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简公三十年（前536）三月，郑相子产作出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铸刑书。
所谓铸刑书，就是把律法条文铸在青铜鼎上，成为无法更改的国之常法。
迄夏商周三代以降，没人这么干过。上古之时虽也有法令，但是，对违法犯罪者怎么量刑、判刑，基本都是掌权者说了算，谁权大，谁的话就是律法。所以，百姓的一切行为，有没有罪，有多大罪，该不该死，全凭当权者喜恶而定。
换句话说，律法虽有，但形同虚设，老百姓连法律条文都看不到。
子产作为郑相，以一个政治家的超前眼光，觉得律法就应该有准绳，而且必须透明、公开，才有相应的权威性、公正性。所以，将律法刻铸在青铜鼎上，就是一种庄严的形式，代表国家表态。这是对律法的尊重，也是对百姓的承诺。
此举一出，引来各种非议。
非议不是来自国内。虽然，子产此举会导致一些官员无法再滥权，但郑简公信任他，不会给他压力。民众还以为是朝廷福利，自然也不会反对。
反对的声音，首先来自某大国。
晋国。
晋国跟郑国都是姬姓诸侯国，晋强郑弱，郑需要晋的保护，晋一直以郑的老大自居。所以，子产铸刑书的消息一传来，晋国大夫叔向首先发难，给子产写了一封信，措词严厉（全文如下，可跳过不看，后面详加分析）：
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
叔向的信可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句就是一记重锤：我原来很看好你，但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你犯了一个大错）。
接着，叔向回顾了姬姓先王们为什么不将法令公开：
过去，先王们按照百姓所犯罪行的轻重，经过讨论后进行量刑，不制订刑法，就是怕百姓起争执之心。那样还不能制止犯罪，就推广道义来防止，用政令来约束，用礼仪来施行，用信用来保证，用仁政来奉养；并制定俸禄爵位，来激励那些顺民更加服从，以重刑来威慑那些不服从者。还担心这样做不能奏效，又教育他们对朝廷要忠心，并奖励那些行善者来鼓励他们，引导他们走正道务正业，用和风细雨的手段役使他们，以认真、威严的形象出现在他们面前，对那些敢作奸犯科者坚决判刑不手软。同时又通过圣贤的卿相、明察秋毫的主事官员、德高望重的乡贤、慈爱仁惠的老师来树立正能量典型。这么多的措施，才让老百姓服服帖帖，不发生祸乱。
总结起来就是：我们通过立德、立威来治国，所以没必要公开刑法。
那么，将刑法公开会有什么危害？
叔向说，老百姓知道有固定不变的刑法，有法可依，就会不敬重统治者，人人有相争之心，动辄引用刑法来为自己背书，要是让他们侥幸成功，事情就不好办了。
最后，叔向再举夏商周三朝为例，说夏朝违犯政令的人多起来，就制定《禹刑》；商朝违犯政令的人多起来，就制定《汤刑》；周有违犯政令的人多起来，就制定《九刑》。可这三种刑法的产生，都已经是乱世、末世了，无法拯救他们走向灭亡。再看您当上郑国相之后，划定田界水沟，承认私田合法化，又制定三种刑法，把它们铸在鼎上，想以此安定百姓，你想的真美。《诗经》上早就说了，以德治国，万邦景仰，还要什么刑法。老百姓掌握了律法，就有了争执的依据，抛弃礼义道德，动不动就引用刑法，一字一句地抠条文。这么一来，案发律会更高，而且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贿赂盛行，郑国在您手上肯定会走向衰败。我听说，国家将灭亡时，必定多制定法律，说的就是你这种情况。
一句话：你这么干，是在走邪路，郑国要亡，勿谓言之不预也。
不难看出，叔向的话，充满大国爹味，对子产、对郑国指手画脚，干涉郑国内政。
除了叔向，晋国另一大夫士文伯也对子产的行为从天象、玄学方面发出警告：
士文伯曰：“火见，郑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铸刑器，藏争辟焉。火如象之，不火何为？”
士文伯说：“大火星出现，郑国恐怕会有火灾吧。大火星还未出来，子产就使用火来熔铸刑鼎，里面包含着会引起争端的刑法。如此用火，怎么能不发生火灾。”
那时候的人都相信天象，士文伯这么说，换别人吓都吓死。子产什么人，他可不会被这些充满爹味的言论吓倒。要知道，晚清林则徐那句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最早就是子产说的。在铸刑鼎两年前，他发布新政令：作丘赋。承认私有田产合法化，但拥有一定田产的人，必须纳税以充军费，当时很多贵族不赞成，纷纷指责他，子产听到了，说：“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怕什么，只要是对国家对百姓有利的，我就把生死置之度外。
所以，收到晋国大夫叔向对他铸刑鼎的批评后，子产给他回了一封信：“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左传·昭公六年》）您的话，请恕我无法从命。我无能，不会想太远，只希望能挽救当下，至于将来会怎么样，顺其自然。虽然不能听命，但您对我的教诲，我非常感谢，永世不忘。
不卑不亢，但绵里藏针，技术性避免了一场外交危机。此事过后，晋国也没有以郑国不听话之名大兵压境，毕竟，另一个大国楚国，也一直在拉拢郑国，晋国不能不有所忌惮。
事实证明，子产是对的，铸刑书之举，开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法的先例，也让郑国成了春秋第一个有法可依的国家。
讽刺的是，二十三年后，晋国也铸刑鼎了。《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这年冬天，晋国大夫赵鞅、荀寅带兵在汝水岸边筑城，于是向晋国的百姓征收了四百八十斤铁，用来铸造刑鼎，在鼎上铸的内容，就是范宣子制定的刑书。
范宣子也是晋国卿大夫，晋国刑律的制定者，他虽然早在35年前就死了，但致力于改革的晋国执政大夫赵鞅（即赵简子，赵氏孤儿赵武之孙）也许是看到郑国铸刑鼎带来的好处，决定把范宣子制定的刑律也铸在鼎上，成为晋国不变的常法。
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晋铸刑鼎，应该没人敢叽叽歪歪了吧。
错，还是有人跳出来旗帜鲜明表示反对。
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孔子说：“晋国要完！因为他们失掉了法度。晋国应该遵守开国之君唐叔传下来的法度，作为百姓的行为准则，卿大夫按照等级秩序来维护它，百姓才会尊敬权贵，权贵才能守住他们的家业。贵贱的差别没有错乱，这就是所谓法度。晋文公因此设立执掌官职位次的官员，在被庐制定法律，以作为盟主。现在废弃这个法度，而铸造新的刑鼎，百姓都能查看鼎上的条文，他们还怎么会敬畏权贵？权贵还有什么家业可守？等级、贵贱失去次序，还怎么治理国家？而且范宣子的刑书，是在夷地阅兵时制定的，是违犯晋国旧礼的乱法，怎么能把它当成法律呢？”
孔子的价值观，一以贯之，就是要维护传统的等级秩序。他的反对，虽然阻止不了赵鞅铸刑鼎，但他的这一番话，却能代表所有反对律法公开者的逻辑：
一旦律法公开，百姓有法可依，就会扰乱了等级制度，使得贵族不贵，刁民更刁，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可见，反对铸刑鼎的人，骨子里反对的，还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024-03-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