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接待了好几位来自国外的亲友，其中包括我的妹妹海伦及她丈夫。当我在文革中大难不死的消息传到欧洲及北美后，许多朋友都给我写信问好。一九八零年七月，我收到老朋友约翰·埃特斯爵士（Sir. John Addis）的来信，他告诉我，他将访问中国，并在八月份抵达上海。他问我，届时能否与他见面。约翰·埃特斯是个汉学家，他很欣赏中国文化，对此颇有研究。我与丈夫早在四十年代就结识他了。五十年代他在北京任英国驻华代理大使时，常来我家作客。后来他任驻菲律宾的英国大使时，我们也是常有交往的。一九六五年他到中国来休假时，也来上海看望我。他是位有名的瓷器收藏家，他的许多收藏品，都赠给大英博物馆珍藏。我很愿意听他对我所收集的珍品的评鉴。
一九七二年我还在囚监时，在报上读到，他被派往北京任首席大使的消息。一九七三年我出狱后，当时的形势，无法使我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在一九七四年，还是从报上得知，他离开北京告老退休了。这次收到他的来信，我当然十分希望能与他见面；但我又不愿此事令政府对我生疑，以至影响了我的出国。因此，在答复约翰以前，我就去向户籍警老李请示了。
我在派出所找到老李，他从里面办公室出来，隔着桌子在我对面坐下。我说：“我收到一封原驻北京的英国大使一封信，他是我的老朋友。他将要来上海访问。现在他写信来问我，能否与我见面。”说着，我便把他的信拿出来逐字逐句地译成中文读给他听。
老李听完后，一言不发。我便问他：“你看我应该见他吗？”
“那你自己决定，这是你的私事。”老李说。
“你的意思是，我应该见他？”我又问他。
“假如你不见他，他不是会觉得很奇怪吗？”老李说。
“你认为，我应该与他见面？”我说，试探着他究竟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并没这么说。要不要见他，这纯属你个人的私事。”他颇显不耐烦地说。
“我想听听领导的意见。约翰·埃特斯是一位大使，不是那种教师之类普通人，他是个政治人物。”我告诉老李。
“我不能对你的私事发表意见。”老李说。
“好吧，既然这样，我还是写信告诉他我不能与他见面。”我说。
“我又没说你不准见他。”
“那么我应该见他？”
“这完全是你自己的事。”老李说。
我蓦地悟过来了，我这是给老李出了个难题了。我已领会，他是同意我与约翰见面，但又不愿负公然表态的责任。因此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写信告诉他，我要与他见面。”。
老李笑着说道：“那完全由你个人决定。”
“你看我可以请他来吃饭吗？”我问他。
“你那阿姨做的菜，适宜招待一位大使吗？另外，你们门口外那些小棚屋怎么办呢？他在文革前来过你们家，这样一来，他对你现在的居住条件又会有什么想法呢？”他在不觉中提醒我的几句，倒显得很实在。
“好吧，那我带他去饭店吃饭。谢谢你对我的提醒。”我从条凳上起身打算告辞了。
老李也起身说：“我又没说什么，”他说。“这完全是你个人的私事。”
“反正，我感谢你听我汇报了这件事。至于约翰来沪的具体日期，我会及时向你汇报的。”我说毕，就回家给约翰写回信了。
七月底一个炎炎的暑日，我收到一份来自公安局的印刷信，通知我去面晤。待我赶到那里，接待室除了我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显得很是焦虑不安，一味在几张长凳间踱步，并不时撞在那些凳角上。看见我进来，他就问我：“你来这儿是领取护照吗？”
我点点头坐下。他在我跟前站定，紧张地问：“你想你会被批准呢，还是被退回？”
“我想很快就会知晓了。”我说。
“如果被退回了，还可以再申请吗？”他问我。
“还是坐下来安静地等着吧，我不知还可不可以再申请，待轮到你时，可以去问问他们。”我跟他说。
他兀然坐下，双目却紧盯着那紧闭着的房门。门开启了，他猛一下跳了起来。但叫的却是我。显然，他比约定时间来得早了一点。
我随手关上门在写字桌前坐下，将那封印刷信摊在桌上。
那位工作人员对我说：“你是申请去美国的护照吗？”
“是的。”
“你去旅游的目的呢？”他问。
“我去探望我妹妹，为了亲人团圆。”我说。
“你还想游览其他国家吗？”
“是的。一路过去，我想看看加拿大及欧洲的朋友。”我答道。
“你在国外有许多朋友吧？”
“到处都有朋友。”他拉开抽屉，取出那份我盼望已久的护照说：“你的申请批准了，给你护照。政府希望你们能早日与亲人团圆。你可以去美国看望你妹妹，也可四处转转看看你的朋友。见到他们时，动员他们来中国看看，跟他们介绍一下这里的新变化及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情况。让台湾台胞也回来看看嘛，他们完全可以来去自由。”
“我在台湾没有熟人。”我说。
“那你就动员在香港的朋友们回来联营合资嘛，动员大家回来看看。”他说。
我一边频频点头，一边瞥了一眼护照上的照片，以核实一下有没有差错。
“你一到美国，就向当地中国领事馆报到注册。”那人对我说。
“我妹妹住在加州，那边没有中国使馆。”我说。
“那地方没有中国领事馆办事处？”他似有点不相信。
“我妹妹住在郊区。”我说着就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