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高调，直接把亲爹坑死的官二代，历史上不乏其人。
今天要讲的这位，恰好也姓周。
西汉条侯周亚夫的儿子。史料不见其名，暂且称其为周公子。
周亚夫，文景时期著名军事家、政治家，曾官至太尉、丞相，在差点让大汉玩完的七王之乱中，正是他，以太尉的身份率兵平叛，只用三个月时间，为大汉王朝（不含百姓）又争取到一段静好岁月。
周公子是怎么坑爹的？
《史记·绛侯世家》载：
条侯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取庸苦之，不予钱。庸知其盗买县官器，怒而上变告子，事连汙条侯。
中国古代有提前为自己准备身后事的礼俗，特别是显贵之家更是如此。当时周亚夫五十多岁，已算高寿了，周公子就开始为父亲选购陪葬品。但在这个过程中，他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一是向特供皇家的作坊购买殉葬品，这是僭越。
二是买了五百件盔甲和盾牌，而律法规定，私人家里不能藏有兵器，否则视同谋反。
第三个就是，负责搬运的物流工人很苦很累，周公子却很抠，不给小费。工人们怨气大发，知道他买的是违禁品，就向官府告密，说周公子密谋造反。
这当然就牵连到周亚夫了。
这事本来可大可小。可以想象，为了面子，当时在葬礼上僭越的王侯将相应该不在少数，只要没太过分，朝廷也就睁只眼闭只眼。所以，周公子才会有这念头，要给父亲买皇家才能用的陪葬品，毕竟父亲戎马一生，为大汉王朝立下赫赫战功，死后搞点军用品陪葬，虽不合法，也属合情合理。
同样道理，那家作坊敢卖违禁品给周公子，肯定也是因为之前有不少人这么干过，在相对安全的情况下，哪个生意人都不会跟钱过不去。
可是，估计连周公子都没意识到的是，功劳是把双刃剑，它既能带来荣华富贵，也会引发灭顶之灾，所以才会有“功高震主”这个成语。
在此之前，周亚夫就已经在几件大事上得罪汉景帝了。《史记·绛侯世家》上说：
景帝废栗太子，丞相固争之，不得。景帝由此疏之。而梁孝王每朝，常与太后言条侯之短。
首先，景帝想废掉失宠的栗姬所生的太子刘荣，遭到周亚夫强烈反对，他认为太子乃国之重器，没有严重罪错不能随便废立，否则国家会乱的。但周亚夫的反对没什么卵用，景帝依然废了刘荣，立了另一个儿子刘彻为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汉武帝），从此，他对周亚夫就开始疏远了。
第二件事，就是周亚夫在平定七国之乱中得罪了景帝的弟弟、窦太后最疼爱的儿子梁孝王刘武。当时周亚夫用梁国当诱饵，让吴楚叛军大举围攻，他出奇兵包抄叛军后路，断了粮道，取得最后胜利。战争过程中梁国几次顶不住求救，周亚夫都置之不理，这就跟梁孝王结下了梁子。此后梁孝王每次回长安朝见太后，都在她面前说周亚夫的坏话。
第三，窦太后想让景帝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王信曾救了梁孝王刘武一命），景帝为难，咨询丞相周亚夫的意见。周亚夫断然否决，理由是，高祖有过遗嘱，不是姓刘的不能封王，没有功劳不能封侯，王信虽是皇后他哥，寸功未立，没资格封侯。于是，周亚夫再次得罪窦太后。
最后一件就是，匈奴有五个部落首领前来投降，景帝想封他们为侯，吸引更多匈奴人来降，周亚夫也反对，说他们背叛了国家，如果封他们为侯，以后我们还拿什么来谴责不忠的臣子。这一次景帝也不听周亚夫的，执意封五个匈奴人为侯。
周亚夫也犟，你既然不听我的，我还赖着干嘛，当即称病告假。景帝也不挽留，过后索性以周亚夫老病为由，把他的相位给罢了。
罢相之后，景帝对周亚夫还是不放心。因为自己老了，周亚夫在军中影响还在，以后刘彻继位，周亚夫万一想搞事情，那可防不胜防。于是，景帝又搞了一次行为艺术，专门测试周亚夫的忠诚度。
顷之，景帝居禁中，召条侯，赐食。独置大胾zì，无切肉，又不置櫡。条侯心不平，顾谓尚席取櫡。景帝视而笑曰：“此不足君所乎？”条侯免冠谢。上（曰）起，条侯因趋出。景帝以目送之，曰：“此怏怏者，非少主臣也！”
景帝召周亚夫进宫，说要请他吃饭。周亚夫到了一看，他的桌子上只放着一整块肉，不带切的，连筷子都没有。周亚夫很不满，扭头喊负责宴席的太监拿双筷子来。景帝看着他，故意笑着说：“这样你还不满足吗？”周亚夫一听，知道事情有点严重，赶紧脱帽下跪请罪。景帝说算了平身吧，周亚夫一站起来，大踏步往外就走。景帝看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说：“此人到现在还意难平，将来怎么可能尽心辅佐我儿子。”
不难看出，周亚夫还是有傲气的人。换其他大臣，在这样的敏感时刻，别说给你一块肉，就是给你一坨翔，你也得捧起来，先感谢皇恩浩荡，然后像舔圣代一样，把它一口口舔完。
因为，翔真的是“圣代”——代表圣意，用来测试忠诚度的。
应该就是从这时候起，景帝内心对周亚夫已作出定性：他绝不能出现在新皇帝的班子里。
没多久，就发生了周公子坑爹事件。工人向官府告密，事涉前丞相，官府立即上奏：
书既闻上，上下吏。吏簿责条侯，条侯不对。景帝骂之曰：“吾不用也。”召诣廷尉。
景帝接报，直接甩给司法部门查办。前面说过，此事可大可小，景帝如果念及周亚夫平叛有功，完全可以压下不理，但交给司法部门，那就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于是，办案官员按指控内容逐一讯问周亚夫，周亚夫保持沉默。毕竟是前丞相，办案官员审不下去，向景帝请示，景帝怒了，干脆把态度挑明：“我不会再用他的！”然后又亲自下旨，把周亚夫直接交给廷尉审理。
廷尉，最高司法机关，类似于后来的大理寺。有了皇帝的明确表态，廷尉审问周亚夫就简单多了，单刀直入：“君侯欲反邪？”周亚夫答：“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我家买的那些，都是陪葬用的，怎么能说我造反呢？
注意，这时候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莫须有罪名出现了：
吏曰：“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你如果不是在地上造反，就是想在地下造反。总之，说你反你就反，纵做鬼，也要反。
怎么样，比秦桧的“莫须有”是不是更莫须有？
说完这话，廷尉对周亚夫的审讯越来越频繁，不断折磨，直到他认罪为止。
这一幕，像极了周亚夫的父亲周勃的遭遇。
周勃，最早跟着刘邦闹革命的大汉开国功臣，战功卓著，刘邦称帝后，把他封为绛侯，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为人木强敦厚”，“可属（嘱）大事”，就是为人厚道，可托付大事给他。
刘邦看人还是挺准的，他死后吕氏猖獗，想篡汉夺权，周勃利用他在军中的影响，联合陈平等一帮老臣出手灭了诸吕，兴汉扶刘，然后又挑选了代王刘恒为新皇帝。
没有周勃，刘恒就不可能成为汉文帝，刘恒的儿子刘启，当然也就不可能成为汉景帝。
但周勃同样也因为功高震主而被汉文帝所猜忌。有人暗示他赶紧辞去相国保平安，周勃听从了。辞相后，汉文帝四年，有人告周勃谋反，刘恒即下旨将周勃移送廷尉审理。廷尉对周勃严刑逼供，周勃无奈，以千金贿赂狱吏，狱吏暗示他，可以走文帝的母亲薄太后的路线。最后，还是薄太后出面，对文帝说周勃当年重兵在握，我大汉风雨飘摇时他都没反，现在他只是在小县城里养老，却想造反，你真的相信吗？文帝这才赦免了周勃。
《史记·绛侯世家》上写，周勃出狱时感叹道：“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我曾带兵百万，怎么可能想到，一个小小狱吏就能左右我的生死。
周勃最后虽得善终，但他应该没想到，他儿子周亚夫也会遭遇跟他一样的无妄之灾。
周亚夫的性格比父亲周勃更耿直，当初司法机关要抓他时，他不愿受辱，当场就想自杀，被他夫人劝止。入狱后，得知汉景帝对他用完即扔，在绝望、孤愤中绝食五天，“呕血而死”，周家的封地也被朝廷收回。
可以这么说，周勃、周亚夫父子两次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刘家挽救了汉，没有他们，就没有所谓的“文景之治”。而周家父子最后落得如此下场，既在读史者意料之外，也在历史的情理之中。
历朝历代君主，最忌惮的就是居功至高的臣子，特别是君主年迈、继承人年幼或懦弱时，更担心这些人会觊觎最高权力，所以必找种种借口除之而后安。
所以，表面上看，周公子买陪葬品坑了爹，实际上，是汉景帝决意除去周亚夫，那些廷尉、狱吏之流，才敢对这位老功臣下黑手。周公子不这么高调，依然会有人秉承主意，给周亚夫安个其他罪名。
汉武帝刘彻晚年更狠，为了立他喜欢的儿子刘弗陵为接班人，把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给活活弄死，理由是怕再出一个吕后。而这位钩弋夫人，曾经是汉武帝最宠爱的美女，可见，权力面前，什么恩爱都是假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历史君主们这些残暴的行为，自有他们的一套逻辑。毕竟，大权在握即起僭位之心的功臣，还有恃宠专权或恃子专权的后妃大有人在，这么干过而且干成功的，史书中不绝如缕。所以，再强势的君主，也会一直活在恐惧之中，这是由“家天下”制度决定的，也是一个无解的历史死结。
2022-08-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