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市政府尽力要使我的思想情绪再乐观一点。他们原本可以在上次博物馆授奖时，就可授给我那帧奖状，不必再另外举行一次授奖仪式及丰盛的宴会，以招待外宾的规格来接待我。我想，这是因为我正在申请出国。他们希望我能保持对毛逝世后的中国一个较佳的回忆，离开中国。那位副市长所以提及他本人也曾被监禁过，也是为着让我能正确对待文革中的不幸遭际。他似乎要我了解，由于我曾受过无辜被监禁的痛苦，才得到与革命前辈及政府领导人进行交往的机会。
第二天，上海《解放日报》的一角，报道了我向博物馆捐赠文物的消息，表扬了我的爱国行动，文中也说明我没有要求索取金钱补偿。因为《解放日报》的报道，是经过政府审查的，因此我体会到市政府仍在努力转变我的情绪。
自我上了报后，名气也传开来了，那些至爱亲朋，居委会的支部书记都来向我祝贺，争相观看我的奖状，还要我把奖状悬挂起来。那些原先躲瘟神一样躲着我的人，隔了条马路也会穿过来与我招呼。鲁英几年前还对我的衣着批评过，现在却赞扬起我的仪态了，还打听我的衣服是哪儿买来的。看来，我己完完全全从过去那被侮辱被践踏的生活中走出来了。但就我本人来说，我还是我，一点细微的变化都没有，只是政策变了。
祝贺的热浪过去后，市妇联代表何同志来邀请我参加她们女知识分子的学习班，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因为这样，我可从居委会无聊的学习小组中脱身出来。我希望在妇联能遇到一些意气相投的妇女。
中国宪法规定，男女平等，享受同等的权利。但实际上，男女相差还很大。虽然城市里，男女同样就业，享有同等工资和福利待遇，但出于传统习惯，妇女往往仍旧担任一些诸如纺织工、店员、护士及教师这类工作。中国的传统，妇女的地位，仍取决于她丈夫的地位。有的妇联主席和副主席，是老革命的妻子和遗孀。真正负责妇联具体事务的同志，都是党员干部。中国妇联与其他中国的机关一样，属政府机构一个组成部分，以监督、组织全国妇女的各种活动。
“我们有两个学习小组。”何同志说，“一个小组是原工商业者及著名实业家的家属。另一组是知识妇女，包括一些著名科学家的妻子。经过慎重考虑，我们决定将你编在后一个小组，想你在这个小组里，一定会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
“希望替我带个信给妇联领导，我对她们的热忱邀请深表感谢。这是很光荣的。”我非常有礼貌地表示谢意。
“下周三下午二时，我们两个小组联合起来举行个成立大会，会址就设在北京西路市政协礼堂。我们每周也借那里学习。政协也邀请我们参加他们各项活动。那里有一个内部商店及餐厅，可为我们会员提供方便。”她接着说。
“周三下午，我准时参加。”我答允着。
她告辞了，我将她送到大门口。刚刚关上大门，朱太太从房里踅到花园里来。
“她是妇联的何同志吗？”
“是。你怎么知道？”
“我也被邀去参加学习，但我只是被邀至区一级的学习组。你那组是市一级的。”
“我也弄不清。”我跟她说。
“假如你是在北京西路市政协开会，那就是市级了。”她说。
“反正，就是学习小组，管它属哪一级的。”我说。
“嗨，区别大着呢。如属市一级的，你就可享受许多对区一级不开放的特权。你可享受内部商店及餐厅，你就可以买到外边买不到的东西，比如高级香烟。”她告诉我。
我想回屋去，但她又叨叨地接着说：“你被吸收参加市一级的学习，是因为你所捐赠的幼儿园，规模为全市第二名。”
“你消息倒蛮灵通。”我冷冷地说。
“许多人都在传，说你这样表现积极，是为了想买一张出国护照。”她说着，看看我有何反应。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相信政府的出国护照是可以贩卖的？你可见过那些贩卖护照的人？”我表示对她所听说的话有所怀疑。其实，我对她所说的很感兴趣。有些中国人既敏感又爱讥诮他人。他们喜欢把自己表现得宽容高超，而骨子里却是唯利是图的。
朱太太慌了，忙改口道：“没人说人民政府卖护照呀。”
“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买到护照了，是吗？”不待她回答，我就进屋了。
我想朱太太在嫉妒我，因为在她眼里，我已位居于她之上了。
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组织，是争取全国团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推选出来的政协代表，在政治活动中并无实权。理论上，他们可以进行“协商”，上海的政协会址设在原来属于著名的张家花园一部分的一幢华屋里。这所房子非同一般，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九一一年孙逸仙创立国民政府之前，曾在此召集各方志士仁人举行秘密会议。现今园中的池塘和亭台楼阁都已不见踪影，另外又增建了不少楼房。这所房子底层就成了会议厅，楼上全部是会议室。进入走廊就是“内部”商店，花园另一角就是餐厅。两者都是不计利润，由政府经办，为照顾代表而设立的。
政府对妇联学习小组的成员，其实并不重视。我们所以能得到一些优惠，是因为市政府要适应当时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形势及当前的“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有海外关系。政府优待我们，是为了争取我们海外亲友的支援，并想在西方民主世界，树立人民政府宽宏大量的形象。出于这种照顾，我得以享受些微的优惠，即便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依然对我非常嫉妒。他们直率提出要我在内部商店为他们购买东西，或从餐厅带回特殊的食品等等。不久，我发现我们小组成员都面临这种烦恼。直到我离开上海后，才卸下这副重担，这令我真是舒了口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