调马换将”了……）。
陈伯达的这一讲话经毛泽东同意，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印发下达。这说明，毛要在全国范围内扫除障碍，要把革命闯将的头衔从高干子女红卫兵的头上拿下来，戴到“工农兵普干子弟”们的头上去。
陈伯达的讲话和毛泽东的批准，显然是出于当前“斗争的需要”。因为，陈要是能够早两个多月就公开把这番话说出来，毛要是早两个多月就能批转陈的这个讲话，则至少在八、九两个月会少了无数的冤魂屈鬼。然而，他们都没有，因为，他们在那个时候，要的就是用“血统论”来首先煽起高干子弟造反革命的毒焰。所以，陈的假惺惺的讲话，无非是毛泽东和政治斗争的需要罢了。
还应该明白的就是，毛泽东和中共即使在这个时候批判了血统论，那也只是有限度的批评，所谓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其实，还是血统论。而陈伯达所说的，“最好让工农兵普干子弟担任文革的领导地位……”的话，说白了，还是在讲血统，讲出身，讲成份。因为他们必须要以出身、成份和“血统的阶梯”来分裂整个社会，然后才能控制整个社会，以便于它他们的统治。因为共产党的核心革命理论，就是“划阶级和搞斗争”；因为唯有保住这一底线，才能保住他们千秋万代也绝不愿意放弃的统治权利；也才能保证，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天下也还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还是毛泽东一人的天下！以一党专制全中国，再以一人来专制整个党，这才是毛和共产党永远的黄粱美梦！这才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多少人因为出身、成份而永无出头之日，或备受欺凌打击甚至被灭绝的真正根由。所谓重在政治表现，不说此话本身便是“无理”，而且也就是说说而已，或是在必要时找一两个“典型”骗骗人罢了……我们这些经历过毛时代的人，谁不清楚――“有成份论”才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才是纸糊篾扎（引自《红卫兵档案》）而这，也才是遇罗克，这个曾在1966年12月发表过“出身论”一文的北京中学生，他的这篇文章虽然适应了陈伯达“对血统论的批判”，也说出了压迫在许多人心头的话，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和作用，但最终还是因为这篇“出身论”，犯了共产党“必须讲出身、成份和血统”的大忌，因而，终于在1967年春天，他又为这篇“出身论”被捕，并终于在1970年的春天被共产党押赴刑场执行枪决……文革期间，还有多少敢于坚持真理、正义和正道的中华好儿女，没有被共产党所“灭绝”呢？
我似乎不得不多说几句的是，“凡事都讲出身和成份”，在中国自秦以后的两千多年君主专制的历史中，就已成为过去。因为，在这个被共产党称为“地主阶级专政”的两千年中，任何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弟都可以因本事、因考试，而获得当状元和做大官的机会。中国漫长的君主统治时期，历朝历代贫下中农出身的举人、进士、状元和宰相还少吗？只有在1949年之后，夺了权的中共才开始蛮横地“讲出身、查成份，划阶级，严等级”，公然地用暴力复辟秦以前的封建制度，疯狂地建立了党主封建专制，把中国拉向了可怕的后退，而且一退就退了“两千多年”还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