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小方开着一辆他单位电力公司的卡车，和我一起来到市内某地一地下仓库。我把那张抄家物资管理局开具的介绍信交给门卫后，我们就准予进入那灰尘蒙蒙的、黑黝黝的洞穴似的仓库内，里面影影绰绰已有不少人了。那负责同志，让我在一张满布灰尘的长桌边等着，桌子上方，直垂着一盏幽幽的电灯。已有不少人聚在那儿了。人们满怀期待地等在那儿，不安地在让人闷得透不过气的房里来回踱着步。
工作人员将一大堆东西往桌上一搁，让我们自己来认领。这里面有画轴、折扇，用绳子捆扎着的大小不一的盒子。每样物件上，都蒙着一层乌乌的尘垢。这是上海不计其数的冒黑烟的烟囱的功绩。其中一位男士，认领了他自个的一把出自明代著名艺术家手笔的名贵折扇，待当发现它已霉烂变质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带着哭腔叫了起来。他身边的一位妇人，可能是他太太，轻声劝他将那把已失却价值的扇子丢掉算了，但他仍旧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好带回去。
我们回到家里，小方帮我把盒子送到楼上我房里就走了。这些盒子散发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将它们打开，取出里面的古董后，就把它们丢在凉台上。有些花瓶、碗及碟子，已有疤瑕和裂缝了；有些是已破碎了，只是用胶水粘着。每件器皿上都有编号，有些还能辨认出些许模糊的字迹。造反派为了表示对有钱人的仇视，竟在一只明代的大青花瓷盆上写着“收藏者是吸血鬼”的字样。看到这些美奂美沧的文物给糟蹋到这般地步，我十分心疼。倘若没人命令把它们藏在仓库的地下室内，那连这些也都会尸骨不留的。
我放了满满一浴缸的温水，撒进一点肥皂粉，再在浴缸底上铺上一条毛巾，然后将这些文物一一放入水里浸泡着。那些业已破碎了的瓷器，在水中渐渐破裂了。我俯身用软布一一为它们拭洗着，待我清洗完毕，已近黄昏了。这些珍品中，完好无损的，还占不到一半。其中包括我那尊提花观音。它上面虽然沾满着龌龊的墨迹，但并没破裂。经洗拭后，它仍和过去一样光彩夺人。我将它端放在写字台上，自己坐着尽情地欣赏着她，好像是在与一位久别的老友重叙旧情。
我核查了一下博物馆要想收购的那十五件文物，其中包括我最心爱的顺德蓝白花瓶及苹果绿（翡翠制）的永清花瓶。它上面绘着一条凸出的蜥蜴，那立体的线条生动得似乎它就会活蹦蹦地从花瓶上跳出来。上海博物馆还要我的鸡油黄的盆子以及雕有荷花的宋朝瓷鼎。
我要否接受博物馆的收购，出让这十五件文物，还是拒不答应？在文革前，当我最后决定我的遗嘱定稿时，曾与女儿讨论过我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她建议我写上：全部收藏的古物，都上交献给上海博物馆。但我女儿之死，及文革中出现的摧残破环文物的种种事端，已使我失却了奉献的热忱。然而由于我已决心离开上海了，而这些文物是不能出口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管我捐献与否，这都是一回事了。我也不愿让那些不识货的官老爷们将它们低价出让，所以我决定，将十五件古物全部捐给博物馆。不过，我也想以此提出一个条件，以了结自己另一个心愿。因为我以前所有的古董的红木座架都已不复存在了，要是我想在离开上海以前再重新欣赏一下我的收藏的话，那就必须用座架把它们陈列起来。因此我想对博物馆提出要求，请他们代我做些座架作为交换条件。因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办到这事。
过不多久，博物馆通知我去商讨有关事宜。那位接待人员十分彬彬有礼。他们将我的十五件文物都一一陈列出来，每件都给洗拭得洁净剔透，光彩四溢。它们全给置在用白缎作衬垫的新盒子里。首先，他们请我将它们取出来再全面检查一下，随后大家就像公正的行家般对它们进行鉴定，指出它们不同一般的色彩及图案，再反复端详上面的行纹，直到他们认为已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及造诣以后，才开始言归正题。一位态度还比较客观的干部对我说：“我们博物馆的经费有限，所以在收购时，我们不得不经过仔细的挑选。你的收藏中有许多漂亮的珍品，但目前，我们决定只向你收购这十五件。”
“当然，你们尽可以将你们选中的十五件文物收下，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供大家参观，要比留在我家里的橱里有意义多了。”我说。
他们都面泛微笑。刚才那位讲话的干部，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提出一个请求，如果行得通的话，我愿将十五件文物全部作为礼物送给博物馆。”
“什么请求？”那人问。
“这对你们博物馆来说，可谓小事一桩，”我说，“我想请博物馆的木工为我制作一些座架，以能把我发还的古董文物可以陈列出来自我欣赏。当然，一切费用由我自己支付。”
他们互相间惊异地交换了个眼色，随即哈哈大笑：
“那好办。我让木工去你家量一下支架的尺寸就定了。你要做几个？是不是你所有发还的古玩文物，都需要架座？”那人问。
“当然不需要这么多。我想有十到十二个就可以了。”我说。
“那没问题。”他当即应诺了。
“你愿将十五件文物捐赠给博物馆，那是否请你签署一份书面证明？”另一位干部说。
“当然可以。待那位木工来时，我让他带给你就是了。他明天就能来吗？”
“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们自己讲定吧。”那人说着就出去了。
待他领着那木工进来时，那老师傅一脸不舒畅的样子，因为这要增加他的额外工作量了。
“我手头正忙着呢。”他咕哝着。
“让这位老师傅在工作时间内做这些份外事不太妥当，这会影响他在馆内的正常工作。是否请他在工余时间抽空来做这些活计，我自己另外与他结算工资。”我提议。
“那不行。”那位干部言简意赅地说。显然他不能接受这种建议。由于他已答应为我制这些木架座，所以他就只能用命令的口气让那老木工暂且丢开手头的事为我做活。我们商定，第二天，就让他上门来量古玩的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