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回答！”那位衣冠楚楚的青年大声叫嚷着。我看看他，又掉眼看看审问员。但后者却只顾盯着自个眼前的文件，看得出那青年中途打断他的话语，令他很不高兴。
“我笑，是因为这事很滑稽。”我说。
“什么滑稽？”他问。
“整个会场。”
“你解释一下。”
“你看不出吗？陶方在说谎，而且说得很拙劣。但你们却信了他的谎言，还要让他回家去与家人团聚。那不是很滑稽吗？”
“陶方没有说谎。”
“没有？那么你意思就是，他果真是个特务了？如此看来，你们不把一个货真价实的特务判死刑或重刑，反倒把他放回家去，那不是更滑稽了？”
“别去管陶方，管管你自己吧？你想回家吗？”
“我当然想回家。我要求彻底平反。我要求政府在北京《人民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上，刊登道歉启事。不过我不愿说假话，我要根据事实真相来陈述一切。”
我细细打量着这个衣冠楚楚，里面却只是一包草的青年，他怎么竟然觉察不到，我纵声大笑只是要破坏他精心策划的会场而已。忽地他跳起来，紧张地嚷叫着：“低头，低头！把头低下。我不允许一个阶级敌人，两眼像探照灯那样盯着我。”
坐在他边上的男人，肯定是个走狗的角色。他很快站起来，踱到我身边，伸手猛按我的头部。
“我习惯在对人讲话时，一定要看着他。如果我这样让你不自在了，那对不起了。你要我背对着你坐吗？”因为犯人的座椅是固定在地上不能搬动的，因此我只好转过身体，面朝着墙上的毛泽东像。我从眼梢角里瞥到那审问员咬住嘴唇在暗暗好笑。
“现在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否英国特务？你愿交代吗？”那青年问。
“我不受任何人指使，我不是特务。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面对着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毫不含糊地说。
“你是个特务！”那青年怒冲冲地号叫着。
“我不是。”我摇摇头。
“我们有事实根据，证明你是特务。”
“那你把它摊出来。”我又转过脸去逼视着他。
“你听见你那老同事今天上午的揭发吗？”
“他们没有证据，仅是些被迫提出的指控。”
“你别着急，我们会给你具体的证据的。一点、二点、三点、四点……我们可以举出一长列你的所作所为。但待到那时，你再想要从宽处理，那可就太晚了。”
“假如真是一个特务，那就不能对之从宽处理。一个真正的特务，不管其交代与否，就是要枪毙。”我表态。
那审问员起身接着说；“现在回牢房去，把上午参加会议所听到的再回忆一下。它们并不全然是谎话，有些是十分严重的问题。这一切并没有什么可笑的。”说着他就出去了，看守再把我带回囚室。
在我回到女牢时，看到那厨房的女人围着白饭单，推着一辆堆得满满的饭盒的小车在送饭，饭盒里装着山芋。两个劳改女犯在一边帮着她。我看见一片金黄色的山芋盒中，有两盒白米饭铺着青菜夹杂在其中，显然，还有一个囚犯也吃白米饭。我刚刚回到囚房内，那份白米饭就从小窗洞里推进来。
我齿龈一直出血不止，因此吃饭前总先得嗽嗽口，否则吃进的东西总会有满嘴血腥味。咀嚼对我，已是很感困难了。而所供的青菜，一般总是又老又硬，因此吃一顿饭，总要花掉我较长时间。因为还要还碗筷，所以我就在监狱小卖部里买了一只塑料小匙。我坐在床沿边，把米饭和青菜从饭盒里挖到杯子里，将饭盒和筷子洗干净后先还给厨房里的女人，然后开始用小匙，慢慢地享用我今天唯一的一顿米饭，细嚼缓咽着。我一边吃一边回忆着白天发生的一切。
我想虽然今天我接连挨打，还上了铐，但整整一天，我还是有收获的。我了解到过去公司旧职员的遭遇，也对自己的未来比较乐观。遗憾的是，他们中好多人都承受了不堪想象的压力；另外还有一些未见他们在大字报上签字的，也没有出来揭发我的同事，我不知道他们近况怎样？他们是否还活着？
就陶主任来说，他的表现实在太软弱了，不过我会原谅他的。他哽咽啜泣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旋，这是一个受迫害的灵魂，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发出的呻吟。
天气转暖了，我也有好几天不再浑身痉挛哆嗦了。我在考虑，是否要把我那件羊毛衫洗净收藏起来。我得把我的冬衣保管好，因为这些东西在监狱小卖部是无货供应的。上帝知道，我还需在这个看守所里呆多久。我和这些极左分子的抗争，实质上是一场持久战。我不能死。我刚刚躺下，那值班看守来到小窗洞口，她轻轻打开小窗，低声说：“你要洗个热水澡吗？”
这是个多么出乎我意料之外又令我欣然接受的建议！在冬天，因囚室内用冷水洗澡太冷，犯人被准每月洗一次热水淋浴。我总是在计算着什么时候，又可洗个热水澡了。那天下午，在我受审回来时，整个傍晚，我都看到那些女看守川流不息地出入于浴室，现在看来，她们已全洗完了，所以那看守就让我去利用管道里剩下的热水洗个澡。
我从床上跳起来，抓起肥皂盒和毛巾，就跟着她去淋浴室。我就着热水笼头洗头洗身。奇怪的是，自那天我勇敢地为他们过去的领导人刘少奇辩护之后，有些看守的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我洗完后，就轻轻溜入牢房，不久，那看守就把门锁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