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雨欲来
正在进入高考的最后准备阶段，校园已经不平静了。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犹如一颗深水炸弹，震撼着我们。读报、听广播成了比复习还重要的每日功课，大家互相谈论着争吵着。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改变我们每个人命运，颠覆中华民族的风暴、劫难就要来临。当时的北京犹如一个巨大的戏台，紧锣密鼓，雷声阵阵，剧情不断变换，演员轮换粉墨登场。从一九六六年－月到五月十六日，先是邓拓吴晗廖沫沙被打倒了，接着是“彭、罗、陆、杨”一朝倾覆。而以江青、陈伯达、康生为首的炙手可热的《中央文革小组》登上了历史舞台。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发表，当时听这一篇文章时，我只记住了一句话，“把代表私人利益的仇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它”（好像是引用马克思的话），因为后来十年的历史正证实了这一句话。而且比古今中外的任何时候都要残酷都要暴虐，这也许是当时的作者没有想到的吧！这篇社论的发表犹如开启了“潘朵拉”魔盒，使原本平静有序的北京成了“无法无天”的血腥世界。在这场“搅得周天寒彻”的革命中，几千年专制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血缘文化泛滥一时，并成为政治认同的重要标识。一些青少年学生堂而皇之地把“血统论”抬了出来，把中世纪的裹脚布当作革命的旗帜到处挥舞，形成了红卫兵“横扫一切”的风暴。同时，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和绝对权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峰。“万寿无疆”的全民敬祝、“献忠心”的万众供奉、“誓死捍卫”的热血愚忠……，这些都让人们看到皇权专制时代的回光返照。被革命打倒的对象，又在革命中成了革命的膜拜物。旧时代的阴魂附体在革命后代身上，发作出了新时代的癫狂，践踏了人类文明价值。（摘自王海光《血缘文化与文化大革命》）
两个老师的惊恐
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开始了。一九六六年六月初，中央派出了工作组。进驻师大附中的是以勾德元为组长的团中央的一些人，在学校成立了工作组、革委会和各班核心小组的三级领导小组，代替了原来的党团领导系统。我是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之一，如何“革命”？革谁的命？没有人知道。在暴风初起之时，有一个镜头，那就是我的班主任陈复兴、政治老师董世鹏的惨白的脸色、慌乱的举止和极度恐怖的神情，使我不解。一直到下乡以后，以及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的大潮中，才知道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尤其是“反右”，这个魔团谜底才得以解开：他们一定是经历过那一次次的以知识份子为斗争对象的整肃运动，是侥幸“漏网”而心有余悸的。所以当一场更大的来势更凶猛的运动扑面而来时，他们如惊弓之鸟，怎么能不颤栗不恐怖呢！
反工作组
六月二十号，高三（二）班以陈永康何芳芳为首的一部分学生贴出了名为《揪出钻进我们肝脏内的牛鬼蛇神》的大字报，矛头直对工作组，我们高三（三）班也马上响应。一场是反还是保工作组的争论在全校展开。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在三楼召开的争论会上，因为工作组对反对者的定性是“反革命”，运动后期处理。一个高三（二）班的高而黑瘦的人居然跳到桌子上，“反戈一击”。我唯一的感觉是“可笑”。我是属于反工作组的，主要原因是工作组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生，而且挑动学生批斗我尊敬的老师和校长。我还写了名为《非要颠倒黑白不可》的大字报支持声援陈永康、何芳芳，并积极参与辩论。这下吓坏了我的大哥，他不只在家里反对我，而且跑到学校试图阻止我的行动，要求我向工作组道歉“认罪”。我是理解大哥的，也知道他是因为父亲已经“自绝于人民”，再不想看到自己的弟弟在政治上“出事”了。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学会“明哲保身”，我的性格是明知不可而非为之的倔强。
初尝被“孤立”的滋昧
不知为什么，我们班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范光义。一天晚上，班里的几个人在徐赤裔家写了一篇大字报，结论是范是“主观反党”，起码也是“流氓”（班里的一个女生揭发他以帮助其提高思想为名对其骚扰）。我是坚决不同意的，另外一个叫李乃立的女生也同意我的看法。于是在班里就展开了对范、卢、李的批判攻势，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逻辑”：要想整倒范就需先整倒卢与李，而要整倒卢与李，又必须先整倒范。我平生第一次被“孤立”起来。而且第一次尝到了被“孤立”后的寂寞。虽然我私下认为这种孤立是光荣的。范曾经跟我说，如果我被戴上了“反革命”帽子，你怎么办，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和你一起去劳改喽。在那个并不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我、范、李在暗中交往。在那个大字报漫天、口沫横飞的日子里，我也因被孤立而稍许清醒了些，少了些盲目与冲动，多了些冷静与思考。
惊动最高层
师大附中的学生中，因为干部子弟尤其是高级干部子弟相对较多，所以运动初期师大附中就成了刘少奇了解运动领导运动在中学的一个点（大学的点是清华大学，因为刘少奇的另一个女儿刘涛在那里上学。师大女附中是邓小平的点。）不知刘平平回家是怎样向其父亲汇报学校反工作组的情况的，刘少奇找来包括刘平平在内的校“文革委员会”成员谈话说“出现说工作组是黑帮的大字报，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摘自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二七页）。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刘居然把反工作组的后台定为我们班的牛德龙。牛德龙在班里是典型的“浪荡公子”，常常迟到早退，甚至不上课去看电影，成绩自然不算好。在我们的眼里是“自由主义”的落后分子。我是到高三时才对他有所了解的。因为座位挨在一起，平时常天南海北地聊天，发现他是很聪明有独立见解的，他的“奇貌”、“奇行”，其实是桀骜不驯的外在表现。可能正因为此，才把他定性为“后台”吧。一般人可以不理解他，甚至曲解于他，但作为如此高级的中央领导也能看走了眼，我想一方面是汇报者之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刘是怎样按共产党传统的办法领导运动，而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又不是他所理解的，因此作出了这样“奇怪”、“可笑”的判断。
批斗牛德龙
那一天，揭露、批判的大会在三楼会议室召开。牛德龙用水冲洗了头，一步步缓慢地走进会议室，在“被批判”席上坐下，不管是工作组也好愤怒的学生也好，在他们声色俱厉的质问中，他始终一言不发，甚至连眼皮也不抬－抬，充满了冷静、默然和蔑视。从那一刻起，我服膺了，认定了他才是我一生可以交心敞怀的朋友与知己。
他的父母都是高级知识份子，曾在美国留学八年，回国后一直保持低调，其父亲不知什么原因，不再参加任何工作，少言寡语，但仍然阅读和查看英文书籍资料。母亲则在师范大学任图书馆学教授。我第一次去他家，是在牛德龙作为反工作组的“后台”被批斗以后，勒令在家检查反省，他也正乐得如此。记得我是早晨去的，他的母亲给我作了一碗米酒，还在里面打了一个荷包蛋。没想到我却满脸通红，竟有些醉眼朦胧了。也是自此我了解了自己的酒量。对此我曾有一首小诗“天生小酒人，微醉自沉沦。常怀羞惭意，无为涓滴红。”
我常常一个人到他那里去，尤其是在那－次“离经叛道”的谈话和决定书写“反动”传单后，就去得更勤了。他母亲是个慈眉善目的有教养的老人，经常嘱咐我一些要注意的问题，比如我的过于耿介过于喜怒好恶皆形于色的性格，这是我的那几个朋友也经常反复谆谆于我的。还比如，在我一九六七年底到一九六八年在学校给新招来的学生代课，就特别提醒我要注意与女生的关系，因为她老人家知道，女孩子是特别容易喜欢我的，这是除父母亲外，只有他们像父母一样关爱我，时时给我以教诲，令我至今仍感激铭刻于心。我们五人的开始学习英语也是德龙的父母两位老人看到我们每天百无聊赖，就向我们建议，并亲自为我们授课。他们说，不要文化，不读书的状况是绝不能长久的，只要学，就一定会有用的时候。所以一直到了沁县李家沟我也没有放弃，坚持学了下去。而牛德龙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自学起了中医，并在中药的鉴别上有所成就，以后他又专注于研究民国史，在满床满柜满屋的书海里探隐索微，对那个时代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作了详尽而又独辟蹊径的考证、归纳和评说，获得丁东等学者的高度赞赏。
惊见殴打校长
自反工作组风波以后，我就不再是班里的核心小组成员，而且不允许我再参加班里的运动，作为“白专分子”让我一个人到学校食堂前的洗浴间里反省。我也乐得清闲，每天在学校食堂门前的浴室里“反省”、看书、抄中外民歌二百首，《赫鲁晓夫主义》、《多余的话》就是在那里抄录的。期间有一件事令我震惊：一天的傍晚，我从无人看管的“反省禁闭”室里出来，经过校门口时，我被惊呆了，只见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分别站成两排，几个穿着军装的学生，有几个是我认识的高级干部的子女（恕不点名，但愿他们已在心里为此做了忏悔，尽管她们也曾在这场运动中吃尽了苦头受尽了生死的折磨），她（他）们凶神恶煞般地抡着带铜头的皮鞭，轮流抽打着他们的老师和校长，而让我感动不已的是，校长刘超冷冷地说：如果有罪，罪在我一人，要打，就打我一个人吧！自然遭来更猛的劈头盖脸的抽打，以至他老人家的眼镜也被打落了。当时只有一个人，以前是负责团的工作的，每次他的讲话，是那么充满激情，那么充满理想的革命的感召力，而在皮鞭面前，他那带着磁性般的雄辩却变成了苦苦的求饶。我站着，不忍目睹地看着，心里却在想是什么使这些往日的同学充满如此大的仇恨呢？在这一群人里，只有校长刘超是不失为一个真正的人的称号的。正因为此，在工作组撤退后，在“斗、批、改”的运动中，对刘超校长是几类干部而争论不休时，我独自以师一兵署名写了三篇名为《要有更多的一把手站出来》的大字报，反复强调刘校长是好校长。（这三篇大字报的底稿至今还保留着。）我也只看到刘校长一人在瑟瑟的寒风中透过那高度近视的眼镜，仔细认真地看着。因为大部分大字报是把刘校长当做要打倒的三类甚至四类的“走资派”痛加批判的。我的这篇大字报一定在萧瑟秋风中，给他带来一丝温情和暖意，他可能至死也没有想到这篇大字报的来历与作者吧。
独往独来
因为被孤立，我就被迫地只能独来独往了，虽不能“天马行空”，却可以按自己的愿望独自行动。当大字报铺天盖地，喧嚣鼎沸的时候，我一个人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主要目的是收集陈毅的所谓“黑话”。我是佩服陈毅的率直和正气的，在那个打到一切的邪风恶浪中，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林彪一样肉麻地大搞个人崇拜、助纣为虐，或盲目地歇斯底里地毫无人性地毁灭文明、诛杀人命的时候，只有陈毅一个人敢于顶风直言。我的收集陈毅的黑材料，不是为了批判而是想在那里寻求认同。我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听闻陈毅逝世的消息后，在李家沟的一豆油灯下，悲愤地写下了《悼陈毅》，以此表达我对陈毅的感佩：
〈悼陈毅〉
磊落比日月，正气凌天涯。笑对众妖孽，只语破真假。挺身抗洪逆，怒谏宫门下。
万民方有持，泣闻阎罗伐。众星渐陨落，千古遗君话。定后还如梦，茫茫我中华。
除了去外语学院收集陈毅的“黑材料”外，我还收集了大量传单、黑材料、批判册，打算以后做研究用，可惜去插队后留在家里被弃毁了。
批斗王光美的大会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日，我独自到清华大学看了王光美的批斗大会，真是人潮汹涌喧嚣鼎沸。王光美是被押解进会场的。陪斗的有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等三百余位大小“走资派”。我孤自一人站在最后边，三十万与其说是愤怒的不如说是疯狂了的大学生中学生，都像我一样伸长了脖子，不禁使我想起鲁迅在小说《药》中描写的那样：“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有一堆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我觉得，这时的我就是那个老栓，只是不买“血馒头”罢了。大约十分钟还不到，我就不耐也不忍再看下去，于是悄悄地退走了。我又一次尝到了孤独的好处，如果不是我独自一人，而是跟着一个“造反组织”一个“红卫兵团”，那么我的提前退出，就会被看做是不忠的“逃兵”。
臭虫、跳蚤与狼
我这是第二次到清华大学的，第一次是在我高一的时候，和弟弟一起来看在这里读书的大哥。在清华池游了泳，在饭堂吃了饭，还参观了那里的图书馆。晚上睡在了大哥的宿舍里，却被跳蚤和臭虫咬醒了。那个时候我是满怀信心两年后接大哥的班到这里读书的。自然没有想到这不过是一场梦，更没有想到，第一次是臭虫、跳蚤用我的血满足了它的血的贪欲，这一次却是一群我仰慕的哥哥姐姐们，像凶恶的狼一样演出了这样的一场恶作剧。是谁之过谁之罪？现在是已经很清楚了，也明白了这是几十年来仇恨教育的必然结果，我那天生与来的怜悯是如此可怜如此苍白。
自此，我就再也不出来看大字报再也不去参加任何的批判会了。
“沉默的大多数”
因为被孤立被反省，我在感到孤独的同时，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首先，我自此开始厌恶和疏离运动，通过自己的经历和境遇发现这场运动，看似是来势凶猛光明正大的群众运动，其实是群众不明所以，而且互相内乱内斗，是非并不由我们自己来判断和决定。不要说我们这些小小的学生群，就是老师校长也自身难保。而在全北京掀起的“抄家”、“破四旧”，可以任意地殴打以至致人于死命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更令我膛目结舌。
我这个原来班里的风云头面人物，成了“孤家寡人”的时候，牛德龙、俞瑚、郭乙林、杨克勤、何忠瑜，这些在三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接触的“沉默的大多数”却认同了我，成了我苦闷寂寞中的朋友和知音。成了我文革十年以至一生中生活上、感情上、思想上的亲如兄弟的伙伴与知己。从此，我们五人（不包括何忠瑜）远离运动，在一起下围棋、议论调侃世事、游山玩水、聚餐，后来还一起拜牛德龙的父母为师学起了英文（我们中学六年一直学的是俄语）。那时班里的一些人把我们五人称为“二流堂”（抗战时位于陪都重庆的“碧庐”里，聚集了一批自由散漫落拓不羁而又坚持抗战反对专制独裁的文化人，如夏衍、吴祖光、冯亦代、黄苗子等，并戏称为“二流堂”。这些人在文革中无一幸免），也就是不务文革“正业”的意思。
忘年交
俞瑚的母亲是个快言快语性格泼辣有定见的老太太。她老人家是一九四九年前北京一个供电公司大老板的千金小姐，她的父亲是个有远见的人，把自己的掌上明珠嫁给了一个门不当户不对的公司职员，从而保证了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运动都得以平安免灾。
俞瑚家因离学校只有数百步便成了我们的主要聚会点，他的众多的哥哥姐姐，都是大学毕业生，大哥还在延安抗大学习过，在人民日报担任一个版面的主编，其二哥是军校的教员，她的几个姐姐都曾留学苏联，在北京应当算是个世家了。他的母亲与我尤其投缘，是忘年交，只要我一去，老太太就特别高兴。有一次我刚进门，老太太正在穿衣准备去王府井大楼，马上说，我不去了，要和我“儿子”摆龙门。老人家见多识广，语锋机敏而又幽默，我们是无所不谈，尤其爱议论当前的运动，彭真被打倒，她就说还是彭青天在时的北京好，说到彭德怀，就说如果大家都像彭德怀，天下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和她侃大山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口无遮拦，直抒胸中块垒。她还向我谈起，运动初期红卫兵要批斗她，说她是资本家的狗崽子臭小姐，她反驳道，我生下来刚一露头，发现是资本家，总不能把头再缩回去吧？惹得红卫兵大笑而散。为了防止红卫兵继续揪斗，她就不住自有的老宅子里了，而是轮流到儿女家。说到这里老太太开怀地笑道，我这是在和这些不知高低的孩子们“捉迷藏”、“打游击”，想和我斗，他们还嫩了点！我也向老太太谈起我的父亲母亲，她说，你的父亲太天真，太轻信了！对我的母亲则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后来她还假借一个机会，特意去看望了我的妈妈。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七年，这里一直是我的另一个家，一个格外温暖可以倾吐心声的家。记得一九八六年我要去深圳蛇口，她让我给她带一个打麻将用的“骰子”，八七年我去送“骰子”的时候，她老人家是躺在里屋的床上，一听到我的声音，马上把我叫了进去。我坐在床边，握着老人的手，那一双激动起来就会挥舞指点的手已经干枯无力了，只有那两只眼睛仍然是那么炯炯有神。我们这一对忘年交的“母子”仍然像以往一样倾谈着，只是声音小了许多。没想到这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最后一次谈话了，至今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还像刀刻一样铭印在我的心中。
俞瑚是俞家的老末，他母亲四十多岁才生下他。在父母哥哥姐姐的呵护下，性格就比较懦弱，乏谋寡断。但心地善良，正直正派。看似寡言少语其实是幽默有趣的，一张嘴就口出妙语。他在李家沟是最能吃苦最任劳任怨的，不管让他干什么从没有异议和埋怨，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受苦”。他和我是最交心的，两人在一起，连最隐蔽的纯个人的私情私话都直泻无遗。他的母亲最放不下心的就是这个么儿。所以在面临分配下乡的时候，他原本是可以去东北的虎林，或青海的西宁当工人的，起码也可以去黑龙江军垦（我们班大部分人都去了那里），那里是每月有三十块钱的收入的。她母亲却说，卢叔宁到哪里，俞瑚就到那里，这样她老人家才放心，实际上是把俞瑚托付给了我。
书写“反动”传单
经文革初期的狂热，历工作组期间的内斗，我们五人相识相知，除了军训中还去学校参加由解放军管理领导的所谓“学习”外，我们是渐渐疏远甚至远离于运动之外，成为“逍遥派”。文革期间，“逍遥派”人数的比例是很大的。而且高中的比初中的多，我们班绝大部分同学在工作组撤走以后，除了短暂的军训和大串联外，甚至连学校也很少来。恐怕是因为他们更理智更清醒的缘故。红卫兵运动在其初期只是一少部分人，尤其是那一部分因为父母受到冲击，由天然的“革命”接班人一下子跌到“黑九类”的干部子弟的泄愤和开始反思的行动。我想其它学校，包括大专院校恐怕也大致如此吧。至于工人、农民、军人也介入运动以后，就是另一回事了。
因为闲暇无聊之极，便下棋、聚会，聊渡宝贵的青春时光。后来就到颐和园、香山、潭柘寺、北海等地游玩。在湖光山色中消受寂寞与苦闷。正是在这苦闷中，我开始了对运动对生活的粗浅而幼稚的思考。一九六七年的一天，牛德龙到我家闲聊，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与他围着友谊医院散步，我首先谈了对运动的一些疑惑和看法，他马上表示“心有戚戚焉”。烦忧之时遇知音，两人越谈越投合越聊越深入。竟至在那“红色恐怖”最激烈残酷的时候，斗胆地打算有所行动。也许是还太年轻吧，也许是我们的热血还不甘于就此僵冷吧，两人决定写传单，向社会表达我们的看法和思考，这是虎口摸须，“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我起草了底稿，大意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不应只重老三篇，更重要的应当是“实践论”和“矛盾论”，否则就是愚民，其二是对这么多功勋卓著的老干部被打倒无法理解和认同，最后提出了对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在许多说法作法上的怀疑。然后我们就到陶然亭、天坛公园去复写并准备散发。有一天还利用他的父母外出，我们两人就在他家里加紧复写。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的做法真是太轻率太冒险了。公然在公园的茶室里、石凳上，戴着白手套复写如此“反动”透顶的传单，不是自动把头伸向绞索吗？而周围的游人看客居然“无动于衷”，是他们的警惕性太差了呢，还是因为我们的行动过于奇险过于大胆，反倒使这些人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冥冥之中有神灵在保佑着我们这一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胆大包天”的年轻人吧！
这个行动我们两人是绝对保密的，连俞瑚、克勤、乙林都没有告诉。因为复写的份数还不多，也没来得及散发，我就匆匆地只身去了东北，原稿和印本就存在德龙那里。不料东北落脚未成，反泪雨痛归，才知道他已将所有印本在天安门东厕所里付于秽水了，我自然理解他的苦衷，只遗憾原稿的没有留存。
无聊难觅书
那个时候，最大的苦闷是穷极无聊，我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的日记中，是这样倾泻自己的感受的：“生活已经空乏到了极点。除了一日三餐、睡觉、休息外，没有任何真正有价值的有益的和有意义的事干，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活着。这么大的个子，在世上已度过二十个春夏秋冬的小伙子，却仍然闲得连手往什么地方放都不知道，这还有什么意思呢？想看点书，积存的可怜的一点儿已经反复读了几遍，连以往不屑看的也翻了出来。而到外面——无论是买还是借，又都是贫乏到了极点，陋浅到了极点，好像中国根本没有什么书一样。于是就这样虚度着、焦灼着、等待着……”（第了一七页）
冷眼“怪像”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无边无垠的空虚吧，我一边冷眼观看文革中的这一幕幕非常理非常情非常识的怪像，在感到不解、疑惑以至反感和厌恶的同时，开始了最初的思考。尤其是疯狂地吹捧毛，以及各种极端的做法，是稍有理性稍有良心的人无法接受的。我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对于一个以极‘左’面貌出现的人，幼稚者是因为不成熟，年轻人是因为喜欢激进，总之他们是愿意表示更革命一些，这是无可非议的。但对于那些成熟的人，那些已经懂得一些马列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一些锤炼，而且完全可以看出左倾还是右倾的人，仍然以极左面貌出现，则必然是别有用心，是想以此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对这种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伪君子是投机者是野心家。……这种人是最危险的，必须牢牢提防时刻警惕。”（第五至六页）还提出：“现在形势愈来愈迫急地需要我们对整个运动作个全面客观深入的分析总结了。已不能停留在麟毛凤角地孤立地考察各种事物了。需要把一系列看来是个别孤立的事物联系起来，找出其内在的引线和根本的原因，从而作出切合实际的结论了。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为水准所限，材料不全以及其它等等）这些分析和总结还只能限于大脑的思索”（第八页）在叙述了自一九六五年以来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批判”、“打倒”事件后，认为：“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把它由分散而有机的联系起来，并贯之以一条线，这样才能洞察出其中的根本，才能成为一个清醒的革命者。”（第九页）所以，我在一九六七年的十二月四日，就提出我的判断和疑问：“任何事物都是有针对性的，但是针对本身只意味要对立的斗争，而不是什么貌似激烈、过火，因为这样只会使事物走向反面，使矛盾发生转化，如果前一段的行动还可以用针对性来解释，用矫枉必须过正的道理来解释，还可以蒙人耳目的话，那么现在如此大喊大叫，更加歇斯底里，又是针对什么呢？这是百思而不得一解的。唯一可以解通的就是，让真理的脚步在更趋华藻、浮夸的革命口号的喧哗中上再往前迈出几步，这样就更容易达到谬误的境地。就可以更广泛更深入地掀起一股‘群众’的风，而掀风者就可躲在群众的后面，坐食渔利。历史是不应当随便开玩笑的，难道社会这个产婆真要生下这畸形的，同母所生，而相貌又截然相反的同胞胎吗？”（第一六页）到了山西李家沟，我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出发点继续一步步深入，从而得出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的。
摘自卢叔宁：《一个黑五类的文革自述——苦难、不屈与求索》，台湾秀威资讯科技有限公司，2014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