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马凯一家
清末民初时期，西方人来中国传教，大体上也是分区域的。像福建、长江中下游一带，是英国人的传教区；河南、四川则是加拿大教会的传教范围。
教派内部也有细分，比如加拿大的天主教和耶稣新教派在中国传教就各有侧重。天主教是搞慈善事业，孤儿院办得比较多；新教派主要以社会公益事业作为传教途径，要么办医院，要么办学校。加拿大人在成都就办了华西协和大学；英美基督教会在北京办了燕京大学，南京办了金陵大学。
柯马凯的外祖父母都是加拿大来中国的传教士，住在成都的四圣祠街。这对传教士夫妇在这儿生下了他们的女儿。这个中国出生的女儿长大后去了加拿大，读的是人类学专业，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了中国。曾跑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做过藏族、彝族的调查研究。
她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青年柯鲁克。
柯鲁克出生于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后因1920年代经济危机破产。但这并未影响到柯鲁克去美国读书，即便在美国又赶上1929年的大萧条，他好歹还是读完了哥伦比亚大学。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左派一下子就起来了，柯鲁克也因此参加了美国的共青团。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以后，柯鲁克回到英国，到1935年又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共产国际组织国际纵队，柯鲁克加入其中。后来受伤住院。治疗期间，读了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使他对中国发生了浓厚兴趣。
1938年中国对日抗战，柯鲁克来到中国。他先去了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教了一段时间的书，然后去了内地，在四川成都认识了那对传教士夫妇的女儿。
这位从事人类学调查的女性，发现社会特别腐败，存在令人痛苦的剥削，她因此特别同情底层大众。柯鲁克给她讲述了一番阶级分析的学说，很快就使她从基督教变成了共产党，进而又变成了他的妻子。
最初，二人相约要去延安。后来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发出号召，凡是同盟国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回本国参军参战，抗击法西斯。于是夫妻二人离开中国，一个加入了加拿大军队，一个参加了英国军队，在皇家空军服役。
战争结束后，英、加两国都有一个资助退伍军人上大学的政策。柯鲁克就去了伦敦远东学院，妻子则去了伦敦经济学院攻读博士。
两人当时都有一个共同想法，打算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斯诺写的《西行漫记》记录的是长征这段历史，柯鲁克夫妇也决定写一部书，反映中国农村的土改历史，于是两人带着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在1947年又来到了中国。
他们直接去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在涉县开展调查研究，进行土改普查。后来，夫妻俩合著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从社会学的角度描述和记载了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这之后，他们参加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的筹建，并在这所学校一直工作到退休。
1951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柯马凯在北京出生。按母亲的主张，孩子和中国的孩子一样，都在中国的普通学校接受教育。1957年，柯马凯才6岁，但对反右斗争已经有了印象。他记得有一次跑到“北外”的东院，看见贴在墙上的大字报，画面中的老师、阿姨，被画得面目狰狞，非常难看。昔日里的一团和气，突然间变了一副样子。
对于大跃进，柯马凯的印象就更深了。当时北外西院建了一个炼钢的小高炉，炉火熊熊，
有人拣了一口生铁锅，因为塞不进炉口，就拿锤子砸锅。7岁的柯马凯觉得好玩，就跟一个大学生说：嗨，让我来砸吧。人家就把榔头给了他。那是一种一头带尖的榔头，有点沉，柯马凯举过头顶时没把持住，砸着自己后脑勺了，还流了血，所以印象特深。
印象深刻的还有困难时期。那时大家都吃食堂，柯马凯感觉饭菜越来越难吃了，照顾他家的阿姨说他挑食。父母要他有啥吃啥，不许挑三拣四。当时食堂的熬白菜特别难吃，父母就盯着他，非叫他咽下不可。他总是趁父母不备，把白菜倒掉。
那三年，柯马凯倒是没饿着，但感觉伙食确实不好。他后来问母亲，怎么过去吃得挺好的，现在却越来越糟糕了。母亲解释说，过去是因为享受特殊照顾，所以吃得好，现在吃的和老百姓一样，缺油少荤，当然不好吃了。
柯马凯读小学四年级时，父母把他们三弟兄转入寄宿制的崇文小学，想让他们得到锻炼。
1964年，柯马凯上六年级，他记得有一个很出名的戏叫“以革命的名义”。然后社会上就到处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柯马凯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政治问题，也常常给孩子讲这方面的东西。柯鲁克夫妇对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学说非常接受，思想很左。在北京的外国人称柯鲁克夫妻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中共提出什么，他们总是三倍地拥护。
受家庭影响，柯马凯六年级时写过一篇作文，其中引用了毛主席语录。老师批阅说：哟，你还跟得挺紧的。
文革前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教育，让柯马凯养成了很高的警惕性。
有一年，柯马凯随父母回了一趟英国。他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柯马凯走在街上，指着一些人对父亲说：那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吧。柯马凯在中国接受的教育，使他一出国就觉得眼前的很多人都是坏人。
1964年，柯马凯参加中考，第一志愿填的是101中学，因分数不够，被录取到北大附中。同学中有一个叫米马克的，父亲是搞工会运动的，这家人是从美国过来的，1965年到的北京。米马克的哥哥叫米克里。米克里金发碧眼，人很健壮。中国人开忆苦会时，忆的是旧社会的苦，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大家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的？他说：就是Muffin。
大家不懂什么是Muffin，都信以为真。多年后，才发现所谓的美国“窝头”Muffin，原来是英格兰松饼，多好吃啊。
这家人都挺左的，后来在文革中受了惊吓，1969年跑回美国去了。
柯马凯的家庭热衷政治，所以对文化革命运动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北京最早的红卫兵几乎都是干部子弟，背景很厚，特牛。所以他们能喊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样的口号。
柯马凯所在的北大附中成立的“红旗”战斗队，首先比的就是家庭出身，还要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党员，还得问是哪年入的党。柯马凯父母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家庭出身没问题。大家聚在一起，都在比谁革命。柯马凯在友谊宾馆结识了一些外国人，有时一起聊天，有个瑞士人就说：嗨，这文革，都是年轻人犯青春病，荷尔蒙激素跑错了地方。
那时候，红卫兵都喜欢穿军装。柯马凯有个挺要好的同学，是部队大院的子女，给他弄了一套军装，还弄了一条带大铁扣的皮带。大家都说，这皮带抽人、抡人用得上。柯马凯说他从未拿它抽过人。
文革中，北京的外国专家，像阳早、寒春、李敦白、史克等，都参加了造反派，柯马凯的父母也在其中，这些人今天参加这个会，明天批判那个人。
这群外国人成立的造反组织叫“白求恩-延安”，柯马凯的父母都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当时在京的外国专家大都住在友谊宾馆，外专局特地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免费使用的会议室。
柯马凯这些外国学生也成立了一个“红星”组织，有十几个人。外专局在南配楼也给他们也安排了一间房作为队部。
柯马凯是这个组织的宣传委员。有一个巴西专家，是“白求恩延安”的，给柯马凯他们弄了一套油印机，就是刻蜡纸的那种。柯马凯就在友谊宾馆那个红星队部里刻写油印宣传单。有时也学解放军支左，跑到工厂去演讲。
正搞得津津有味时，柯马凯的父亲却被怀疑是“国际间谍”抓了起来。
那段时间，柯马凯正在工厂参加劳动。过了十来天，这个消息就传到了工厂。工厂就通知他说：柯马凯，你在这儿学习锻炼得差不多了，我们给你开个欢送会，你就可以走了。人家好心，没给他难堪，还送了他一个主席像章。
柯马凯回家后，就跟母亲四处奔走，为父亲鸣冤叫屈。有一次跑到北京卫戍区，那时候卫戍区在护国寺附近。母子两人是带着铺盖卷去的，打算要不回人就不走了。后来一看没有效果，又带着铺盖卷回来了。
但母子俩并不气馁，还是四处奔走。不久，学校停发了柯鲁克的工资。柯马凯的母亲觉得这不符合法律程序，学校凭什么停发工资？，谁证实柯鲁克是特务了？连指控什么都没有，又没审又没判的，凭什么停发工资！这么一力争，北外财务科也觉得不合理，又开始继续发工资。
这时，北外已经是造反团的天下了，柯马凯的母亲找到造反团的头目说：你们把柯鲁克当间谍抓起来，毫无根据，我是他妻子，要说他是间谍，我跟他生活了几十年，岂不是我也成了间谍了？这话好像提醒了对方，1968年12月，造反派把柯马凯的母亲也抓了进去。
这些人把她囚禁在小屋里，这种形式在当时称之为“群众专政”。有两年多的时间儿子们都不知道母亲的踪影，直到第三年才让子女探视。父母被抓之后，柯马凯兄弟三人就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被安排到北京海淀农机厂。安排时，还特地给厂军宣队交待说：这几个是外国特务的孩子，要好好看管。工人们倒是没歧视，但军宣队的态度可不那么友好。柯马凯在这家厂子当了两年的钳工。
只要有时间，柯马凯还是照样继续上访，为父母喊冤。能去的地方都去了，什么公安部、外交部、市政府、市委、卫戍区，他都去过，而且是反复去。按流行的说法，他都成了“上访专业户”了。
在那些人眼里，他就是个十几岁的孩子，没人拿他当回事。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北京市外办，工作人员经常给他吃闭门羹。偶尔也跟他说几句：哦，你这个案子是某某同志经管的，他现在下乡了，下个月才能回来。人家就是这样打发他的。
不仅如此，就连原来的好朋友，见了他也当不认识。但还是有不怕受牵连的，像北大的美国老师叶文茜，她就不怕。她老头也被关着，她始终热情，欢迎柯马凯兄弟去她家玩。
另外，爱德乐和帕特夫妇一家对柯马凯也很好。柯马凯兄弟每周去他家，他都会管一顿饭，还跟他们聊天。
有段时间，柯马凯感觉特别失望，他都已经二十出头了，想去国外读大学，可有关部门就是不给他办签证。
1972年，外管处通知柯马凯说：你们的居留证到期了，需要到公安局办理延期手续。柯马凯气愤地说：延什么期啊，我不延！你们最好把我驱逐出境。结果外管处也不催他，还主动替他办好了延期手续。
接下来发生了一个转折，柯马凯在海淀农机厂干了两年以后，上面找到农机厂，给他另外换了一家工厂——首汽汽修一厂。新厂子对他的态度很友好，不再说他是什么特务子女、可教育好子女，还让他学徒期满转正，工资也从原来的19块6毛2，涨到了三十多块钱。
1972年柯马凯母亲终于放了出来，1973年1月27号父亲柯鲁克也被放出来了，前后关押了他五年零三个月。
父亲一释放，柯马凯就不去工厂了。这年3月8号，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被释放的外国人，包括他们的家属。像夏庇诺、戴乃迭、爱泼斯坦、柯鲁克等，都是同一批释放的。
那天，周总理出面宴请大家，他首先代表中国政府赔礼道歉。他说：冤枉你们了，你们是好人。周恩来讲完话，就挨桌轮流敬酒。到柯马凯这一桌，先对柯马凯母亲说了几句话，然后敬叶文茜酒，最后走到柯马凯弟兄三个面前说：我知道，你们想出国上大学。好啊，你们回去上大学，学完了还要回来嘛，这是你们的第二故乡嘛。
既然周总理放了话，柯马凯跟他哥哥就想马上动身。出国签证立刻就批了，国家还答应给一笔路费。当时去伦敦的机票一点也不便宜，要上千美金。柯马凯两弟兄一商量，就跟外事部门说：别给我们买机票，把机票钱给我们，我们自己想办法。外事部门居然答应了，给了柯马凯弟兄每人一千美金。
两人拿着这笔钱坐火车去了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新加坡，从新加坡陆路到马来西亚的槟城，再坐船去印度，然后从印度一路坐大车、汽车、火车到英国。两人是5月份出发的，11月份才到了伦敦。
因为文革，柯马凯只读到初二，所以到了伦敦以后，首先是补习中学课程。因为在中国工厂干过将近五年，钳工、车工都能做。经过亲戚帮忙，找了个工作，在伦敦的工厂里打工，同时用了一年多时间补习了中学的课程。1975年柯马凯考上了伦敦大学的物理专业。
临出国时，被囚禁了四年的母亲叮嘱柯马凯弟兄说：你们这次回英国后，要扎根在无产阶级中间。柯马凯按母亲的嘱咐，加入了工会，只要是工会组织工人斗争什么的，他都积极参加。
1974年，正值保守党的希思政府执政时期，英国煤矿工人大罢工。受罢工影响，英国政府被迫采取“每周供电三天”（Three-day-week）的政策，就是每周只上三天班。
劳动法规定每周工作五天40个小时，每天加班不得超过两小时。所以各个工厂后来就把三天都改成10小时工作制，这样一周的工作就是30个小时。其中每天有两个小时按加班工资计算。另外两天由于待业，所以国家的待业补助还得照发。这样，工人的工资再加上政府补贴，收入基本上没怎么减少，而休息时间却多了两天。
在英国，柯马凯参加过几个极左组织，一个叫英共（马列），一个叫做英联，柯马凯分辨不清这两派哪个好，所以同两边都有关系。
柯马凯后来加入了一个小政党，这个小政党左得出奇。他们的偶像居然包括江青。他们说起中国的事来，能把中国说得好像人间天堂。这让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柯马凯感到非常惊讶，憋不住会说一些大实话，这些人根本听不进去。有一回谈到江青，柯马凯说了一些冷嘲热讽和不尊重江青的话，当场引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
这些人曾经激烈地争论，中国当今社会有没有剥削？柯马凯引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仍然是阶级社会，说明中国还是有剥削的。结果这些人一听，立刻就毛了，认为柯马凯思想有问题，当即就把他开除了。
柯马凯参加过这些左派政党的多次会议，对他们的主张十分反感，所以被开除反而让他如释重负。这些人左得出奇，党内气氛特别紧张，经常相互恶毒攻击；却还表现得非常虚伪，什么“刚才某某同志如何如何”。表面上相互尊称同志，说话却特别恶毒。等到考上大学，柯马凯就同这些人一刀两断，再不往来。
上了大学以后，除了在学生会搞点什么活动外，柯马凯就只钻研物理。后来转入玛丽亚皇后学院，这个理科学院的学生就不怎么谈政治。这让柯马凯觉得特没劲，就和几个左得可爱的小青年，租了一套小洋房，几个人一回到那儿就谈政治。其中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一个托派，一个苏格兰独立派，柯马凯被大家贴的标签是斯大林主义派。
几个人虽然派别不一样，但却特别谈得来。晚上没事就下酒馆，边喝酒边谈政治，谈苏联革命，谈新左派思想等等。有时，几个人也跑到伦敦经济学院去，那里的文科学生中，左派特别多。那儿的学生会有学生酒吧，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酒吧是左派聚集的地方。柯马凯后来常跟这些学生谈政治。遇到学生搞游行的时候，比如美帝国主义轰炸谁啦，什么反战啦，会跑到美国大使馆去抗议，柯马凯都会跟着去。
柯马凯在英国学完本科后，1978年回到了中国。1973年走的时候，柯马凯曾经发誓说，这一走就再不回来了。可是父母在这边，到底还是割舍不下，一毕业又回来了。
参考资料：米鹤都《一个老外的红卫兵经历》
2025年0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