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田劳动是单调乏味的，一天8小时，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总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到了收获季节或冬天兴修水利，除了付出较平时增多好几倍的体力之外，不管是割麦、掰玉米棒，还是挖工挑泥，也还是千百次地重复着同一种运动和姿势，这就愈益显得生活的呆板和寂寞。
只有在天气晴朗而风又并不太大的时候，在田头干些轻活——比如棉田中耕，辽阔的田野响着锄地的金属碰击声，高空又传来云雀那悦耳的鸣啭声，人的胸襟才会略微显得开朗一些。
人们最关心的，是自己在这里究竟要呆多久，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重新回到社会上去，过着跟普通人一样的生活。有时中队长到田头来看看，便有人问：“队长，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中队长站在田埂上，提高嗓音说：“改造好了就走！”或者这样回答：“你什么时候改造好，就什么时候走！”
人们问的次数多了，中队长便在晚间的点名会上以训斥的口气说：“有人问，什么时候才能走；我倒要问，你什么时候才能改造好？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你怎样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所以你需要考虑的不是什么时候走，而是如何老老实实地改造。”
但队长的话并不能消除人们的疑虑，既然劳动教养是最高行政处分，是不够判刑的，那么为什么就没有一个期限，强调改造而且要改造好，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劳动力的强弱并不是判断改造好坏的根据，也不能用日常言行来判断改造的成绩；思想改造是长期的，劳动教养也是长期的吗？到60年代，才听说劳动教养的期限被确定为1～3年。
黄海之滨的气候是多风，冬季的最低温度是-18℃，一般也都在-10℃左右。天寒地冻，上工时用海门镐挖冻土，火星直冒，镐刃也卷了边，磕成一个老大的缺口，工具报废是常事，实在无法开工，只得回到工棚去拣棉花、搓草绳什么的。有时碰到7级左右的大风，也只得收工，但走路异常吃力，仿佛前面有一只无形的巨手在拦阻着你，花了吃奶的力气，才勉强向前移动了一步。
在东直农场的这几年，生活的艰苦还在其次，主要是由于营养不良和寄生虫病，把人们折磨得瘦骨嶙峋、有气无力，我的体重下降到35公斤多一点，竟然连棉田里的一棵小草也拔不掉！而饭量却奇大，午餐的七两胡萝卜玉米饭，还有一勺胡萝卜或青菜汤，吃下肚去，一点没有饱适感；早晚的三两胡萝卜玉米稀饭，加上一丁点儿菜，自然更不耐饥，人们把这称为“汤饱”。
“吃不饱”是很难受的，人们成天想的是吃，谈的也是吃，什么扬州的三丁包，常州的麻糕，无锡的肉骨头，苏州的茶食，上海的弄堂小吃……可谓“尝”遍了各地点心、小吃的独特风味。这种“精神会餐”也略能起到一点画饼充饥的作用，但毕竟于事无补。于是在大田偷烧玉米棒的事发生了，到干部的小伙房去偷馒头、包子的事发生了。一经发现，中队长便在晚间的点名会上批评，还叫这些人站出来示众。有一次当众亮相的有5人，中队长挨个指着说：“地、富、反、坏、右，哼！每人38斤粮食定量还不够？你们的劳动又怎么样？对得起人民政府吗？”但偷食物吃的事依然经常发生，甚至还发生了多次逃跑事件。不过，这里周围都是密密层层的芦苇荡，等你好不容易走出这座迷宫，刚一露头便被逮住了。
1959年10月，我接到甥女的信，告诉我说外婆在不久前去世了，家中什物被盗一空，箱子是空的，桌子抽屉是空的，连马桶、煤球炉也都不翼而飞了。这封信犹如晴天霹雳，把我惊呆了，心头的悲痛像压着一块大石，很想大哭一场，但干涩的两眼竟然没有一滴泪水。我记得初来时那位场长曾在大会上说过：“你们不要记挂家里，你们的家属，当地政府会妥善安排的……”然而事实证明那不过是骗人的空话。我的母亲已年逾花甲，患有精神病，时愈时发，她多么需要有人照顾啊！自从我被远谪苏北以后，母亲、甥女都曾到报社找过我多次，人们冷眼相向，没人理睬她们，也不告诉她们关于我的消息。那时甥女才十多岁，老母更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她终于在生活的煎熬和思念儿子的极度痛苦中凄惶地离开了冷冷的人间。
家破人亡的厄运，迫使我成了无家可归的人，而农场对待无家可归者的安置办法是留场就业，这实际上意味着永远失去自由。因为虽说劳教跟劳改尚有一线之差，但两者在管理方法上是一样的，而且都在劳改单位生活，都是专政对象；即使成了留场就业的职工，也仍然是专政对象，而不是农场的主人，尤其令人困惑的是有些人明明有家，却也不能及时恢复自由，硬要这些人留场就业，又不向他们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似乎留场就业的不止是无家可归者，家中有妻儿老小的某些人，也不能幸免。
当时的劳教农场，是“五类分子”集中改造的场所，劳动、学习和生活都是一样的，其中有12级以下的干部，有抗美援朝的英雄连连长，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师，有冶炼钢铁的工程师，有研究国际问题的专家，以及特务、兵痞、盗贼、扒手，还有店员和工人。形形色色的人混合在一起生活，除了有文化高低的差别以外，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显著的不同。
两年以后，个别的被保外就医，或经过“甄别”以后被释放，而大多数人则被“遣返”回家；工棚里的人明显地减少了，本来很挤的统铺现在变得相当宽绰，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人人都盼望着“遣返”。
1961年3月间，中队长在一次大会上当众宣布摘掉右派帽子者的名单，我也在其中。摘帽，解除劳动教养；下文是中队长告诉大家劳教期限为1～3年。接着是场部的政委讲话，他用亲切地语气说：“职工同志们，过去你们的劳动是强制的，现在则是自觉的了……”从此，农场的五类分子都被摘帽、解除劳教，成了留场就业的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