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汉初七十年”这个概念说起。
所谓“汉初七十年”，也就是从汉高祖刘邦遭遇白登之围的公元前200年，到汉武帝策划马邑之谋拉开汉匈全面战争序幕的前133年，这68年的时间。这段时间，汉王朝对匈奴采取的是赠送女人和财物以维持双方基本和平的“和亲政策”。
林幹先生在其著作《匈奴史》里面表达了一个观点，他说：
“汉初的和亲政策是一种消极的政策，是一种变相的纳贡，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迫不得已的一种妥协。”
林幹是研究匈奴史的大家，他的观点对后来汉匈战争的研究影响极大。如果我们站在中原王朝是天朝上国，周边民族、国家都是蛮夷，都需要臣服于我们，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林幹的说法无疑很有道理的。
但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永远强大，而综观帝制时代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对北方骑马的游牧民族，中原王朝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处于主导地位，但在军事上却往往很难保持长久的优势。
所以，在我们实力相对弱小的时候，如何与周边民族、国家，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相处，以维持国家和平安定的发展环境，就是当政者政治智慧的体现。
现在，我们来看看汉匈战争史上最重要的一场战役——平城之役。此战奠定了汉初七十年汉匈之间的关系，也对汉初七十年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决策影响深远。
在很多人眼中，平城之役，特别是白登之围对汉王朝而言，是一场失败的、耻辱的战役。如果从君王的颜面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平城之役，对刘邦来说，可能是很丢脸的一件事。毕竟，一国之主，被困于白登山上，没吃没喝，还要靠一些上不得台面的小伎俩才能脱身，确实不那么光彩。
但就国家利益而言，则不然。
一开始，汉军气势如虹，接连取得了铜鞮、晋阳两场大捷，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实力；紧接着，因为刘邦的麻痹大意，致使自己和小股亲随被匈奴单于冒顿的40万铁骑困于白登山，此时的冒顿也成功地向刘邦展示了匈奴人的实力。
在人员损失方面，关于汉军史书中只有冬天天气寒冷，汉军冻伤者甚众的记录。而汉军虽然取得铜鞮、晋阳两场大捷，但汉军对阵的是韩王信的韩军，虽然史书中有多次“破胡骑”的记录，但匈奴人不需要捍卫领土，往往一败即走，所以，汉军要取得大的战果也很困难。
足见，整个平城之役、白登之围，汉匈双方并没有进行过生死对决，双方都没有重大损失。如果在此时双方进行生死对决，胜败尚在未知之列。而在这场战役的基础上，汉匈双方以最小的代价达成了长达70年的稳定关系。
所以说，如果从国家层面来看待平城之役、白登之围，那么，这对汉王朝来说算不上一场失败而耻辱的战役。后来汉武帝在给自己连年北击匈奴找理由时说的是“高祖遗朕平城之忧”。他说的是“忧”而非“耻”。北方边境上强胡虎视眈眈，对初生的汉王朝而言确实后患无穷。
在白登之围后，刘邦根据谋臣刘敬的建议，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和亲的内容有好几项，但我们一般关注点都放在，汉王朝给予匈奴的“岁奉”和送嫁到匈奴的和亲公主上。基于这两点，也就有了林幹先生“变相纳贡”一说。
但我们不妨把历史的视野放得更宽广些，在呼韩邪单于降汉后，南匈奴内附，汉王朝对匈奴同样采取的是用女人和财物进行羁縻的政治手段，这其实和汉初七十年的和亲政策没有本质的区别。
而且，在《胡马北风啸汉关：汉匈百年战争》一书中，我对两个时期汉王朝需要给予匈奴的经济援助进行比较发现，在将匈奴纳入朝贡体系之后，汉王朝需要为此付出的经济代价很可能比汉初七十年和亲时期要多得多。
所以，对于汉初七十年的和亲政策，我个人的观点是：
和亲是由汉王朝主导的一种从政治和外交上解决边境争端的有效措施。就现实而言，和亲是当时汉政府所能选择的最为明智的政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和平，为汉朝的崛起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正是在和亲政策的维系下，汉初七十年，汉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是以和平为主流，这才可能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的出现，也才能为汉武帝时代出击匈奴积累下足够的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