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丈夫是国民党高级官员。”那位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紧接着说。
“不属高级，只是中级而已。但不管怎么说，在国民党撤到台湾时，他就选择留在这里。”我提示他们。
“就是呵！许多国民党官员都这么做，有许多是国民党有意安排他们潜伏下来进行破坏捣乱的。他们个个都要经过详细审查的。”
“我丈夫就任上海亚细亚的总经理，是经过上海市政府批准的，那时候，我想共产党已对他的政历作过全面审查了。”我跟他们说。
“那并不说明什么，那个审批者可能就是个‘走资派’。我们造反派出于今天的需要，有今天的要求。”
“早在长征前，还在中国红军建立苏维埃初期，我们的军队尚未向国民党交战之前，伟大领袖已制定了一套对付阶级敌人的有效之法。那时就跟现在文化革命一样，我们把主要敌人关在监狱里，其他敌人则由革命群众来进行监督。现在我们就是这样做了。”那个北京青年，显然还是个学生，极力想表现卖弄在“毛选”中学到的一些理论。他这里引用的是一九三六年毛泽东所论述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五次反围剿之前，所采用的一些策略。
“你要清楚你自己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交锋中的立场。由于你的家庭出身及你丈夫和他们的关系，你永远只可能是站在国民党这一边的。”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我想你完全错了。我并未被牵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之中。我很遗憾共产党和国民党要互相这样争斗，在这个过程中，牺牲了许多无辜的中国人，令国家财富也遭到了损害。作为一个中国人，希望两个政党能和平统一，为国家美好的前途作出贡献。”我表示。
“只有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势力以后才有团结的可能。”那学生说。
“假如你不拥护国民党，就像你说的，也没有卷入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斗争，那你为什么要在国民党旗前照相呢？”审问员问。
“我一点也不明白你们所说的。我竭力猜测两位所指的究竟是什么，但我实在想不出。你们为什么不索性挑明了讲呢？其中一定是有误会的。”我十分诚恳地说。
“回忆一下一九六二年。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审问员问。
“我不知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什么，只是我母亲是在一九六二年逝世的。”
“那就对啦！”两个北京人同时表态，“你还是老实交代，把一切讲讲清楚。”
“你们要了解我母亲逝世时的情况吗？”我疑惑地问。
“是。把全过程都讲出来，包括每一个细节。”那审问员说。
我真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不明白他们究竟要逼我说什么。既然他们想知道，我就向他们详述了母亲逝世时的情况。
“是我母亲的邻居打电话通知我去南京。待我抵达南京，发现母亲已因中暑而昏迷了。那时正是七月酷暑之际，气温持续在摄氏三十五度左右。我们叫了一辆救护车，将她送往医院，开始病情有所好转，但后来却转成肺炎，结果因心脏衰竭而亡故。”
“你的弟弟们也去了南京吗？”
“是的，和他们的妻子一起来的。”
“你母亲死后，你们又干了些什么？”
“我是长女，我主持办理她的丧事。”
“你搞了一次迷信活动，这又一次证明你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那青年说。
有些共产党干部惯于把任何宗教仪式都说成是迷信。
“我母亲是个虔诚的佛教徒，所以我用佛教仪式为她举行葬礼。”我说。
“你还做了违法乱纪的事。自从大跃进后，佛教庙宇都取缔了，和尚也都遣散了，你却为着你母亲的丧事，而特地招来了几个和尚。”审问员说。
“我是委托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替我请来了几个和尚。”
“他们是只准许为来自东南亚各国外宾举行宗教仪式的，不包括本国人。”
“但我见到的那位答应帮我忙，是经我再三恳求他才答应的。”我说。我记得很清楚，那南京佛教研究院的负责人，是经我反复要求才应诺的。我奉献了一大笔香火钱，才请到了那几位和尚。但我不知道，这是违反官方规定的。最后，他答应代我请六个和尚为我母亲的葬礼诵经。
“你在你母亲的丧事里搞封建迷信，是有罪的。你弟弟和弟媳们同样有罪，因为他们没有阻止你。你还把你美国妹妹们的名字，都刻在墓碑上，说明你自己和住在海外的叛国投敌分子根本没有划清界线，这种种事实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你是个反动派。”那青年说。
“我在美国的妹妹也是我母亲的女儿，按中国习俗，子女的名字都要刻在墓碑上。”
“这些以后再说。现在告诉我，在你母亲的丧事之后，你又干了些什么？离开墓地后，你又去了哪儿了？”那审问员问我，现在他们三人都显得很是紧张，那两个北京人幸灾乐祸地盯着我。
“我们回到她的住房整理遗物。”
“你们回她住房前，又去了哪里？”
“没有去哪里，我们就直接回我母亲家里。”
“在你母亲下葬后，你们有无去中山纪念堂？”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北京人说。
“没有。我们大家都很悲伤，且也很累了。”
“交代！”那青年突然敲着桌子。
“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母亲的葬礼不带任何政治色彩。”
“你母亲的葬礼是不带任何政治色彩。但你和你弟弟，却一起去了中山纪念堂，在国民党政府的国旗前拍了照，这是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问题。你这是誓死向国民党表忠心。一九六二年，正是国民党计划反攻大陆之际。”那青年说。
这种推理岂但荒唐，简直令人发噱。但我也明白，情况确实很不利。与这些根本一无所知的愚昧人辩论，是需要大量精力的。我的健康状态那样恶劣，又缺乏营养，已没有与他们争论的精力了。在整个受审过程中，我的口腔一直在剧烈作痛。我已是身衰力竭，几乎要昏厥过去了。但我还是挣扎着试图把问题讲讲清楚。虽然我一点都想不通，为什么要对我产生这般荒唐的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