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共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籍口与内在政治原由”是什么？
1、表面政治借口：“外亦有修”和“内亦有修”
中共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表面政治借口，就是因为“外亦有修、内亦有修”，和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所谓外亦有修，就是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即否定了斯大林主义，放弃了阶级斗争，要共产党与资本主义搞“三和一少”。于是，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曾联名对前苏共中央发表了9篇公开信，即评论员文章。因此，中苏两党和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当然在实际上，一是在斯大林死后，中共和毛泽东要和前苏共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二是赫鲁晓夫在前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否定了斯大林，造成了中共党内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危机；特别是毛泽东的“三面红旗”遭遇全面失败之后，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政治势力，显然对他采取了“逼宫”的行为。
所谓内亦有修：毛鉴于上述情形的出现，终于苦思冥想地提出了“党内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和官僚资产者阶级”的崭新政治概念。
1964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报告”的批示中，首次提出了所谓“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的说法。他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
也就是说，毛泽东不仅找到了“罪名”，而且找到了“治罪”的方法，即崭新的“革命概念”。这个方法和概念就是指：既然外部和内部都出现了修正主义，所以，就要在“不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即共产党专制的前提条件”之下，要继续发动革命。而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号召群众起来打倒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即“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十七年间，因共产党在全中国的罪恶统治，而造成的“党和民”之间的深刻矛盾，及其不容爆发的冲突，竟然成了毛泽东要继续革命的“发动力”。也就是说，在“革命的对象”已经摆在毛的面前时，毛终于找到了“革命的力量”，并找到了“革命的契机和主题”。更何况，他那个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革命的大方向”，既然早就是共产党“革命专政”的主体内容和根本目标，谁还敢公开反对呢？
2、内在政治原由：“天无二日”和“国无二主”
如前所述，苏共二十大批判了斯大林也否定了斯大林，特别是明确地提出了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个人崇拜现象，将列宁死后，前苏联所出现的残酷专制，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和残暴的斯大林主义。甚至直到今天，在俄国历史学界谈到前苏联的罪恶历史时，竟仍然将苏共的罪恶全然并于斯大林一身（参阅《共产主义黑皮书》，英文版名：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哈佛大学出版社）。
苏共二十大刺激了中共和毛泽东，几乎是同时爆发的“匈牙利事件”更是刺激了神经已经紧张的毛泽东和中共。于是，一场也要反对个人崇拜和更要维护个人崇拜的斗争，伴随着一场要拼命维护共产党专制统治的斗争，就在风云际会之间，悄悄地、却又是激烈地表现出来了。
为汲取苏共的教训，中共于1956年召开的“八大”提出了要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地提出了在中共党内也要反对个人崇拜；连第一个喊出了“毛泽东思想”、第一个对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理论的刘少奇，也在报告中屡屡提到了中共要反对个人崇拜。
然而，在第二年、即1957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则相反地公开提出：“正确的个人崇拜，还是需要的。”毛与刘、邓开始了“针尖对麦芒”。
不幸的是毛泽东。他的疯狂的大跃进，把他的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拖到了绝境。中国大陆在1959到1962年间，据官方统计，竟然在毛的三面红旗之下饿死了整整4300万无辜人民。而且“绝非天灾，全是人祸”（请参阅丁抒教授的《人祸》一书）。
1962年，在北京那个连县委书记都能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上，倒了“三面红旗”的伟大领袖毛泽东，被迫做了检讨；自1959年起，就已经担任了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终于在全国人民高举毛、刘“两张画像”和高喊“毛主席万岁、刘主席万岁”的“两个万岁”声中，不仅成了一国并立的“二主”；而且，六四年，他还把毛主席自己说的，“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少奇”的“最高指示”，已经口头传达到了全国各基层党支部。
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面根本不向党的主席毛泽东汇报工作，对他的“最高指示”置若罔闻；中央组织部已经完全被“后来挖出来的党内叛徒集团”所掌控，北京市委被刘少奇的得力干将彭真弄得毛不仅“连水也泼不进”，而且“连针也插不进”；中共中央的绝大多数委员、全国各省委、直辖市的第一书记，几乎全部为刘所安插……。连李大钊的儿子李保华被任命到安徽担任省委第一书记，刘少奇都要亲自乘火车将他送到蚌埠，“以示关爱”……。本来是毛泽东要发动的“四清运动”、即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第二夫人王光美的“桃源经验”，扭曲了原来是“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领导人”的毛式四清大方向……。
此时此刻，毛除掉“知趣”，带着伟大领袖的名号和红太阳的美称引退政坛养老，就只有决心与刘少奇政治集团“拼死一搏、以决胜负”了。好在毛泽东手里有的是宝贵的“历史经验”；有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党人为他所造就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之伟大领袖”的崇高地位和神秘形象；更重要的是，曾专门领导共产党地下工作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对毛从未放过手的“地上的军队”，几乎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
一场巨大的政治内讧，显然已经到了非爆发不可的时候。
四、中共敢于发动文革的“历史经验”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名谓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大浩劫”，并非没有历史经验可以汲取。
1、中共拥有列宁斯大林制造暴乱内讧的成功历史经验
第一、毛泽东深得列宁的政治谋略，即布尔什维克的夺权经验——“用小组织搞乱大社会”。因为一个有坚定目标、坚强信念、严密组织、大胆谋略、并敢于不择手段的“小组织”，相对于一个思想分歧、信念犹疑、组织松散、没有策略，并且不善策划阴谋、不敢不择手段的大组织和大社会来说，这个小组织常常是难以想象地充满着“战斗力量”。而它对大组织和大社会进行战斗的拿手好戏，就是先搞乱它，再征服它，就是“乱中夺权”。列宁用这个办法，对内搞垮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人数众多的孟什维克派，更搞乱了二月民主革命成功后的整个俄国社会，并终于在他所一手制造的大混乱中，推翻了俄国二月民主革命所创建的“俄罗斯第一共和国”，夺取了政权。
中共和毛泽东的革命，不仅在列宁和斯大林的把手教唆之下，深闇其理，大获成功；而且毛泽东的所谓“从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的革命体会，就更是得自于列宁的“真传”。所以，毛泽东在为了对付刘少奇的“大块”党内力量时，也决心要如法炮制。“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就是毛要发动文革、摧毁党内多数派的重要由头之一；建立一个以他为首，以毛妇江青为“狗”（江青曾在法庭上高叫“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和以林彪、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野心家为核心的阴谋小集团，就是他所建立的一个严密坚定犹如“黑帮”式的“小组织”；然后就是以“策划阴谋和不择手段”来搞乱对方的阵脚，搞乱自己的党，直至搞乱整个社会，则是他的“伟大战略部属”；再就是不顾一切牺牲地直奔自己的夺权目标，便是他以“小组织”进行血腥战斗的又一次“革命实践”……。毛泽东正是用这种手段打倒了蒋介石；现在，他还要用这个手段来打倒刘少奇。何况他毕竟还有一个“全党全国之伟大领袖”的光环在身，更有林彪所统帅的军队作后盾呢！
第二、如果说刘、邓要接受斯大林的“教训”，毛泽东则要吸收斯大林的“经验”。因为，刘、邓为自己这一路“开国功臣”着想，必须防止毛象斯大林那样，也对他们进行一场“大清洗”，从而将他们这些共产革命家也推进共产革命的地狱；而毛面对着“刘家党”试图对他抢班夺权，便一定要以斯大林为榜样，来一场“大清洗”，以消除眼前的危险和“身后”的危机——毛当然担心自己死后，他的这班人马对他会象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一样。好在斯大林为毛早就准备好了对付自己人的整杀经验。这就是斯大林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那一场“政治大清洗”。
为了验证毛是如何接受了斯大林的政治经验的，我以为有必要将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作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我们才会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残酷过程，特别是对什么才叫做共产革命，有一个更加明晰的历史性认知。
一是斯大林大政治大清洗的时间范畴。斯大林对内的政治清洗，应该说伴随着他上台和掌权的整个过程。但被称为“大清洗”的岁月，也就是高峰期，则是在1936年9月到1938年8月之间。
二是斯大林政治大清洗的表面理由即导火线。一个是暗杀事件，即1934年12月1日，列宁格勒州委书记谢尔盖‧基洛夫遇刺身亡；另一个是斯大林借口希特勒有可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前者使斯大林有了对内大抓阶级斗争和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由头，后者则使斯大林有了为保卫苏联而必须肃清内部叛徒和特务的理由。
三是斯大林政治大清洗的内在原因。说白了，就是斯大林要“清除异己”。因为，斯大林接列宁的班，首先用的是欺骗的方法。他在和那些资历与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有些人比他更拥有接班的影响、地位和权力的时候，曾狡猾地提出了“列宁的事业，不是一个人可以接班的，而只能由我们集体地来继承”。这在当时，不仅对接班可能产生的争执甚至内讧起到了缓解的作佣，更为斯大林在此后各个击破和走向独裁埋下了伏笔。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一步一步地在对苏共党内的清洗中，夺取了最高的权力，但也因此而制造下了党内的不满，甚至是同伙们的长期抗争。三十年代，当斯大林的独裁权力终于已经完全稳定下来时，他便要展开一场大清洗，来解决他的宿敌，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了。
四是大清洗的对象、手段与结果。首先是对内：斯大林制造了一个“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恐怖中心”和“托洛茨基右派集团”、即莫须有的“托派”。犹如毛泽东后来所制造的“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和“六十一个叛徒集团”一样。为了清洗这个“中心”和“集团”，斯大林将1917年俄共“十月革命”时的六位政治局成员中的四个人处决，将六人中仅存的托洛茨基开除党籍。托洛茨基后来虽然逃到了墨西哥，却仍然于1940年被斯大林派人将他暗杀。
斯大林还将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宁逝世期间被选入政治局的四名委员处决；另一人米哈伊尔·汤姆斯基被迫自杀，七人中惟有莫洛托夫和加里宁两人幸存。
斯大林对他的中央委员会也进行了大清洗。1934年参加苏共第17大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几乎所有这些人或被处决、或遭迫害而死于狱中。这个比例与毛泽东清洗他的中央委员们颇为相似。但斯大林用的是“硬刀子”杀人的手段，毛泽东则用的是“软刀子”整死的手段，毛的中央委员没有那么多被公开处决和迫害至死。
斯大林没有放过他的军队。红军五位元帅中的3位，15位陆军将军中的13位，九位海军上将中的8位，57位军长中的50位，186位师长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陆军政治委员，28位军政治委员中的25位，均在清洗中被撤职。著名的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被处决。原因是斯大林要借机将参加过共产革命，曾为共产党推翻“俄罗斯共和国”卖过命的，原沙皇俄国的旧军官们，斩尽杀绝。这一点，中共和毛泽东早就在抗美援朝中和后来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全部做到了。而且在文革中，被饿死的彭德怀将军，被活活打死的张学思将军（张学良之弟），被逼迫跳井的陶勇将军等等，其数目也相当可观。中共文革尚未解密，确切的数字还无法出台公布。
在大清洗中，共产革命元勋季诺维耶夫和加米涅夫曾当面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和叶果夫提出愿意“认罪”，条件是希望政治局保证他们及其亲人不被杀害。虽然斯大林表面上答应给予他们这个保证，但是事后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还是被关押和枪毙。著名的共产党领袖布哈林也同意以家属不受害为“认罪”条件，但他的妻子还是被关进了劳改营。毛泽东在文革大清洗中的狠劲，与斯大林如出一辙。
其次是对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前苏联，虽然富农“作为阶级已经被消灭”，这是斯大林曾亲自宣布的。但是，1937年7月30日，即在斯大林的政治大清洗最疯狂的时候，前苏联的秘密警察还是发布了第00447号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它反苏联分子的命令。这个命令后来成为前苏联秘密警察镇压人民的“依据”。斯大林用重新制造阶级斗争的方法，来保卫他的政治大清洗能够顺利进行，以免他对内部的大清洗，可能造成外部“阶级敌人”趁机造反甚至推翻共产党政权的大好机遇。对此，发动文革、旨在对中共党内进行大清洗的毛泽东心领神会。他在文革中，始终都是把大抓阶级斗争、持续地残酷镇压“新旧阶级敌人”当作大事来抓。我在后面将会专门谈及。
在大清洗中，前苏联秘密警察根据斯大林的旨意，是按照一定的数量比例（计划杀人数字）来屠杀少数民族人民的。同时，前苏联的上级军官们，也是按照一定的统计数据，来下令当地的秘密警察关押和处决一定数量的“反革命份子”的。这一手，毛泽东早已学会。他在1949年以后中共所发动的历次运动中，都曾亲自规定杀人的比例数字。在文革中，他更是变本加厉。
斯大林死后，在前苏共准备召开第20次党代会时，苏共党内有一个特殊委员会曾下令内政部统计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的杀人数目。结果，这个来自苏共官方的统计数字指明，仅1937年至1938年一年中，斯大林本人就签署了681,692人的处决令。后来，一个重要的俄罗斯人权组织公布了前苏联遭遇政治迫害者的名单，这个名单中，共纪录有1,345,796个俄罗斯人的名字。相比之下，毛泽东在文革中杀人的“成就”要比斯大林大得多。
2006年9月26日讲于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UBC)
《黄花岗》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