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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国投敌”途中的点点滴滴(2)

我把我自己解放了

我产生了非常极端的抵触情绪,杀人放火、同归于尽,只要能泄愤,能体现士可杀不可辱的事,我都愿意干,我在等待时机,我在寻找机会。

劳教队的编制有些雷同于军队,中队相当于连,下设大组(排),大组下面是班,中队部的干部都是国家干部,大组长以下则全为劳教份子,我们中队有四个大组,我在一大组。整个中队右派份子约占百分之七十五,全都是在劳教的死胡同里期待了三年多仍然看不见尽头的“元老派”(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批劳教人员)。他们都受着饥饿的折磨,身心痛苦,情绪低沉,我的受刑赢得了许多关心和慰问,有的甚至流出同情的泪水。

朋友中有人悄悄告诉我,二大组的周茂歧正准备逃跑,我与周茂歧虽然毫无交往,但毕竟在同一个中队,是所谓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面孔。从我在斗争会上“享受”的待遇,他也可以看出我不是那种卖友求荣的人,经朋友介绍后我俩一拍即合。在杀人放火既无机会更无勇气,又一心想泄愤的情绪支配下,逃出劳教队,看看大千世界,给队上添点麻烦,何尝不是好事一桩,我俩一起逃跑就这样定了下来,这种联手逃跑甚至还蕴含着一加一不等于二的诱人之处。

那个年代没有身份证,社会管理却十分严格,不论买车票船票或住旅馆,都必须出示你所在单位专门为你的旅行所开具的证明(农民由人民公社开),劳教队当然不可能为我们出具一张逃跑证明。周茂歧说他会刻公章:“找块肥皂,最多两小时解决问题。”我简直有“得来全不费工夫”的幸运感,当即商定就刻“四川省地质局一〇八勘察队”几个字,这显然是因为与地质勘察常年在外奔走有关。

我俩商定的逃跑时间是十月一日国庆节,选这个特殊日子,其实并没有用越狱逃跑的实际行动,向国庆十二周年献礼的意思,而是因为节假日放假监管比较松懈不易被人发现罢了。俩人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找老乡帮忙卖掉了一切能卖钱的东西,买了些全国粮票(那年头上馆子吃饭,除付钱外还得付等额的粮票)。在进行这些准备时难免暴露出一些可疑痕迹,加上好友中一个传一个,同队的劳教份子中除积极份子以外,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秘密,能达到这个程度而不被当局者发现,既可以证明劳教政策的不得人心,也足以证明我俩的“反改造”行为深得人心。

因为是不出工的节假日,人员分散无法清点人数,发现时间越晚对逃跑者越有利,这意味着他更加远离了警戒区域。我与周茂歧丢下吃午饭的碗筷,便先后向住地背后的那座山头爬去。山上有条小路,路旁有些稀稀拉拉的灌木,山下便是我们所住的农家四合院,院子里的人能发现我们的机率并不高,因为谁有兴趣抬着头费力地欣赏一座荒凉的山峦,只要翻过了这座山,山下必有无限风光。

在这个以右派分子为成员主体的劳教队里,像逃跑这类事件,发生在右派们身上可说绝无仅有,而出现在那些偷、摸、扒、骗被称为坏分子的劳教人员中,则并不鲜见。因为他们跑到社会上、混迹在人群中,可以凭他们的“技术特长”,生存或短或长的时间。我们这个筑路支队成立三年多来,我和周茂歧算是首先吃螃蟹的人,那年我27岁,周茂歧29岁。

根据经验,那些坏份子的逃跑路线,往往直奔距住地最近的广元火车站,自认为可以从那里登上南来北往的火车,把他带往那梦寐以求的自由之乡。殊不知筑路支队常年有“专业人士”在火车站守候,不论哪个中队有劳教份子逃跑,紧急电话在你进入火车站之前早已到达,逃跑者的姓名年龄身高体型面貌特征便已记录在案,“专业人士”在旅客丛中进行一番“依样画葫芦”,等待他们的常常是手到擒来。

周茂歧并没有辜负大伙赠给他的“老狐狸”的戏谑绰号,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路线,我们翻过这座山后,步行到苍溪县城,然后乘汽车经南部到南充,再由南充到重庆,那里的交通能通向海角天涯。

我登上山顶后,回头看见身高1.60米的周茂歧,穿着他那件常年不换的ADK牌风雨衣,气喘吁吁的爬了上来,最后一步我伸手拉他并趁势拥抱欢呼。我们身后的山脚,是我俩深恶痛绝的劳教队,我们前面的山脚,是一条通向自由的石板路,我们再也不会为完不成生产任务而挨骂受气,为一句失言的话语被捆绑吊打……,我终于品尝到“我自己就是我的主人”这句话的鲜活甘美。两个“地质队员”脚步轻盈欢声笑语,似乎是找到了一座金矿,不知不觉就到了一个场镇,看看天色已近傍晚,便准备找一家旅店住下。

这是属于苍溪县管辖的一个场镇,街上冷冷清清,依然是毛泽东制造的“自然灾害”留下的萧条景象。我们先在国营食店用粮票吃了一顿泡菜下稀饭,然后住进街上唯一的一家旅馆,这偌大一个旅馆就只有我和周茂歧两个顾客。我们去登记室办理了住宿手续,回到房间,我把刚刚用过的这张假证明拿来仔细看了看,我发现他刻的假公章根本不像仿宋体的字形。我说这种公章在小地方还可以鱼目混珠,在城市里别人一眼就能识破。周茂歧解释说,他躲在蚊帐里刻的,怕被发现,手都在发抖,咋可能雕好,看来只有将就用算了。

当晚我在煤油灯下,给我流落到新疆的右派妻子写了一封信,头一句话是:“10月1日,我把我自己解放了”。

终生难忘的午餐

第二天下着雨,因为两个陌生人在这小镇上逗留过久,易于吸引些好奇的目光,对我俩有点不利,虽然没有雨具,还是冒雨向苍溪县城走去。谁知途中雨越下越大,才走了十几里地,我俩的衣服都已湿透,便决定找个单家独户的农民家去避避雨,烤烤衣服,我说:“如果环境条件许可,也可以重新刻个公章”。

不远处,正有这样一家农户,一对青年夫妇和一个5岁左右的瘦娃娃,我们给了主人一斤粮票一元钱,请他为我们生一堆火烤衣服,中午在他家搭个伙,男主人面有难色,嗫嚅着说:“我们农村,没啥吃的。”我想起当年搞土地改革,领导要求我们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脱口回答:“没关系,你们吃啥,我们吃啥”。

周茂歧在里边屋里刻公章,我坐在外屋替他烤衣服,同时站岗放哨逗孩子玩,为他提供一个“手不发抖”的环境。只是他刻出的公章仍然是“鱼目”,在那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肥皂也是稀世珍品之一,再也找不出一块可以刻公章的了,只好选出一枚最近似“珍珠”的“鱼目”,盖在空白信笺纸上备用。

这时雨已停了,主人叫我们去堂屋里吃饭,我们早已饿了,便尾随主人来到餐桌前,原来所谓的饭,只是桌子上的几个小碗里,装着些什么野草掺和着红苕叶子煮成的汤,只不过专门为我和周茂歧盛的两碗里固体物更多一些,主人的碗里尽是些汤汤水水,这足以证明主人的真诚憨厚,令我十分感动。尽管是所谓“灾害”年代,我和周茂歧也没有吃过这样劣质的“饭”,我们惊愕的表情显然也刺激了主人,女主人低着头暗暗抹泪,我则强忍着将这毫无盐味略带苦涩的“草叶汤”闭着眼睛吞了下去。周茂歧挑了两筷子便托口说:“我不饿”,我俩即起身给主人付了钱、粮并道谢并告辞。

谁知出门才走了十几步,那男主人在身后一边喊着:“同志,同志”,一边急匆匆地追了上来。他手里攥着我们刚才给他的一斤粮票和一元钱,执意要退还,并坚持说我俩什么也没有吃。要知道他只要带上这斤粮票,用几角钱就可以到国营粮店买回一斤大米,煮成一大锅货真价实的稀饭,让他们一家三口胀出个满面红光,实现他睡梦中才能出现的欢乐。然而他却不要,而我们执意要给他,拉拉扯扯之中,我们几乎都快流出了眼泪,他眼中含着的泪,是为送这份“厚礼”所运载的善意所感动,我们眼中的泪,则是为这位农民的淳朴高尚而感动——那些年代,我们中华民族善良秉性,还没有被邪恶涤荡干净。

我和周茂歧在赶赴苍溪的途中默默无语,心情异常沉重,也很沉痛。

反右前我在南充搞民政工作,主要工作内容是烈军属优抚和赈灾救济,苍溪县隶属南充专区,我当然知道它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在共产党自我吹嘘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队列里,无数的苍溪儿女怀抱着美好理想倒在了雪山草地里,他们唯一的遗愿,就只是希望活着的战友们能为贫困的祖国赢得富足安宁,可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十多年,他们竟然还是过着这样凄惨的生活,在死者的英灵面前,能不感到羞愧吗?

周茂歧和我想得不同,他说:“我们都是贵族,倒了霉的贵族也比农奴运气好。”——他喜欢看俄罗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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