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共文革反右斗争与1957年的中共反右斗争有着那些区别？
一是在中共文革反右斗争中，反毛的罪行甚于反党的罪行；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重于反马克思主义的罪行；反对文革的罪行高过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诸如“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造反派宣言，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之“三反罪行”中的“反毛泽东思想罪”，以及所谓“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恶攻”罪，在57年的反右斗争中，是不曾被明确地提出过来的。所以，中共文革期间的反右斗争，才会大大地扩展了他进行党内清洗的对象，甚至将党内“反右斗争”当成了本次运动的重点。
二是57年的中共反右斗争，是一场专以迫害知识分子、旨在建构全面专制思想统治的政治运动。中共文革反右运动，虽在“永恒主题”上与57年的中共反右斗争完全一致，却在其内容上存在着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文革主要是一场“党内清洗”，即以党内的反右斗争为主。其间，中共为打倒和保证打倒刘少奇、清洗刘家党，而发起的一场又一场对民间的反右斗争，虽是它的另一个主体内容，却是它的“副题”，也就是如我前面所说，是为打倒刘少奇等“走资派”这个文革“主题”服务、垫底和造势的。
三是中共文革反右斗争无限制地扩大了它的打击对象，不仅增加了新的右派份子，而且增加了冠以种种名目的新右派份子，诸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份子”、“516份子”等等。其打击面之广，已经完全不象57年那样，运动尚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之内，而是包含了社会的各个阶级和阶层。如前面所说，连很多中学生甚至许多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都不能幸免。
四是无限制地延续了它进行反右斗争的期限。而不是象57年那样，仅仅是半年左右就已经落锤定音，至多一年左右，已经是该抓的抓，该判的判，该劳教的劳教，该劳改的劳改，极少数需要处决的，则要再找一个罪行以便处决。但文革期间的反右斗争，却具有连续性的明确特征。就是各类右派份子――新老反革命份子们必须遭受一次又一次地重复打击。虽然每一次施行打击的名目和由头均不相同。而这个连续打击所依据的，就是文化大革命的进程，以及与这一进程密切相关的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应该说，文革期间的反右斗争，其每一场、每一次、每一个阶段，都与毛泽东的阴谋战略休戚相关。
五是57年的中共反右斗争，除掉被中共正式逮捕判刑劳教、劳改的以外，既不曾出现私刑审判和私刑拷打、折磨和残杀的现象，也不曾出现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抓捕、隔离、看守和蹲牛棚等等景象。整个反右斗争，均属文斗，而未出现武斗；但在中共文革期间的历次反右斗争中，却借私刑拷打，折磨，甚至处死无辜民众、知识分子、特别是黑五类“罪奴”之残酷行径，居然遍于中国，其执行私刑的残酷手段，其武斗的“争相斗奇”，足以令全世界的古今历史家们叹为观止……。
3、中共文革发动期反右斗争的三阶段
这里所说的三阶段，是指在文革发动期――包括“前期文化革命”和“文化大革命前期”，中共为发起文革所进行的反右斗争三阶段。在这三阶段中，毛泽东为将文革引向“造走资派反”的大方向，刘少奇为改变毛泽东“反走资派”的大方向，不仅处心积虑地进行过“明争暗斗”，而且都进行过顽强的“攻守之战”，却又各怀鬼胎地共同发动了残酷的“文革反右斗争”。
我现在就分别对这三阶段作出必要的说明。
第一阶段﹕前期文化革命对文化学术界的公开批判和批判阴谋――本阶段“毛是祸首，刘为从犯”
我在一开始就已经详细讲过，中共中央早在1964年7月，就已经成立了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前期文化革命就已经开始。在这个阶段内，在毛泽东而言，是在为发动后来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而阴谋“从文化界入手，从外地发难”，一方面旨在夺取文化革命的发动权和领导权，一方面则力图将已经开场的文化革命，诱导向他所需要的政治斗争方向。为此，毛象1957年一样，一再地策划阴谋，挑起并组织了对学术文化界的批判和斗争，甚至超越了57年的文化和政治批判界限，不仅在外地的报刊上，发起了对学术著作、文艺作品、文艺“黑线”的批判，而且已经公然地提出了“在文艺界，有一条与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请参阅本讲演录“中共文革为何定名为文化大革命”中的相关内容）。
就刘少奇来说，则是为了牢牢掌握住毛要发动的这场文化革命的发动权和领导权，转移毛在政治上的真正斗争方向，他便一方面顺应毛泽东的要求，开始批判文化人，整顿文化界；一方面则顽强地抵制毛的更深意图，决心只将文化革命局限在学术文化范围之内，绝不引火烧身。为此，他领导了文艺界的两次整风，罢免了文化部的两位正副部长（齐燕铭、夏衍），批判了一批文艺作品和一些学术文化人，却对与自己有关系者，刻意予以保护，如吴唅等。
如此，文化学术界也已是一片风声鹤唳。一场如同57年反右斗争，甚至比57年更加厉害的一场“文革反右斗争”，在实际上已经开始。只不过，在这一阶段，由于毛、刘各怀鬼胎，更由于这场“名非反右、实为反右”的斗争，是为毛要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服务的，又是刘为“自保”所要消极应付的，所以，它与57年的中共反右斗争，有着相同和不同的方面﹕
一是在范围上，与57年反右相似，主要是在学术文化界，但更重在上层学术文化界，即一开始就将矛头指向了党内外的学术权威和文化名人，以及一些有着广泛影响的学术著作和文艺作品，尚未在全体知识届（包括教育新闻界）进行广泛的发动。
二是在行为上，虽然已经展开学术文化批判，但批判仍局限在报刊上和在有问题的相关学术文艺单位，尚未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还未进行群众性批判，展开残酷斗争。由于重点是文化学术界具有代表性的名人大家和著名作品，因而还没有波及到普通的学术文化人。虽然罢免了文化部的领导，也还未殃及到全国文化学术届的各级领导，特别是在文革中受害最深的各类各级教育界领导。
三是在阶段上，尚属于批判阶段。一般地说，还来不及进行政治定性和政治处理，即普遍罢官、撤职、开除、逮捕、法办，劳教、劳改、甚至是判处死刑。
四是这一阶段反右斗争的特征，是名不谓反右，实际就是反右；虽刚刚开始，却来势汹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一场为了发动文革而发起的反右斗争，尚处于开始阶段和局部范围，但后续将会更加惨烈﹕1966年5月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就曾传达陶铸的指示，称﹕“运动要转入反右”；1966年5月19日，这个后来被称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的陶铸，又在中南地区文化革命动员报告会上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少数改造得比较好，多数人没有彻底改造，有一部分人非但没有放弃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一有机会就向社会主义进攻。”由此可见本阶段即前期文化革命阶段反右斗争的性质和方向。
五是在本阶段，中共最高统治集团由于对发动一场文化革命，不仅看法不同，而且各怀目的，本质则是一场疯狂内讧的开始。因而，它才不像1957年反右斗争那样，从一开始，毛、刘、周、朱……等一个个都“精诚团结”，对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同仇敌忾”，恨不能一夜之间就能够将中国的“右派份子”绞杀得干干净净。所以，在发动期的“前期文化革命”阶段――这个长达两年左右的时间里面（1964年7月－1966年5月），由于中共最高统治集团，还处于“内部分歧、三心二意”的状态，这才造成了它“风雨虽骤，其害尚微”的局面。
这就是我所说的文革发动期反右斗争三阶段的第一阶段。而我认为还必须指明的是，就本阶段“文革反右斗争”的事实来说，毛是祸首，刘是从犯。因为，这一阶段的反右斗争，都是毛阴谋发动和顽强坚持的；刘则是被动顺从，暗中抵制。明白这一点，将十分重要。
第二阶段﹕从“516通知”到“横扫”社论发表，再到中共“十六条”颁布之前――本阶段“毛是元凶，刘为要犯”
如果说自1964年夏天开始的前期文化革命，直到1966年中共“516通知”发布，都属于文革发动期反右斗争的第一阶段；那么，自“516通知”起，中共文革发动期的反右斗争，就已经开始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特别是半个月之后，就是1966年6月1日和2日，当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两篇社论之后，文革发动期的第二阶段反右斗争，不但已经被迅疾发动得如火如荼，而且已经被疾速发动得“轰天裂地”，连空气中，都到处弥漫着批判和斗争的“火药”味。
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共的“516通知”，将这一阶段反右斗争的方向和方略公布开来了。
为什么？更是因为，由毛泽东派陈伯达占领了的中共最高舆论阵地――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那两篇社论，从而将一场疯狂的反右斗争，推向了它的不归之路。转眼之间，全中国的知识分子、普通民众、黑五类“罪奴阶级”，甚至是青年学生，都被共产党反右斗争的铁扫帚“横扫”开来；全中国人民的灵魂都被共产党“横扫”进火烫的人间地狱，被罪恶的地火烧烤起来了……
因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他向全党、全国发出的“516通知”中称﹕“全党必须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
“通知”为了将矛头指向党内的当权派们，更加蓄意地将矛头指向了党内外和社会各界的“右派”们，特别是被它所称的右派代表人物身上﹕“……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都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无产阶级的领导……”所以，这个时后，挨批挨斗的，几乎全是“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特别是“教育界”的无辜知识分子们……。
被称为真正拉开了文化大革命序幕，就是标志着从前期“文化革命”走向“文化大革命”之重大转折的人们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除掉更加详细地阐述了“516通知”所指出的各类反右斗争对象之外，还发了狂似地号召说﹕“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份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而“新老右派份子”们，确实就是这样地被他们通通地批得、斗得、横扫得“落花流水、威风扫地”。这实在是与57年那一场人民反右斗争没有两样，只是范围更广，规模更大，迫害更深、更剧、更惨烈而已。
然而，这仍然只是一个开始，还只是文革发动期反右斗争的第二阶段。因为在这个阶段里面，除掉夺回了部分党权的毛泽东发了疯似的发出了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伟大号召”之外，刘少奇亦出于自身的利害要求，立即向全国各地的大中学校和有关方面派遣了工作组，用共产党老一套的整人方式，和57年反右斗争早已使用过的各色手段，开始在各个单位排“左中右”，确立“依靠和打击”的对象，甚至在党内寻找“替罪羊”，将文革反右斗争全面地和“深入”地发动和开展起来了﹕
1966年6月12日，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蒋南翔突然被停职反省，各地共产党的当权派们立即群起仿效――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艺术学院院长贺绿汀等许多高等院校具有当权派和学术权威之双重身份的领导人，都先后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并在报纸上被公开点名批判，本人则在本单位遭遇批判和斗争。
1966年6月中下旬，由于北京有39所高等学校的学生要求赶走工作组，刘少奇则立即指示工作组“反干扰”，把相当多的学生、教师打成“右派”，或“假左派真右派”、或干脆打成“反革命”……有人被整得神经失常，甚至自杀身死。
1966年6月22日，陶铸发出指示﹕大学文化大革命“主要是搞教职员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份子”。
1966年6月28日，刘少奇则在批发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中称﹕“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份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7月初，刘少奇又批示﹕“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
1966年7月3日，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则在“关于中等以上学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中提出，“擒贼先擒王，枪打出头鸟，把最坏的右派学生揪出来，集中地斗，打掉他们的气焰”……
于是，和1957年反右斗争一样，一些所谓历史上有问题的人，一些所谓出身不好的人，一些平常喜欢向领导提意见、发牢骚的人，一些犯过各种各样错误的人，便开始被列人打击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反右”的对象……。
本阶段的反右斗争，虽然名不谓反右，但不仅在形式上酷似57年的反右，在内容上更是与57年反右一样，只是更广泛、更凶猛、更能够“触及人们的灵魂”罢了。
2007年11月27日改定
《黄花岗》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