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转眼春天又到了，离开第一看守所已有一年了，但我却很难说，自己已彻底自由了。当然我的物质生活已有了很大的改善，除关节炎外，其他健康都没问题。
每天清晨，我总站在凉台上看看下面花园。房管所种的水杉，窜得很快，枝丫上已绽开一粒粒嫩绿的幼芽，不多久，就会开放为片片嫩叶的。那位老花匠还给我筑了两个玫瑰花坛，另外又种上一排花卉。在凉台下，还种上蔷薇，并围上了竹栅子，让它们缓缓攀越。花园中鸟声啁啾，有时还能听到杜鹃的歌声。
随着气候的转暖，凉台成了我的起坐室。我在那里教学生英文，有时就坐在阳光下，在我的学生送我的盆花之中进餐。这里有素馨花、百合与羊齿及其他种种盆花。我最喜欢的是栽在那扁平盆里的盆景，里面有一块覆着青苔的岩石。我还借了本唐诗三百首，花了好几小时抄在笔记本上诵吟，以增进自己的记忆力。
胡先生时时来看我，我发现如果我们坐在凉台里，朱太太便会站在院子里；假如我们坐在房里，阿姨便会呆在能听到我们讲话的地方。
11月的一天，太阳光一直延续到傍晚时分，气温很高，胡先生来邀我外出晚餐，因为阿姨已准备好晚饭了，我就请他在家里吃了。我们在黄昏的薄暮与飒飒凉风中，坐在凉台上进餐。胡先生看上去很高兴，兴致勃然地与我漫谈着他孩提时，在杭州的种种往事。阿姨收抬好饭桌，大德来了。他每次来总有各种理由。这次，他给我送来一满袋无锡水蜜桃，他说担心等到次日，桃子会烂掉。我将他介绍给胡先生。天色渐暗下来了，因为凉台上没有电灯，阿姨就将我写字台上的灯接在窗台上。她递给大德一只大盆子，大德将桃子逐个放在盆里，我看那桃子只只饱满，成熟的程度不早不过，这样的桃子，即便在文革前的水果店里，也从没见过。
“哪儿弄来这些桃子？”我问。
“我有许多‘后门’。虽然我没有机会进大学，但我是个开‘后门’的博士。”大德打趣着说，就进厨房去洗桃子。
大德的突然出现似乎使胡先生有点尴尬，他沉默着不大开口了。然而他还是坐了一会，夸了一下大德送来的高级桃子，然后有礼地告辞了。我送他下楼去，通常大德在时，朱家就不出来了，好像似乎只要大德在，他们便不必注意我了。
“如果可能的话，我明天再来。”胡先生在与我握别时说。
待我回到凉台上，大德问：“他是个资本家吧？”
“你怎么知道？”
“看他那副样子。另外，他与所有的资本家一样，散布出阵阵金钱臭味。”大德语气偏激地说。
“看来，你仍是个红卫兵头头。”
“不。当我是个红卫兵头头时，我仅是个头脑狂热的盲从者，现在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你是党员？”我问。
“还不是。不过不多久我就要入党了。”
“你如此仇恨资本家，为什么还要向我学英语？你不认为我和资本家一样令人讨厌吗？我身上也有金钱的臭味吗？”
“你和他们不一样。我想你成不了一个精刮的资本家，因为你不大在乎金钱。你的毛病在于过分天真地相信仁慈、布施、慷慨及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套用以欺骗和麻痹人们的革命意志的一些垃圾。”大德说。
“但你从哪儿了解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呢？你从未去过任何资本主义国家。”
“而且，更可怜的是，我没有任何希望去那里。”
“假如有机会，你愿意去吗？”我问。
“当然。在美国或欧洲其他国家，只要我努力工作，就可创造我自己的生活，可能我还可以干得很好。”他似有点不满地说。
“你把我弄糊涂了。一会儿要入党，现在又说要想出国，你是否想在资本主义国家闹革命呢？”我问他。
“当然不是。我要入党是因为我只能呆在这里。假如我可以出国，我就要使自己成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他不耐烦地说，似乎觉得我实在笨得可以。
“什么？我还以为你恨资产阶级分子呢。”
“现在我恨他们。但如果我自己也成了资产阶级，那我就不会恨他们了。”
“假如你成为自己所痛恨的人，你会觉得不好受吗？”
“怎么会呢？你懂唯物辩证法吗？”
大德走后，我在凉台上坐了很久，思考着这个有些不同一般的青年。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的人。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环境决定意识的，他难道不是典型的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产物吗？我实在对他深表同情。他很聪明，也刻苦，假如有机会去国外工作和生活，他可能会成功的。然而我认为他即便成了党员，在中国的前途也不会太光明的。因为他的自我中心和自信太强烈了，他实质上是个个人主义者。共产党是不大会容忍一个个人主义者的。
第二天，胡先生下班后又来了。这次，我与他一起去一家嘈杂不堪的餐厅吃饭。坐定后，胡先生说：“你那个学生似有供应国家高干食物的门路。我想除非是革委会一级干部，否则，他是弄不到这种好桃子。”
“他可能是从‘后门’弄来的。”
“肯定不是。这种桃子在前门或后门都找不到，它们是保留给高干，他们不必花钱去买。”
“所以他不肯告诉我这要多少钱。”
“问题是他为何要将这桃子送给你？”胡先生很有点忧虑地问。
“可能仅把此作为上我这儿的借口而已。他总是带些市面上不易买到，或冰箱无法保鲜的东西来。”其实我明白，大德这功夫闯进来，主要因为胡先生在我家，但我不愿让胡先生为此不安。
“你认为你在被监视吗？”
“我想是的。”
“如此对你严密监视是很特殊的。你释放时，他们对你说了什么？”胡先生问。
“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宣布我无罪。他们只是说我接受改造有一定进步。”我一边回忆着看守所最后一次在审问室的场景，一边说。
当胡先生沉吟着时，我忽然想起制片厂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