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恢复的美国领事馆，位于淮海路，离开我每天练太极拳的小花园很近。每天清晨我往返公园路过此地时，总看到领事馆外，站着长长的队列，人们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出国签证。我的学生们，也常会带来一些有关他们的亲友领取护照的各种情况。这时，青年人已不再议论关心江青有多少情夫，文革中到底死难多少人，而是议论某个领导人在交换留学生计划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了。现在中国欢迎海外来人的访问。来自各国的华侨，潮水一般涌回大陆省亲访友。他们带回许多消费品来馈赠亲友，并帮助文革中失学的亲属子女出国深造，特别去美国。这一着，已成为举国老少迫切的愿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虽然华国锋仍任党和政府的首席领导，但邓小平的地位已日渐巩固。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已从各级领导机关里清除出去了，空气日渐轻松，广大老百姓对前途表示乐观。人们企待着，能重现五十年代中期开展反右以前的那种局势。
我计划在政策可能再度收缩以前，将出国护照拿到手。问题是我将以什么理由申请，这理由一定要恰当并且要保证能得到批准。因为如果一旦遭到拒绝，这一决定将记载在我的档案内，那会影响以后的申请了。
一天晚上，在我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时，得知中国在向美国申请要求获得最惠国资格。这以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过一条新闻，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法令，阐明最惠国称号，不能授给那些阻止家庭骨肉团聚的国家。那时指的是苏联。因为俄国境内有一大批犹太人，在等待去以色列。我料到，中国共产党也会得悉这个讯息的。因此当我关掉收音机时，不禁暗道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机会，及时得悉这个重要新闻。看来，这个讯息估计不会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
我在美国有两个妹妹，上海解放时，她们都在美国求学，以后就在美国结婚定居了。一九三五年我去美国时，小妹妹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了。海伦，我的另一个妹妹，曾在两年前，伴随着她丈夫回上海，进行一次短期旅行。此后，我俩就经常通信了。我立即给我妹妹去了封信，要她给我发一封邀请书，请我去和她们一起“家人团聚”。海伦似乎对这一切十分了解，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措词恰当，并具有她俩亲笔签字的邀请书。
三月初，当太平洋的暖流姗姗来临时，湿润的春风也唤醒了路侧一度被冻僵了的大枫树。我满怀希望来到徐汇区公安局的护照及国际旅游证件签发处。待我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自己已迟了一个钟头。
虽然办公室要到八点正才开始接待，而当时只有六点四十五分，但大门外已排起一条长龙了。到了七点三十分，铁门拉开了，我发现自己在这漫长的队列里的位置，正居三分之一之处。我们随着这条长龙缓慢地往前移动着，鱼贯进入接待室。
我紧挨着一个女孩子的肩后进了门。其他的仍旧留在队列里，在院子里静候着。宽敞的接待室里已人满为患。有的紧挨着挤坐在长凳上，有的就在走廊里排成队列，个个都表现得文雅礼貌。八时正，办公室的门开启了，人们一个个秩序井然地逐个依次入内。凡拿到一张空白登记表的，出来时都笑逐颜开。而那些空着手出来的，神情就显得有点沮丧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姑娘，已占到了一个座位，我就挨着她坐下。
“你想出去吗？”她轻声问我。
我点点头。
“去哪国？”她问。
“美国。”我哑着声说。
她双目一亮，眉开眼笑地说：“我也去那里，去会我那从来不曾见过面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上海时，我还未出生呢。”
“是他邀请你去的吗？”
“是的。他在那里开了个餐厅。他说过如果我愿意，他可让我在那里就业。”
“你在上海有工作吗？”
“没有，我在待业。文革中我们遭了许多难，因为我母亲没有与我父亲离婚。红卫兵们说我妈妈是美国派遣特务，她在五七干校里丧了命。最近才给她平了反。”她红着眼睛说。
“希望你去美国后过得快乐。”我说。
“我还有些害怕，不知道我那继母会不会喜欢我。你说政府会批准我去吗？”她无把握地问着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噢，会的。我看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去过美国吗？”
“去过，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看，假如我要去那儿定居，首先得作些什么准备？”
“你得找个老师辅导一下英语。”
“我现在正在用功学英语。”她颔首说。
在我们轻声聊天时，已渐渐挪近门口了。再稍稍过一会，那女孩子先进去了。不多功夫她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她俯身就着我耳边说：“我拿到了。”说着，就把手中的申请表扬了一下。
“下一个。”房里叫着，我就进去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体态臃肿肥胖的中年妇人。桌子对面置着一张空椅子。桌上除一本空白的拍纸簿、一支铅笔外，别无他有。整个房间空旷得很，无其他陈设。看上去，她的表情恹恹的。也难怪，整整的一个上午，她轮番接见了一大群以各种借口要想离开中国的来访者，这可能是件很败人胃口的差使。
“你呢？”她时我大声嚷嚷着。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我想申请去美国探望我的两个妹妹。有个妹妹，我们已有整整四十四年没有见过面了。”
“你为什么要去探望她们？”
“家庭团聚嘛。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能骨肉团聚。”
“她们不可以来上海看你吗？许多人都从美国回来探望的。”她说。
“我有个妹妹曾经和她丈夫来上海探过亲，但还有个妹妹实在太忙了，她抽不出时间来看我。”
“你在哪个单位？”她问。
“我没有单位。”我说，“我现在不工作。”
“从前你在哪个单位？”
“文革以前，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
“你叫什么？在哪一家外资公司？”我将详情一一禀告了，她把这一切全记录在那本拍纸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