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沦落到受屈辱的最底层，比乞讨还要卑下，不仅毫无社会地位，并且被看做失去了人最起码的尊严——理智的人，只有这样的人，实际上有可能说真话，其他的人都在说谎。
——西蒙娜•薇伊：《信仰与重负》
引子1961年春，我们这些右派劳教份子来到了旺苍县快活场，修筑一条从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自1958年3月成立四川省公安厅筑路二支队开始，这几千名“白面书生”开始了崭新的生活方式，领导者说他们好逸恶劳，说他们是剥削者，必须通过体力劳动才能改变自己的反动立场。这些三年前的教授、医生、工程师和干部们全都心悦诚服地变成了今天的炮工、石工、抬工或勤杂工。先修内（江）昆（明）铁路，再修成（都）昆（明）铁路，只可惜这些花了大量人力财力修成的半成品，遵照擅于“瞎指挥”的领导者的决定，扔在那里交由“大自然”去“营运管理”。这些不可理喻的事发生在遍地“土高炉”“全民大炼钢铁”的同时，书生们按照已相信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惯性思维方式，不去思考探究，以免因独立思考而重蹈覆辙。
慢慢地书生们遭遇着一种不期而遇的烦恼，那就是在他们因重体力劳动而饭量激增的时候，粮食标准却不断下降，由1958年每月48斤降到现在的35斤，副食品也早变成寻常百姓的奢侈品。中江县一位原小学校长在排队打饭时轻声感叹：“我活了50岁，到今天才闻到大米饭的香味”。铁的事实终于证明，报纸上吹嘘的大跃进所创造的亩产几万、十几万斤粮食的神话，还有某些领导者对“粮食吃不完怎么处理”的忧虑，看来都只是些假话大话或骗人的鬼话。为了掩人耳目，把自己头脑发热、超英赶美，骨子里想当地球球长而犯下的低级错误，推给了永远保持沉默的大自然。说什么是“自然灾害”造成的，在连篇累牍的报纸宣传中，舆论一律地在“自然灾害”四个字的前面，加上“特大的、严重的、持续三年的、百年未有的”四个刺人耳目的定语，为无辜的大自然制造了一桩空前绝后的大冤案。我们在转移工地的汽车上，目睹了公路边的饿殍，劳教份子的家属来信也露出些蛛丝马迹，原南川中万学教师韦凌云的女儿来信说：“爸爸，妈妈在临死的时候只是说她想吃一个包子。”我们几千万兄弟姐妹，竟是带着这样可怜巴巴的遗恨，被难以命名的恶魔剥夺了至高无上的生存权。
面对这民不聊生的社会现状，也面对劳教了三年多仍然看不见一点解除劳教曙光的严峻（1957年公布的劳教条例没有劳教期限的规定），许多劳教份子头脑里的神殿终于坍倒，他们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知识份子良知召唤中，终于从骗局中惊醒，斗胆地说出过去连想都不敢想的话：“我不相信”！
就在这我不相信时候，我所在的筑路二支队一〇八中队来到了旺苍县快活场。
难以启齿的小插曲
过去不论在云南盐津还是四川喜德修铁路，都是住在自己临时搭建的简易工棚里，迁到这里后，我们却住进了当地农民的房子，因为饿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我们全中队包括干部两百多号人分住在相邻的两座大四合院里，小地名叫侯家扁，当地农民大部份也姓侯。院子前面是一条弯曲而下的小河，背后是一座海拔三、四百米的小山。我们施工的工地则在河对面的快活场附近。以前我们是个隧道中队，这里没有隧道可打，改作土石方工程，劳动强度相对小一些，饥饿的压力有所减少，不过减少了的饥饿并没有远离饥饿，它带给人的烦恼依旧折磨着你。有些劳教份子便偷偷地用自己的衣物找当地老乡换些吃食，对人的生存而言，吃显然比穿重要得多。虽然干部们明令禁止，但地下市场一直悄悄运转着。
有一天，我用自己的一件毛衣找一个女老乡换了一只鸡，双方约定，她煮好后晚上下了学习我就去吃。这类夜间离开宿舍的违纪行为，很容易被怀疑为逃跑等恶性事件，惹来更多麻烦，我就主动邀约了我们这个班的班长一起去吃，如出什么问题，他那班长的“长”字兴许可以为我分担一点风险，况且他与我的关系还过得去。
这位煮鸡的女老乡不到30岁，红光满面的身体很好，身边带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被饥饿摧残得十分凋零的农村，她却能健康地存活并生儿育女，实在是十分稀有，也可能是她在外地打工的丈夫给了些援助的缘故。后来她丈夫还是患了水肿病，黄皮寡瘦的他也曾回家来休养过两天。
当晚，我和班长如约前往，她把炖好的鸡放在后房卧室里，那里当然更能避人耳目，我和班长狼吞虎咽地饱餐了一顿。这女老乡的孩子已在床上睡着，她便一直守候在旁还问我们好不好吃，那个年代问这种问题简直是无话找话。吃到所剩无几的时候，班长也许为了对得起我的毛衣便提前离开了鸡汤，我独自一人喝尽最后一滴油珠珠。这时那女老乡突然紧紧把我抱住，她那滚烫的脸也贴紧了我的脸，随后她脱下裤子到床头边的尿桶里撒尿，撒完尿，一只手提着裤子一只手拉了我一把，便裸着下身横躺在床上，我却感到极度紧张，劳教份子干这类事是非常危险的，又加上我对这种粗糙的作爱方式似乎还有些为难。但我毕竟不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便也脱下裤子准备如此这般地来个婚外性行为，没想到当了父亲的我，竟然象一个阳萎病患者那样无能为力。她在下面不停地悄声喊着：“展劲！展劲！”（四川方言用力的意思），我却展不起劲，后来我终于知道，这也是“自然灾害”留下的“后遗症”。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看到这位女老乡过去那嫣然的笑容，哀怨的目光对我说的是：“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
你知道“挨绳子”的滋味吗？
这时，断断续续有些家属来劳教队探亲，是妻子的也可以和丈夫一起住上几天，（请上帝保佑他们不要和我一样是一个“不中用的东西”，）算是对这些有选举权的份子的宽大，（我曾听干部说过，你们还有一半公民权，我一直弄不懂的是公民权怎么可以一分为二，我判的是管制劳教，连百分之一的公民权也没有。）我的妻子因为她过份天真地给领导打报告，证明我决不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第二天清早就当上了右派份子，同样被开除公职开除团籍，若不是带着一个乳儿，说不准我们还得到劳教队来“同学”一番（同学是干部规定的劳教份子之间的称呼）。这些家属带来的消息最使我们震惊的是，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元帅因反对大跃进和浮夸风而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并遭贬，演绎了昏君害忠臣的历史悲剧，我心中为彭总愤愤不平。
有些事其实只是常识，如果从伟人嘴里说出，就被捧为格言警句。比方说：“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就是一例。劳教队可以说是装右派份子的集装箱，如果得出结论说，这箱子里装的全是右派，这个结论就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这些右派人群中确有若干“左”派，我亲眼见过每天最少写一份检举材料左得十分顽强的大组长，也见过在斗争会上出手麻利的积极份子。我和几个观点比较接近的“同学”的言行，早已被这几位右派中的左派同学呈报到管教干事的手中，是所谓“恶有恶报”，只是时间未到而已。
大约在九月上旬的一个中午，我在施工工地附近的一个农民家里，花三元钱买了一碗米饭。正吃得高兴，突然我们队上唯一的一个解除了劳教的积极份子闯进门来，他气势汹汹地夺下了我手中的碗，我当然不服，因而发生争吵，就为此事，当晚开了我的斗争会。
像我这样一个极右份子，在正式命名以前，原单位精心安排的斗争会，小到十多人，多到上千人，挨斗的次数多得难以计数，以毒攻毒似的让众多右派、来斗我一个右派这还是第一次，这也不足为怪。使我不可忍受的是，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了刑具的折磨。这件事有必要说明一下：如果将一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和一个一字不识的文盲两个人的文化知识加在一起，然后以二除之，所得的得数就是我的文化水平。在这个知识文化层面上，我最欠缺的就是法律知识，甚至我被依法惩处了23年乃至到了“人之将死”的今天，我仍然为许多法律问题所困扰。
比方说我依法判了刑，却又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策平了反，这就意味着政策能纠正法律所犯下的错误，显然政策在法律之上，能约束法律。政策是党的政策，听党的话就遵守了党的政策，党叫我帮助她整风，叫我大鸣大放，党叫我们畅所欲言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那时我是一个年青的基层干部，大政方针听从上级布置后照办，提点意见也不外乎鸡毛蒜皮，什么县委书记作报告要避免读错别字之类的无关宏旨。然而胆大的法律又竟敢置言者无罪的政策不顾，说我向党猖狂进攻判处五年管制送劳动教养。从这一点看，似乎法律又在政策之上，我在这个“哥德巴赫猜想”一样深奥的难题里冥思苦想了几百天，后因用脑过度患上了神经衰弱症，我担心发展成精神病，从此就远离一切法律资料。平反归来后，我爱书如命的旧病复发，家中藏书数千册，就没有一本法律书籍，我也几乎成为人所不齿的法盲一个。
闲话少说书归正传，我也曾道听途说地听人摆道：刑法中有过刑具方面的规定，如手铐、脚镣等可称为法定刑具，遗憾的是这类刑具的使用频率低得可怜，这决不是因为应该受刑具惩处的人很少，而是这种刑具给受刑者带来的疼痛感太少，对施刑者来说太不过瘾、不足以泄愤。因此最受施刑者钟爱的首选，仍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携带方便或可以顺手拈来的一根绳子。它比起臭名昭著的老虎凳、名声显赫的辣椒水可以说默默无闻，但它在专政中所起的作用和它给受刑者带来的痛楚不会低于那些知名度很高的刑具。也因为法律条文上没有这种刑具的名称，经常受它“教育”的人，只得给这位“无名英雄”取个“挨绳子”的绰号。
其功能主要是紧紧捆住受刑者的手腕以阻止血液循环流动，让疼痛来促使受刑者“改恶从善”，进而落实毛泽东语录中那句“我们对敌人是从来不施仁政的”这一基本政策。在技术上要求绳子一定要质地上乘，以免加力捆绑时突然断裂影响效果，为增强疼痛效应，绳子既要求细又要求弹力小，绳子在胳膊上所绕圈数不能太多，多则容易将受刑者臂骨捆断，使劳动力受损失……这种技术性问题还多，足够写一本小册子。据说写文章忌讳偏离中心，如果对绳子方面陈述过多，岂不写成了有关挨绳子的科普读物，看来只能暂时打住。
斗争大会是在队部门口的一个石板地坝上举行，指导员讲了话之后那位解除劳教份子和炊事班长两位营养过剩的份子，取出一根质地精良的细麻绳对我实施捆绑，解除劳教份子那段时间因为协助政府惩处各类违纪份子，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捆绑经验，加上他夺我的饭碗时，我对他既不恭敬又不从命，他岂肯放弃这个提高他“威信”的机会，当然将其技能发挥到极致。炊事班长心灵手巧力大无比配合得丝丝入扣，很快便达到入“骨”三分的理想境界。不到十分钟我已大汗淋漓丑态百出，呼妈喊娘丢人现眼，到了这个地步那位解除劳教份子还去舀了一盅水来浇在麻绳上，使它进一步收缩以便入“骨”四分。多年来，一直使我感到纳闷的只是这类可圈可点、精美绝伦的肉刑代表作，常常出自受凌辱的同类之手，干部们通常只是在一旁欣赏这“狗咬狗”地表演。不知道这件事是不是和古代罗马贵族在角斗场观看奴隶角斗士相互厮杀有血缘关系。总之，我被捆以后，在我两只手腕上都留下三圈血痂，后来血痂脱落，又变成三圈黑色的疤痕，历时两年多才慢慢褪净。
教科书上说，事物从量变到质变都有一个过程，而造成突变也常有一些契机或称导火索，如奥国皇储斐迪南的被暗杀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这一根质地精良、使用到位的细麻绳，便是我踏上“反改造”道路的向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