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冬季，我在兴凯湖中转站刚上一年级，当时全国批判刘邓的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我们这些不懂人间世故的小学生也被这股洪流卷入其中，无论上什么课，课前十分钟都要摆出刘邓的几大罪状，先对刘邓一通批判，即使我们不知所云，也得举着小拳头跟着一起声嘶力竭地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之类的口号。
一次，一个姓郑的女老师课前又是对“叛徒、内奸、工贼”刘邓所犯“罪行”一通声讨。不知是中了什么邪，我举起右手要求发言，郑老师用教鞭指着我说：任长杰，你想说什么？我站起来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刘少奇、邓小平犯了什么错？这句话刚一出口，引得全班哄堂大笑。郑老师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变青。旋即，郑老师将张楠等四个管教干部的子女叫起，让他们把我押到讲台。
我一看大事不好，起身拔腿窜出教室，向着湖心猛跑。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营养不良、“剞子”又小的我，哪能跑过膀大腰圆的他们呢。
没跑多远，就被他们追上，如抓小鸡似的给我押回了教室。这时同学们已经散去。郑老师却正襟危坐在讲桌前指着我：是谁教你这么说的？我还一副英雄气概地说谁也没教。好吧，你不说是不是，给这个坏分子的狗崽子“坐土飞机”。于是那几个管教干部的子女将我倒剪着双臂，打开烧得通红的炉盖子，将我的头使劲往下按。头离灼热的炉火越来越近，烤得我眼冒金星，豆大的汗珠掉在火炭上吱吱作响。这种刑罚我可是头一次领教，别说是几岁的孩子，就是成人也难以承受。我实在是熬不过了，只好违心地说是父亲教的。郑老师拿着记录一副胜利者的姿态说：这不得了，早说不就不受这皮肉之苦了吗？
回家后，父亲看见我烤红的脸，问清原由，父亲非但不同情，还饱受了他一顿笤帚疙瘩。当然，因为我的一句话和无耐的“出卖”，父亲又被拉上街头挂牌游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