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张来自市革委会的烫金请帖，邀请我去上海展览馆参加春节联欢会。每张请帖准许两人进场，所以我让那位年轻朋友陪我去。那天天气很好，为着节假日期间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我们宁可冒着零下的气温徒步而去。
我们来到了展览馆，一辆辆轿车，打我们身边嗖嗖而过，屁股后扬起的阵阵尘埃，落了我们一头一脸。大厦外的停车场里，停满了由专人驾驶的轿车。但多数来宾与我们一样，是步行进入会场的。看来，似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而来了。我猜想我的名额，可能是由妇联报上去的。因为在人丛中我看见小组里有好几个人都来了。
在入口处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走进大厅。里面开足了暖气，室温很高，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所以对此很不习惯。燠热的空气，令我额上都淌起汗来了。我们赶快把棉袄、毛衣及短大衣脱下，让它们高高地堆在存衣处一大垛众人脱下的衣服上。那个年轻朋友急于要去看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这家商店为上海市民所熟悉却又无权享受。
她告诉我，她曾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炫耀过，她将随我来参加这个联欢活动，所以他们都要她趁此机会，替他们购买一些期望已久而在普通商店根本不供应的物品。
我跟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活动的，那至少总得各处露露脸敷衍一下，再去内部商店。她很顺从地答应了，颇不耐烦地跟着我勉强在大厅四处兜了一下。人们有的在做游戏，舞台上正在上演文艺节目，自助餐厅供应各式点心。因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就溜出去了，直奔那富有诱惑力的商店。
令我那小伙伴沮丧不已的，不但因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工作人员己在限制入场人数了。我们得在外边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被准入内时，货物已有一半售罄了。但我们仍购了价值数千的商品，从开司米大衣到不锈钢有柄锅。我们每人都提着鼓鼓的四提包物件，因此当我们回到入口的存衣处时，已是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在馆外，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于是，我那小伙伴只好打电话回家，让她两个弟弟骑着自行车来“援助”。我们伫立在外边凛冽朔风之中等着她弟弟，另外也有不少夹着大包小包的，与我们一样索索候在刺骨的寒意之中。唯独那些享有专人驾驶座车的人，却是仪态潇洒，轻松自如，没有大包小包之累。因为，他们自有他们那个级别的内部供应来源。
春节后两天，我们马路两边的弄堂里，开始筑起临时房屋。它们只是用木杆、竹竿及破砖碎瓦，靠着花园围墙而支起的临时小棚屋。弄堂里的树木，都因地制宜地被圈围起来充当屋柱。不久，树上的叶子都脱落了，树干也枯萎了。这种小棚屋都一一分配给各个家有数口的住户。里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起初，居委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大门关闭，以便可以让他们使用我们花园里的水龙头。但后来，接二连三有住户报告丢失东西，因此才专门在每条弄堂里的尽头安上个水龙头供他们使用。每天清晨有一个清洁管理站的女工，到他们这里来倒马桶，那散发出来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朱太太告诉我，在弄堂里搭建临时房屋之事，是由一位在文革中爬上去的区政府干部决定的。她之所以选中我们这条弄堂来安置这些拆迁户，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住户们——从前的阶级敌人及资本家们，过得太清净太舒服了。因此在我们之中掺进大批无产阶级，对我们大有“好处”。我听了后很为此吃惊，问朱太太为何大家都不吭声，朱太太说：“谁敢得罪这些新上来的官？苦头还没吃怕？”
紧挨着我们大门两侧，都各有一间小棚屋，开始时，尚勉勉强强还留有个走道让我们进出，但渐渐地，连这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被他们堆起了杂物，上面还盖上破塑料布及已发臭的草席以遮灰防雨。此时，那过道已被蚕食至只剩两英尺之宽。
男孩子们在我们门前随地小便，晾衣绳径自横穿我们大门拉出去。从早到晚，这里噪声不绝，还夹杂着收音机播出的不同曲目。我们那“太清净太整洁”的弄堂，当然已不再清静也不整洁了。花园里都没法去，也没这胃口去凉台上伫立一下。但朱家与我都对此心照不宣，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都十分清楚，“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还潜在，那些受极左哲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官员，不可能即刻有所改变的。这已成为他们一种第二本能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以其他思想方法来代替那已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所以说，要不是共产党上层领导勇于全面、彻底地摈弃那“左”的一套陈词滥调，那些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根本不可能从他们的官位上给撤下来，以便让新鲜的血液增补进去。这些对此心怀叵测的干部，也就必然一有机会，便要重弹极左老调，以对抗他们认为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新政策。目前，邓小平的权力较之一九八零年，已大大巩固了，但那些顽固的极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最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仍会有突变的可能。
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以提供他们方便。比如，我们让他们把食物置放在我们冰箱里，还借给他们扫帚拖把之类。那位女造反起家的干部，没将那小棚屋安在我们花园里，已是谢天谢地了。假如她要这么做，我们也是没有办法的。
可能弄堂里其他那些不属过去的阶级敌人或资本家之类的，便没我们这般驯服了。因为鲁英跟我和朱太太为此打了招呼，而居委会也告诉大家，说那幢住宅大楼正在营造之中，是专供这些拆迁户居住的，待大楼竣工，他们就将搬回去了，这条弄堂就会恢复原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