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汉文帝刘恒，几乎成了千古明君代言人。
先是《太史公自序》，司马迁用了十二个字来概括刘恒的政绩：“蠲[juān]除肉刑，开通关梁，广恩博施。”废除肉刑，取消通关符证，方便行旅商人，政策惠及万民。
这也是他写作《孝文本纪》的提纲挈领。
作为刘邦第四子，七岁被封代王的刘恒，对最高权力从来没野心。他的母亲、那位被刘邦冷落的薄太后，见惯宫廷的腥风血雨，只想跟儿子远离权力中心，偏安一隅。没想到，吕氏篡权、周、陈政变，诸吕被打倒，亟需稳定的各方势力，达成的最大公约数，竟然是不与人争的刘恒。
天上掉馅饼，刘恒半信半疑，从代国被迎回长安接位，战战兢兢。夜入未央宫，席不暇暖，他下的第一道诏书便是：“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
帝王即位，惯例都会演一出大赦天下的好戏。不过刘恒加了戏码，赐每个成年男子一级爵位，女性一百户赐牛一头，酒十石，并开放五天的戒酒令，准许百姓敞开来喝（那时候聚众饭醉真是犯罪，汉律规定：三人已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
更大的“恩惠”，还在于减免田租。上位第十三年，刘恒在诏书中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农业是天下之本，没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农民辛勤种地，却还要交租，跟从事商业手工业没什么区别，如此本末不分，是因为鼓励农耕的政策还不完备。所以，我要免除农田租税。
在位二十三年，刘恒曾两次将田租减半，甚至全免，时间长达十三年。
不过，减免农业税的帝王，刘恒并不是唯一。更值得一提的是，上位两个月，他开始减刑：
十二月，上曰：“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今犯法已论，而使毋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为收帑，朕甚不取。其议之。”（《史记·孝文本纪》，下同）
法律是治国的准绳，立法的目的是为了制止暴力，引导向善。可是，现行法律不但惩治罪犯，还要株连无辜的父母妻子兄弟儿女，甚至把他们发给官家为奴，我认为这很不可取，你们说呢。
大汉草创，执政大臣如萧何、曹参等，都曾是秦朝旧吏，立法上基本照搬秦律，包括连坐之法也全盘继承，刘恒认为，这很不人性化，得改。
没想到，他的话直接被司法大臣顶回：“民不能自治，故为法以禁之。相坐坐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所从来远矣。如故便。”百姓不能自治，所以必须立法来制止犯罪。亲属连坐，就是要让那些不法分子有所顾忌，明白犯法的成本太高，把犯罪行为掐灭在萌芽状态。这种做法由来已久，不改更有利于执法。
刘恒不是他爹刘邦，还没到一言九鼎的地步，所以大臣敢抗命。但刘恒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遭到反对时，也没祭出皇权加以压服，而是从道理、逻辑上争取说服：
上曰：“朕闻法正则民箻，罪当则民从。且夫牧民而导之善者，吏也。其既不能导，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反害于民为暴者也。何以禁之？朕未见其便，其孰计之。”
我听说，律法公正，判罚得当，百姓就会心服口服。再说，引导百姓向善，本来就靠官吏，官吏既然做不到这一点，又用不公正的法律去处罚他们，反而会逼得百姓选择暴力，怎么可能制止犯罪？这样的法律，我想不出有什么普适性，你们再想想。
皇帝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官员们也不都是蠢驴，再说宽刑对他们也是有好处的，于是就坡下驴，说陛下对百姓的恩情比海深，境界真不是我们能企及的，臣等一定遵旨，废除连坐法。
更古老的肉刑，也被刘恒废除。
这事跟一个著名的孝女缇[tí]萦有关。
缇萦是齐国太仓令（管粮食的官员）淳于公的小女儿。汉文十三年，淳于公犯了罪，不知道是贪腐还是渎职，按当时法律，齐国无权处理，得将他解送长安，由朝廷定罪。缇萦知道父亲上京必受肉刑，孤身犯险，千里随父到长安，直接上书汉文帝说，齐人都夸我父亲为官廉洁公正，现在他触犯法律，应当受刑，我伤心的是，死者不能复生，受了肉刑肢体断了不能再接，想改过自新也没有机会。我愿意入官府当奴婢，来抵偿父亲该受的肉刑，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刘恒看了缇萦的上书，立即下诏：
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驯道不纯而愚民陷焉……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由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现行法律中有各种残酷的肉刑，比如刺面、割鼻、断足等，可是违法犯罪仍然屡禁不绝，问题出在哪儿，不就是因为我做不到以德治国吗？现在犯了罪的，还没进行教育就开始受刑，想改过从善也没有机会了。用酷刑割断犯人的肢体，终身不能复原，太不人道。我们号称民之父母，这样做，难道合乎天下父母心吗？废。
今天看来，这事的神奇之处，不在于一个弱女子怎么走完从临淄到长安的两千里路，而在于齐国方面竟然没派人拦截，而她的信也能直接上达天听……班固的《汉书·文帝纪》对此事也有补充，说汉文帝时期“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即断案上百件，极少动用刑法。
除此之外，按司马迁的记载，刘恒也有可能是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
上位第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连续发生了日食和月食。所谓君权神授，天有异象，一般都认为是上天在向帝王示警。所以，刘恒赶紧下罪己诏：
……朕获保宗庙，以微眇之身托于兆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匄以告朕……
我以微贱之躯挑此重担，天下兴亡，责任在我，各位大臣就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但我治国无能，使日月星辰暗淡无光，大德有亏。接到此诏令，你们都得认真想想，我到底错在哪里，凡是你们知道的、看到的、想到的，所有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知我。
上位第十三年，刘恒又废除了一个专门替皇帝背锅的职位：袐[bèi]祝官。
祕祝，是秦相吕不韦设立的官职，当天下发生灾难，或帝王有了过错，该有人担责的时候，就将这罪过推给指定的臣子，由他来承担，这过程就叫“袐祝”。汉承秦律，顺便也把这制度继承过来。刘恒觉得不妥，说：“我听说，天道乃祸从怨起、福由德兴，百官做错什么，也应当由我一人承担。现在秘祝官把所有过错都甩锅给大臣们，更加彰显我的无德，得不偿失，废。”
此后，刘恒又在十四年、十九年两次下诏罪己，不断强调“朕甚自愧”、“朕不德”、“朕既不明”、“朕之德薄”等，总之就是我惭愧、我缺德、我昏庸。
古往今来，下罪己诏的帝王有不少，论次数，刘恒名列前茅。这里面虽不乏作秀成分，但作秀自黑，好歹也是一种态度。
减租、废刑、罪己之外，最有魄力的举措，还是“宽言”。
上位第二年三月，刘恒特别下了一道诏令，废除诽谤罪：
上曰：“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刘恒说，远古之时，圣贤治天下，靠两个利器：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打通了治国的路径，招来敢说真话的人。
这里得解释一下，所谓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据说都来自于尧帝，他曾命人在朝廷外竖一旗杆，老百姓对朝廷有什么建议，站在这旗杆下面说，有人在旁边负责记录，这根旗杆，就叫“进善之旌”。尧还让人在另一个地方立一块大木板，谁对朝廷有不满，都可以在上面刻字表达，也有人负责收集批评意见，他跟大臣们再分析研究，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就叫“诽谤之木”（诽和谤的原意，都是指责和批评，这制度一直延续到秦朝才被废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的华表，前身就是诽谤之木）。
举了进善之旌和诽谤之木，刘恒接着说，现行法律中居然还有诽谤朝廷、造谣惑众之罪，搞得连大臣们都不敢说真话了，帝王怎么了解自己的过失，怎么能招来真正的能人？还有，百姓中有人聚众骂朝廷，后来有人去告密，有关部门就定性为大逆之罪；他如果敢有不满的话，又会被定性为诽谤朝廷。这实际上只是小民愚昧无知而犯了死罪。这些做法我认为很不可取。从今以后，再有犯这类罪的，一律不加审理不予治罪。
于是，诽谤罪也被他取消了。
个人生活方面，司马迁笔下，刘恒也是史上难得一见的节俭，后宫中的吃穿用度，能省则省；死前还立下遗诏，叮嘱丧事从简，严禁铺张浪费。再加上不对外用兵，百姓得以休养生息，所以，刘恒在位二十三年，“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国富民殷，实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丰收，开创了文景盛世。
以上，就是《史记·孝文本纪》中的汉文帝刘恒，几乎每一个涉及帝王形象的评分项，都可以打满分。
历史上的刘恒是否真这么完美，当然得打个问号，至少，汉初与民休息的政策，并不是他开始的。《吕太后本纪》最后，司马迁就说：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
吕后虽然心狠手辣，但她当政时，只在高层折腾，只对情敌、政敌狠，百姓还是得到喘息机会的。这并不需要多么英明的决断，只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大秦帝国殷鉴在前，智商正常的王朝决策者，都知道夺得政权后继续高压，这个政权很快也会失去。
更重要的是，文景之治是否真如史家描述的那么美好，也不能完全采信史书。汉文帝大臣晁错，就在他那篇著名的《论贵粟疏》中，透露了当时百姓生活的艰难：五口之家的农户，最多能耕百亩地，四季忙忙碌碌，收成不过百石（约3千公斤），缴完各种税赋和徭役，口粮所剩无几。碰上风调雨顺的好年景，还能填饱肚子；不幸遭遇灾荒之年，就得卖田卖地、卖儿卖女来还债了。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四十年的文景之治，还真是三千年历史上昙花一现的“太平盛世”，至少那时的百姓不用再受战乱之苦，勤劳，还是能换来饱暖的。而开创这个“盛世”的汉文帝刘恒，也不见得有多么雄才大略，我们耳熟能详的“无为而治”，只是把掐在百姓脖子上的那只大手松开了一些，让百姓有了呼吸、说话的自由，活得相对有人样。
就像晁错在《论贵粟疏》开篇所说：“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英明的帝王领导下，民众不会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帝王能种粮食给他们吃或织布给他们穿，而是取消管制，广开财路，百姓就会自行创造财富。
用鲁迅的话来说，那不过也是一个“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太史公对刘恒不吝拔高，可能是要抬出他来羞辱他的孙子刘彻。因为，正是刘彻，把太史公变成了一个“辱先”的刑余之人。所以，后人对刘恒、对文景之治，可以无限遐想，但如果真的向往，甚至跟着歌颂赞美，那就活该世世代代“做”下去了。
2024-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