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发动的那场古今罕见的“反右运动”中，我在屏边县被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据说“情节严重”，再加“态度恶劣”，被处以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并被押送到建水县王家庄“红河州劳动教养所”劳动改造。
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为办劳动教养所，特地将劳改犯人并入其它劳改农场去，留下几个刑满留队人员，给他们安了个“生产委员”的头衔，让他们来对劳教人员进行劳动监督。
屏边县被处以劳教的“右派分子”是到得较晚的，其他市、县和州级机关的干部、中小学教师，在州的中央企业干部和在州的部队军官中被处以劳教的“右派分子”，和名目繁多的各类“分子”，已经先到这里两个多月了。两个多月来，这些“劳教人员”已经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裳褴褛，形似乞丐。因为他们自从进了劳教所，就没有休息过一天，都在夜以继日地大干苦战。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换洗衣服，有的甚至连脚、脸都有好多天不曾洗过了，哪怕有一分两分钟，也想抓紧休息，就连站着或走着，都会入睡。不堪重负的劳动，白天黑夜干个不停，既吃不饱肚子，又承受着思想上的巨大压力，他们实在太困、太累了！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河州劳动教养所，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大批对党忠心耿耿的知识分子、国家干部、人民教师、部队军官在这里备受摧残、折磨，上演了许多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
可是，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究竟酿成了多少劳教人员的血泪史，吞噬了多少条鲜活的生命，有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外界知之甚少。历史没有留下一份比较全面的文字资料，似乎这里已经被遗忘。这实在是红河州文史事业的一大损失，多么遗憾！
而我自己，虽然也是它的一名专政对象，也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了发生在这里的许多事情，但接触面小，水平有限，多少次想写，也多少次动笔，终难成文。而今已年届八旬，且又体弱多病，更是力不从心了。但是，为了让它不被遗忘，给后人以警示，我还是勉为其难地提起这支沉重的笔，把自己对它的一些琐碎记忆记录在此，但愿有幸活着的难友们——当年的“劳教人员”，都动起笔来，共同将红河州劳教所这座人间地狱所创造的“人间奇迹”交给社会，留给后人，让死者得到告慰，生者得到警醒，儿孙得到借鉴。
一、心灵上精神上的摧残折磨，生不如死
红河州劳教所成立之初，所长人选暂缺，是由红河州公安处的一位名叫李育芬（男性）的主任全权代管。这位李主任也很乐意到劳教所去行使代管大权，因为到劳教所大有他的用武之地。每当他将劳教人员集合起来训话时，总是要用他那些尖酸刻簿的语言，往他所称的“臭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等最疼处捅刀子，让你痛得哭不出声来。正是在这位主任大人的操纵下，启用那些刑满留队人员来对劳教人员进行劳动监督的。
让一大批知识分子、国家干部、人民教师、部队军官成为那些人渣的监管对象，这本身就是一场悲剧，是羞辱到家之举。而那些人渣，还要对劳教人员开口就骂，动手就打。也不知他们是出于受宠若惊而特别忠于职守呢？还是他们以往那种说打就打、说杀就杀的野性又派上了新的用场？抑或是他们本来就对劳教当局的意图心领神会而必然如此表现？尤其是一个叫黄应东的生产委员，一开口便是满嘴的脏话，总是要带上他爹他妈的那件东西。女劳教员肖××，由于实在难以容忍而抗议道：“黄委员，请你说话干净些！”这下就像捅了马蜂窝，黄应东立即暴跳起来，把手指着肖××的脑门大吼道：“什么干净不干净？你妈的B，烂婆娘，你还敢这样对老子讲话？老子今天就抹抹鸡巴甩你两巴掌！”“流氓！”肖××受到极大侮辱，压不住心头怒火，也大声斥责了对方。黄委员冲了上去，扬起手“叭”的一掌，重重打在肖××的脸上。接着还想打第二下、第三下，多亏在场的和刚来到的劳教人员们自发地大声喊道：“不能打人！”“不许打人！”黄应东这才将扬起的手放下。
这个野蛮、下流的人渣如此凶残也就罢了，而更加可悲的是，代表“政府”来“改造”这些“右派”的管教干部白中队长，与那个人渣相比，居然也是半斤八两。当黄应东跑去向他谎报情况后，白中队长立即召开了“田间地头批斗会”。会上，肖××被叫出来站在人群中央，让黄应东先作揭发。黄应东竟当面造谣说：“劳教人员肖××，天天干活磨洋工，今天她挑水浇苗，一桶只装一瓢多一点点，我批评她几句，她就不服，还出口骂人，我忍无可忍给了她一巴掌，旁边几个劳教员就大喊大叫地为肖××帮腔，他们就这样的不服管教，他们……”还未等黄应东说完，白中队长便怒气冲天地抢过话头吼道：“他妈的B！挑水一桶只装一瓢多点点，我把鸡巴打打胀都挑得起来，还批评不得，有人还敢帮腔！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想造反，嗯？”这位白中队长，居然不顾有众多男女劳教员在场，出言更加污秽，而且一直骂个不停。劳教人员们深感受到了极大的人身侮辱；肖××则两眼一黑便倒在地上。只见她脸色发白，呼吸急促，全身痉挛。那些生产委员们，却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她装死！”“耍死皮！”“站起来”！但无论他们怎么叫喊，她怎么也站不起来了。
一位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妇女干部中才貌双全的佼佼者，从此不会梳洗，原来的一头秀发变成了个乱鸡窝，衣服脏烂不堪，不仅语无伦次，且时笑时哭。有时还狂吼乱叫：“我要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万岁”，“蒋委员长万岁”，她，就这样疯了。在劳教当局的授意下，在妇女分队长和生产委员们的唆使下，说她装疯，呼喊反动口号，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拳打脚踢她，捆绑吊打她，把她悬空吊起荡秋千……在对她残酷折磨了一段时间后，竟将她逮捕“法办”。
可怜已经完全神志不清的肖××，就在宣布逮捕她的大会上，她还对着提绳子来捆她的公安人员发笑，而且笑得那么自然，那么甜。一个疯人，一个女儿之身，直到被那绳索捆绑得本能地感到疼了，这才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面对此情此景，劳教人员们都受到了极大的震撼，都敢怒而不敢言。
在劳教所逮捕劳教人员，即所谓“让你升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为配合社会上开展的各种运动，或是为了掀起生产高潮，更主要是为迫使劳教人员接受“脱胎换骨”的改造，劳教当局总是用逮捕人“让你升级”来制造高压气氛。在被逮捕的劳教人员中，有肚子饿得实在受不了偷吃食物而被认为是蓄意破坏党的粮食政策的；有锄草不小心锄断禾苗或走路摔了跤将水桶摔坏而被认为是破坏生产的；有实在太累太困倒在地上一时起不来干活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的；有对劳教所的恶劣处境忍不住发了几句怨言而被认为是煽动反对共产党的；有一位是在出工的路上，另一位难友看到满山苦刺花随口吟道：“苦刺花啊苦刺花，你开在山间山旮旯，你长着锋利的刺开着洁白的花，你味儿虽苦但无毒，你那锋利的刺是为保卫你那洁白的花”，他听后对其中的个别字提出修改意见而被一口咬定是他作反动诗煽动右派翻案等等。
凡被强加种种罪名而宣布逮捕“法办”的，一个个被公安反剪双手带走，其他劳教人员并非完事大吉，而总是要进入无休止的、更具针对性的心灵和精神的折磨之中，劳教当局总是据此责令所有劳教人员，必须要用被逮捕者的“犯罪类型”来对照检查自己。每一次的具体步骤都是个人先作自我检查，坦白交待，深挖思想根源；然后展开相互检举，揭发，批判，斗争。每一次均明确要求：人人都要触及灵魂，人人都要检举揭发。特别是肖××被逮捕之后，当局严令当天敢于为肖××帮腔的，敢于顶撞黄委员不服管教的，当天虽未出声，也没在场，但在思想深处“同情现行反革命分子肖××”的，不仅要坦白交待，还要写出书面反省来。反省书必须经小组、大组通过，认识不深刻的，要打回重写。
在没完没了的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批判斗争过程中，都伴随着人格上的侮辱，肉体上的伤害，而且是以权力迫使劳教人员是非不分，皂白不辩，善恶颠倒。如此从心灵上、精神上进行摧残、折磨，一个个还想守住做人底线的劳教员，都深深感到生不如死！如劳教员段跃文，原是河口县卫生院的医生，因其医术精湛，为人诚实，被发配到劳教所劳教仍被安排做医务工作。这位在劳教所处境相对较好的段医生，竟在一个夜晚，睡在床上，蒙头盖好被子，用刮胡刀片切断自己的动脉血管自杀身亡。第二天，当人们将他的尸体抬下床来时，发现他用水笔在自己的肚皮上清楚地写下两行字：“是非不分断难同流，含冤负屈了此一生”。
在这座人间地狱里，被迫自杀的何止段医生一个，只是各人自杀的办法不同罢了。我本人就是其中一个，遗憾的是，我不懂得采取睡在床上、使用刀片那么不声不响、方便快捷的办法，而是抢过一位在监督我写反省交待的“专案人员”削水果用的小刀，往自己脖子上狠刺了两刀（第三刀便被那位专案人员死死抓住了手），虽已血流如注，却居然被抢救过来。真是活着不易，死也困难！
二、严重饥饿摧垮意志，消亡肉体
在那些荒诞的岁月里，在“拼命干，死了算”的大跃进中，全国城市农村，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通通被赶出去夜以继日地劳动。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更没有文化娱乐活动。人们完全被变成了仅仅是会说话的劳动工具，男人没有性要求，女人不会来月经，城里看不到歌舞饮宴，村里听不到鸡鸣狗吠，不少人处于半饥饿状态，水肿病已开始在很多地方蔓延，倒毙在路边的饿殍随处可见。在如此的社会形势下，红河州劳教所里的劳教人员，其处境之恶劣更是可想而知。劳教当局责令所有劳教人员，必须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双千斤不可丢”。为放“农业卫星”，把劳教人员赶出去连续一个“苦战八天八夜”、又一个“苦战八天八夜”地大造肥料，深翻土地，播种包谷、大豆、花生，务要实现所谓的“开门红、日日红、月月红、满堂红、红到底”。当劳教人员们用雨点般的汗水培育出各种农作物的禾苗时，当局又命令要将这些禾苗通通铲掉，要所谓的“挖掉穷根栽富苗”，改种红薯。说是红薯能高产，可以确保“农业卫星”上天。于是，又迫使劳教人员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又一个“苦战十天十夜”地去铲除上千亩的禾苗，重新翻整土地，大造肥料，还要到处去采摘贵如金子般的红薯秧。
在翻整土地方面，要求必须先深挖地，施放厚厚一层肥料，盖上熟土再理成红薯墒子；在大造肥料方面，把劳教人员赶上山去铲草皮，烧火土。一时间村里不见炊烟袅袅，满山却是烟雾腾腾。凡被“光顾”到的山坡，一座座都被削成光头。此间，不知是哪位权威专家发现，说是用人的头发作肥料，其肥效无以伦比。于是“动员”劳教人员，不管是男的、女的都要将头发剃下来作肥料。虽说是“动员”，明显是在勒令，而且明确提出：“愿不愿意将头发剃下来作肥料，这是对放‘农业卫星’、对‘大跃进’的态度问题”。劳教人员们，包括那些向来十分珍爱自己长发的女劳教员，谁敢在“态度”问题上说个“不”字，都通通当了尼姑、和尚。
如此折腾了大半年时间，放了那谁也不曾看见过的“农业卫星”后，劳教人员们，又奉命开赴石屏燕子洞矿山开采铁矿。说是要与全国统一步调，要响应全国大炼钢铁的号召，放了“农业卫星”，再放“钢铁卫星”。
开采铁矿，全靠人挖人挑，这边剥离的土方搬去覆盖那边的矿脉，过几天又将搬过去的土方搬过来，去开采那边的铁矿。反复折腾拿不到矿石就转入坑道开采。而坑道开采，并无规范的安全防护设施，频繁发生坍塌、漏顶等事故，坑采人员非死即伤，有的终身残废。有一次矿井坍塌，就有三个“摘帽右派”死于非命，五个重伤。当局对死难者不作任何抚恤。炼钢炼铁没有炉子，就到处去刨人家的祖坟，不管是现代的古代的，见坟就刨，取出砖来造土炉子；没有燃料就去乱砍滥伐森林，把一片片茂密森林，统统送入炉子烧为灰烬，让一座座青山变成光秃秃的荒坡。
如此胡作非为、劳民伤财地折腾了数十个白天黑夜，不仅没有见到“钢铁卫星”上天，所炼的“钢”，都是一些铁矿渣。而劳教人员和摘帽右派们，却一个接一个地倒下，死于非命。活着的，全都疲惫不堪，气息奄奄。
在整个大干苦战的漫长过程中，对于所有的劳教人员来说，最为不幸和悲惨的是，严重饥饿的煎熬与折磨。正是这种没有一天能真正吃饱过肚子的严重饥饿，导致了不少惨况的发生，酿成了一幕幕人间悲剧。每天临近早、晚两餐饭前，都会有人倒下，昏死过去。这时候，只要有一碗红糖水灌下去，一般都会苏醒过来，个别不幸的，就与世长辞。最先死的还有一口用床板拼成的“棺材”，后来死的多了，连这种“棺材”也没有了，谁死了就用谁的被子、垫单包裹着，抬出去一埋了之。更加惨绝人寰的是，把死难者的骨头烧成灰，用来当肥料种萝卜。对死难者的遗物，不让死者家属认领，而是按照先干部、后民警、再摘帽人员的顺序，廉价拍卖。一支派克水笔价值60-70元，仅卖10元，一只金壳瑞士手表价值500-600元，仅卖100元左右。还有一些质地上乘的毛呢西服和古玩等，通通以低廉得不可再低廉的价格处理。
一时尚未死去的严重饥饿者，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得了水肿病。而这些水肿病患者，依然还要出工去劳动。他们走在路上，只要风稍大一些随时会有人被吹倒。就连评上“先进生产者”的人，上台去领取那三元钱的奖金时，仅20公分高的台阶也抬不上腿去，还需由两人在那里搀扶、帮助抬腿。水肿病特别严重的患者，被集中到临时用茅草搭建的急救病房进行治疗，凡昏死过去的病号，每天可以得到一碗红糖稀饭（也叫病号饭）。这碗“病号饭”，已经成了严重水肿病人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凡昏死者，只要这碗红糖稀饭一下肚，十之八九又重新活了回来。
有一个水肿病严重患者，他已经病得不省人事，但当医生将一碗红糖稀饭端到他的床前喊他，并告诉他有他的病号饭时，他竟神奇地睁开眼睛用尽浑身力气，挣扎着将那碗红糖稀饭吞下肚去。可是终因病情太重，他的肠胃再也容不得勉强食入的东西，便“哇”的一下全吐了出来。这时，邻床的一个病人立即挣扎起来，趴在地上，用手快速将那伴有灰土的呕吐物，一把把抓了喂进自己嘴中。
被饥饿严重折磨的人们，已经没有什么“卫生”与“文明”可讲，掉在路上的一片黄菜叶，雨水中泡得发胀的皮条，食堂丢在粪草堆上的一个烂红薯，或是侥幸抓到的一个老鼠、一只虫子，都会毫不犹豫地放进嘴中吃了。与我一道来自屏边县的万××，一位出身书香门第、读过很多书、有着良好教养和远大抱负的知识分子，被饥饿折磨得几次死去活来。就因饥饿难挡，一天在出工的路上碰见一条正快速爬行的麻蛇，他立即紧追不舍。麻蛇被追得慌忙爬进路边的一个石缝，他紧步上前一把逮住还露在石缝外的麻蛇尾巴。麻蛇拼命往里挣，他竭尽全力往外拽，也不知是麻蛇力太大，还是害着水肿病的万××力气太小，双方相持好一阵都未将麻蛇逮出来。最后只听“咔嚓”一声，麻蛇尾巴被逮断了，万××立即将那截攥在手里的血淋淋的麻蛇尾巴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后来水肿病还是把他折磨得“三肿三消”，在他病重期间我曾去病房看望过他，他以微弱的声音对我说：“李斌，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就只想能饱饱地吃上一餐饱饭。如果现在在我面前，一边是我日夜思念的妻子儿女，一边是一餐能够真正填饱肚子的饱饭，我只会选择那餐饱饭了！”
一位来自机关的大个子劳教员，体重原为100多公斤，后来患了水肿病，体重下降了一半多，最轻时只有30多公斤，由于他个子大，食量也就特别大，每餐分得的那点点饭实在填不饱肚子。整天饿得发慌，终因饥饿难当，无可奈何地学着去“偷”。一天夜间，他从干部食堂后窗翻进去，偷吃了一些冷饭。所谓“干部食堂被盗案”很快就找到了他，结果让他带上20多公斤重的一付特别加工的大脚镣。这还不算，还把他关在高、宽、长都不到一公尺的一个地洞——劳教所特设的“禁闭室”里，让他既抬不起头，也伸不开脚，每天收工回来后，只能像狗一样蜷缩在里面。
这位大个子显然是很不幸的，但在这座人间地狱里，不幸的人又岂止是他一个，不少人就是为填饱肚子才想方设法去“偷”吃东西而送了命。有两个来自农村的劳教员，就因为所谓的“偷”而惨死。关他们的是劳教所搭舞台时自然形成的一个地下室，里面既无光线，空气也不怎么流通。不知有多少天，他们既没有饭吃，也没有水喝，因为当局把他们关进去后就把他们给忘记了。等到当局突然想起那地下室里还关着两个人，打开门进去看时，两人都已经死了。让人惨不忍睹的是，那后死的一个，竟将那已经发臭的先死者屁股上的肉啃吃了许多。当我和另一劳教员奉命去将他俩抬出来时，发现那后死者的嘴中，还含着一口没有咽下去的人肉。
还有一个严重水肿病患者，已经病得起不了床，管教干部硬说他耍死皮，强行将他拖起来，准备拖上工地，结果拖到路上便断了气。有一次，我们奉命去抬埋一个天亮前就已经硬在床上的死者，邻床的一个病人还向我们讲了死者临终前的一些情况，而当我们将那死者抬出去埋了回来，向我们讲死者情况的那个病人又成了死者。
劳教人员们，一个个就这样带着想吃上一餐饱饭的渴望，带着对自己父母高堂和妻室儿女的想念，带着许多想讲而未及讲出来的话走了……
三、扭曲人性，磨泯良知，让劳教员变成驯化的狗
严重饥饿胜似恶魔，它形影不离地缠绕着严重饥饿的人们，其中的不幸者，终于慢慢地从意志上被摧垮，从肉体上被消亡。然而，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比严重饥饿更为残酷，更为恶毒的是，劳教当局采取各种扭曲人性、磨泯良知的手段，来迫使劳教人员们箕豆相煎。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魔咒蛊惑下，在他们的欺骗、唆使和逼迫下，人们的理性与良知消磨渐尽，完全失去自决与平衡的能力。管教当局用“争取早日摘掉帽子”、“争取早日回到党的怀抱”等甜言蜜语，诱使一个个劳教员，去抢啃他们丢出来的一块块骨头，让他们为这一块块“骨头”去撕人，咬人，啃人，直至鲜血淋漓……
关于这方面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考虑到本文已经过长，这里仅以劳教所的最高权力者——教导员兼所长刘发奎相关的事为例，愿读者由此窥见一斑：刘发奎是来自公安系统的干部，这位刘大人表面看温文尔雅，道貌岸然，一派正人君子形象，但其内心之卑劣与肮脏，令人发指。正当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的时候，这位大人却在劳教所里养尊处优。他每天吃饱喝足后，背着手到处转悠，一双色迷兮兮的眼睛，常常盯住那些女劳教员。一对眼珠子，总是在那几个有几分姿色的女劳教员的脸蛋或乳房上滚来滚去。其中有几个更漂亮点的，早已成为他一心猎取的目标。
这位大人为达其目的，惯常采取一手软一手硬的办法。一手软：偷偷摸摸，伪装进行，以求经常解馋；一手硬：充分行使他的最高权力，最大限度地造成专政的高压态势，即使露了馅，“哪个虫儿敢出声！”
施其软的一手时，他常常隐身在通往女厕所的黑暗角落，在供女劳教员冲澡的屋后高处，偷看女人禁区。每天夜里，当劳累了一天的这些女人熟睡之后，他总要借口查夜而进入女劳教员宿舍去偷饱眼福。为掩人耳目，一走进宿舍他都要轻轻喊上一声：“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其用意是表明他这位大人是堂而皇之查夜来的，即使有人醒着，也不会喊叫起来。一声过后，他便轻脚轻手地走到他心中要“关爱”的对象床前，用手将这人的被子轻轻地提起来，捏亮手电筒，如饥似渴地将那只穿着内衣内裤的女人躯体看了又看，如果此时被他“关爱”的这人醒来，他就装作替她盖被子模样，口中又小声重复那句话：“盖好被子，小心着凉。”假若这人一直熟睡，那他就要看个够，久久不肯离开。
有一次，他拿着一件领口有所磨损的衬衣、瞄准缝纫室的人下班正准备离开时，大摇大摆走了进去，对他一心想“关爱”的女劳教员余××说：“我明早要出差，这衬衣领子烂了，你加几分钟的班替我补补。”余××虽已猜到了刘的意图，但作为劳教员又怎敢违抗，心想：等他真正动手了，我就拿起剪刀自卫并大声喊叫起来，反正周围都是人。正当余把已经放倒的缝纫机头抬起，准备开始补衣服时，另一位同在一起搞缝纫的、年龄比她大许多的女劳教员周棣，因已将此事看在眼里，推故又返回缝纫室。周径直去到自己的缝纫机前，边打开缝纫机边自言自语道：“我还有点活计，也需要加加班”，说完便各自干起活来。直到余将刘的衣裳领子补好交给了刘，周都还在“加班”，这才使这位大人丧失了动手的机会（出自信任，余、周二人曾就以上情况偷偷找我商量过今后的应对方案）。
而刘发奎最爱施展的显然是硬的一手。来自公安战线的他，深知“权力”与“专政”所造成的高压态势是威力无比、无所不能的。所以他总是在努力捕捉那些所谓“不服管教”、“反改造”、“思想反动”、“对党不满”乃至“破坏生产”、“现行反革命”等等借口，结合社会上正在开展的各类运动，利用对劳教人员特定的“交心”、“三查”以及一季度一次的“查评运动”，来迫使劳教人员“认罪悔改”、“向党交心”、“向党靠拢”，从而掀起一次又一次的“箕豆相煎”高潮。肖××的最后被逮捕“法办”、以及前述“一些人随心所欲地拳打脚踢她、捆绑吊打她、将她悬空吊起荡秋千”之类惨剧的发生，都是这位刘大人及其一伙所导演的。本来，肖××被逼疯时，这位教导员兼所长的刘发奎并未到任，对此他完全不需承担任何法律和道义上的责任。但是，由于这位大人认为对疯人肖××更可以随心所欲，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他发动劳教人员进行打击的靶子，借以迫使劳教员们变成一条条驯化的狗。同时，也可确保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愿以偿。
有一定生活阅历的、来自石屏二中教师岗位的周棣，早将此人看破，为着同命运的姐妹们的安全，她总想找个合适的机会，给这位大人一个必要的忠告，但愿他能有所收敛，同时也向患难姐妹提个醒。好心的周棣终于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借这位大人深入到妇女分队宿舍听取劳教人员的学习发言时，她在发言中说道：“所领导、特别是刘教导员对我们劳教人员非常关心，有时夜深了还要到宿舍来查夜，担心有人夜间不盖好被子凉着，妇女们对此非常感激。但我们有些年轻姑娘，睡觉时最不愿让男人看见，她们认为被男人看见自己的裸体是最不好的事情。所以，为不辜负领导的一片好心，希望到女宿舍查夜的事，最好由妇女分队长去做。”听了周的发言，这位大人一股怒火涌上心头，但又不便发作，只见他那鬼脸憋得一阵红，一阵白。过后，他愈想愈感到不可容忍，再想到缝纫室的好事就是被这个周棣所打脱，他更认为劳教分子周某敢于太岁头上动土，不给予收拾，岂不有辱手中权力！正当他苦思冥想之际，当晚另一个女劳教员的发言忽然进入他的思绪，于是转怒为喜，决心要抓住这一“积极因素”。
原来，人性已被扭曲、良知已被磨泯的女劳教员杨×，当晚从刘那一阵红、一阵白的脸上，充分看出了这位大人心中难以遏制的愤怒，当即接着周棣的发言说道：“我认为到女宿舍查夜的事该由谁去做，那是管教干部的事情，作为劳教人员无权过问。对所领导无微不至的关心，有的人不思报答，反而妄加议论，这明明是不安好心。”杨的这一讨好，果真灵验，她从此便得到了刘大人的份外垂青。
刘大人也从杨后来的不少“检举揭发”中，获取了许多可以收拾周棣的口实——周棣的丈夫叶廷瓒，也是石屏二中的教师，在整风反右中夫妻双双遭难，双双被送进了红河州劳教所。这时，她们身边还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夫妻俩虽被处理到一个劳教所劳教，但各在一个队，平时很难见面，抚养幼儿的担子，完全落在了周棣的身上。为了这个孩子，周有时难免会有所耽搁，再加丈夫叶廷瓒又患上了严重的水肿病，被送到所部急救病房治疗，周棣也曾抽时间跑去看望过。
对诸如此类的事情，杨×总要当做周棣消极怠工而加油添醋地拿去向刘大人报告。周棣也因此挨过多次的批判、斗争。怎奈，不幸并未到此结束，更大的悲惨还在后头：不久，周棣的丈夫叶廷瓒也因严重水肿病而死于非命。双双受过高等教育、情投意合的一对恩爱夫妻，就因那杀人毋需屠刀的“阳谋”而双双罹难，双双来到红河州劳教所受尽摧残、折磨。如今，沉冤莫白，又棒打鸳鸯，丈夫丢下妻子、孩子走了，周棣自是无法忍住悲伤而号啕痛哭。再看着在一旁哭爹叫娘的孩子，周棣更是哭得死去活来。面对这一撕心裂肺的惨景，不少劳教员都抱以无限的同情，有的还流下了伤感的眼泪。
可是已经被驯化成狗的杨×竟丧尽天良，跑去向刘谎报说：“周棣借哭她丈夫而大骂共产党”。这下，刘终于找到置周于死地的机会，他立即差人来把我叫去，向我布置：“从今天晚上开始，每天晚上都要对现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一定要把这个反动透顶、敢于大骂共产党的反革命分子周棣揭深、批透、斗臭！”天哪！天理何在？正义何在？人性何在？丈夫死了，妻子岂有不哭之理？可教导员兼所长的指示，我又怎敢不执行？不幸，这时我正被指派为包括缝纫、铁木工、种菜养猪以及炊事班在内的所部杂务组组长，我能置之不理吗？但我又怎可不守住做人的起码底线？幸好，杂务组还有几位平常可以交心、也深深恨透了那个扬×的难友，经偷偷商量、共同努力，总算能在批斗中给周棣提供了一些帮助，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住那条狗还想进一步咬人、撕人的疯狂，也有效地唤醒了一些难友的糊涂。然而，周棣毕竟还是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我与杂务组的几位难友，也未逃脱刘大人的火眼金睛，让我们在“同情、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周棣”的罪名下（其中，我本人又多了“两面派”这样一条）被批斗了几场后，通通调出杂务组，去干那惩罚性的重劳动，并交给当局正在努力驯化的另一些狗去继续撕咬……
四、痛定思痛话“劳教”
劳动教养制度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大获全胜”后，为了惩治大量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才于1957年8月1日，经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国务院公开发布《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之后匆匆建立的。“劳动教养所”这一非政非法、非警非民的专政机关，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在全国各地仓促组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而《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及各地劳教所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违反宪法的，纯粹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产物，是为构建“哪个虫儿敢作声”的毛氏一言堂服务的。既然如此，“打伞和尚”赋予各地劳教所的特殊使命也就可想而知了。而红河州劳教所所发生的一切，无一不是忠实履行这一特殊使命的结果。也就是说，无论心灵上、精神上的摧残折磨也罢，意志上的摧垮、肉体上的消灭也罢，还是人性之被扭曲，良知之被磨泯，都是伟大“阳谋”的继续和延伸，是惩治“右派分子”及“其他坏分子”的系统工程。
试想：崇尚独立思考，追求言论自由，敢于想表达就表达等等障碍不清除，皇权专制的一统天下何以建成？因此，一个个劳动教养所，能不成为一座座人间地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