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连问题的通知”中宣称：“自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于八月十八日在首都天安门接见北京和外地来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以来，全国掀起了革命大串连的高潮。预计到十一月二十日止，来过首都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将近九百万人。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在不到三个月的短短时间里，举行了七次盛大的接见大会……”
1966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在“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大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中宣告：“……十一月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第八次接见了二百五十万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小将……”
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一心要要发动的革命造反，看样子是真地给他疯狂地煽动起来了。
第二、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是毛泽东加速推行对他“个人崇拜”的重要战略，从而使对毛的“造神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升级。这无疑将极其有利于他号召打倒刘少奇，清除刘家党。因为，毛越被神化，刘就越不是他的对手。
首先，如前面所讲，红卫兵虽为“自发”，但他本身就是中共十七年的“共产革命教育”、特别是六十年代上半期毛泽东和林彪发起“造神运动”的产物。
其次，由红卫兵所发起的新一波造神运动，不仅正是毛泽东所需要，而且正是毛泽东亲自对它的推波助浪，才使它得以“横空出世”，然后才“横行中国”的。就不说那个正在领导着文革的阴谋领袖集团了——红卫兵的一切崇毛行为和一切的造神行动，都得到了他们的极大支持、甚至是背后教唆。因为这一伙阴谋家深知，唯有将毛神化到人人崇拜、个个畏惧的地步，这一场所谓的党内“路线斗争”，他们才会有胜利的保证。
再就是，虽然“……红卫兵的名称说明他们是毛泽东的卫兵并要保卫他。这里不讨论当时毛泽东是否需要被保卫，而是要指出红卫兵确实掀起了文革中对毛泽东群众性崇拜的第一波。他们也开始了普遍实践一套新的社会礼仪（最初由当年的北航红旗战斗队所发明——讲演者注）：在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本，跳赞颂毛的舞蹈，到处张挂毛的画像及语录，每一次讲话都以毛的一段语录开头，并以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结束。（王友琴：《1966——打老师的革命》）”红卫兵的这套对毛泽东进行极端个人崇拜的行为，就是极端神化毛泽东的方式，立即迅速地波及全国，使得全体中国人，无论大小男女老少，无人敢于违背，就更不用说“反对”了。这自然是一波新的造神运动，而且史无前例。今天回想起来，凡是过来人，除掉极少数对毛泽东仍然怀着深恐恋情的前造反派头头以外，可以说，没有人闻之不感到恶心。
正是在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全国各地红卫兵，在数天之内，就把各地大小街道的店铺门面、房屋墙壁统统涂上红色油漆，写上巨幅标语，连小胡同里的建筑物也不肯放过。在商店、住房等处，红卫兵号召革命群众用红纸剪辑各种忠于毛泽东的标志，贴上墙壁，大门也刷成了鲜红的颜色。在农村，则竖起一块块红色牌坊，书写毛主席语录。那些在“破四旧”中已经改名的工厂、商店、街道、学校，则一律都非得用红颜色书写不可。文革时期的红海洋就是这样来的。正是这一波造神运动，不仅造成了对毛泽东进行“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种“宗教仪式”的出现，而且造成了在全国城乡都出现了一尊又一尊的毛泽东的巨幅塑像，甚至连“红小兵”扛着红缨枪拦在路口，要过路者背诵毛主席语录的“镜头”，也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里出现了（上述内容选自“红卫兵档案”——讲演者注）……这当然是十七年间共产党年年、月月、日日对青少年进行所谓“革命传统教育”的结果。
然而，一幕幕人间悲剧却因此而遍布国中：一位教师因为写标语发生了笔误，就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坐牢20年；一个农民因背不出毛主席语录，就被绑押游街，妻子因此而投井自杀；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为把毛泽东画像上的灰尘掸掉，用手去扶那尊塑像的脖子，却被说成“企图掐死伟大领袖”的反革命份子，而被判刑劳改；更有类似者竟因此被判处死刑。因为红卫兵喊的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就是“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上述内容引自“红卫兵档案”——讲演者注）而这一切都从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为开端。由此可知，红卫兵运动，绝不单纯的是一场民间的崇拜运动和造神运动，恰恰相反，它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民间”自发产生，却由中共政权大力发动扩张，并由共产党的铁血专政机关所密切配合。犹如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其万岁声愈是山呼海啸，则北京城内的鬼哭狼嚎，就愈加令人惊心动魄。因为，正是毛的接见，才一次又一次地壮了红卫兵们敢于“公然打、砸、抢、抄、烧、杀”的通天胆量。
正是在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中，毛泽东又一次被大大地神化了起来。他被红卫兵们捧成了他们的“红司令”。因而，1966年8月31日，当毛泽东第二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时，林彪和周恩来，也就是当时的第二、第三号人物，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就不说，林彪直到摔死在温都尔汗之前（——姑且依照共产党对林彪事件的说法——讲演者注），他那跟在毛的身后举着小红书的形象，将永远留在中国人不屑的记忆之中；还有，就是周恩来胸前的那一枚毛泽东像章，竟一直戴到他痛苦地和深感罪孽地离开这个他曾参预制造的魍魉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所发动的造神运动中，毛泽东的最高封号——“四个伟大”出现了。1966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秘书处“关于做好外地来京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离京工作的一封信”，就是用“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来开头的。
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由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所发动的造神运动中，当时的报刊上登载的便常常是这样一些今天读来令人倍感肉麻的言辞：“……时间啊，请你收住脚步；汽车啊，请你开得慢些。翻身农奴的后代，西藏高原的红卫兵，要把人民救星毛主席多看一眼啊……！”（引自《红卫兵档案》）
于是，红卫兵们登上井冈山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博物馆中厅的毛泽东雕像前，齐声高诵《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胡平、张胜友：《历史深思录——井冈山红卫兵大串连二十周年祭》）
于是，红卫兵们从天南海北长途跋涉来到十万大山之中，竟然就是要领略一下伟大领袖毛主席那两句“苍山似海，残阳如血”的豪迈诗句（同上）。
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秘书处“关于做好外地来京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离京工作的一封信”，才会深情无限地总结说，毛的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这是对我们最大的关怀、最大的支持和最大的鼓舞，也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毛泽东用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大串连这两个手段，终于成功地激发了青年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热情，特别是激发了一代“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对毛的疯狂崇拜，从而不仅使广大青年学生成了毛所寄望的“文化大革命的大军”，而且使对毛泽东的“神化”上升到了一个疯狂的高度。诚如我在前面所说，在这一尊被造就的“神象”面前，刘少奇和他的党羽的失败，似乎真地已经被注定了。
第三、毛接见红卫兵和发动全国学生大串联本身，虽有“皇恩浩荡”的意义，却并非是“白吃的午餐”。因为，正是在接见和号召之间，毛和他的阴谋小组织，早已将文革造反的“根本目标和具体任务”，耳提面命地交给了年轻的“革命闯将”们。
正因为如此，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才被大大地冲开了局面，刘少奇的重要党羽们才第一次遭遇了可怕的冲击，从而为下一波公开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直接批判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及邓小平，更为毛泽东夺权的成功，造就了队伍，打出了声势。
早在1966年9月5日，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刚刚进入高潮，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各地革命师生前来北京参观学习的通知”中，已经宣称：“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各地许多学校的革命时师生前来北京参观、学习、进行革命串连，交流革命经验，并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接见，这对于鼓舞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推动大中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发展，起了重大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热情支持广大革命师生的这种革命行动……”
1966年10月16日，在接见红卫兵和号召大串连的高潮中，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种串连，将使全国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可以相互交流，把全国文化大革命打成一片，同时，可以使人们识别谁是真革命，谁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谁是真正的毛主席的学生，还可以使人们识别什么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而不是相反……”。
1966年11月12日，当毛泽东和他的阴谋小组织已经在策划上海的造反夺权风暴时，中共中央办公厅及国务院秘书处又发出了“关于做好外地来京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离京工作的一封信”，明确地指出：“……各地在京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们，希望你们带着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带着革命串连经验，尽快的返回本地区，按照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967年2月3日，就在毛泽东要乘上海“一月革命”造反夺权成功的势头，迫不及待地要在全中国发动夺权斗争，却又遭遇刘家党、甚至非刘家党的顽强抵抗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称：“……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发动路线的顽固份子展开了夺权斗争。外出步行串连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应该回到本地学校去，参加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抉择。”
正是在毛泽东号召，中央文革小组竭力发动、支持、策划和及时“交付秘密使命”的革命大串连中，虽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在来到“马列中国”的疯狂首都北京之后，除掉焦急地等候着毛泽东的接见、激情地被毛泽东接见以外，就是到清华、北大和首都的各大中学校去学习革命经验，摘抄大字报，打听和纪录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时刻准备着回去造反革命，但更重要的却是，北京的红卫兵则纷纷南下，西去或北上，去散布文化大革命的信息，去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火种。因为这些来自“天子脚下”的红卫兵和革命小将们，是最早发起红卫兵运动的先锋，又得“天时地利”之便，因而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声音听得最多，“领会最深”。再加上其中已经“通了天”的，又一再地为中央文革小组“耳提面命”，所以，他们奔向全国各地的大串连，自然就别有一番不同的“革命意义”。
所以，他们每到一地，首要任务就是贴大字报，搭辩论台，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批判谁？当然是批判当地的“黑省委”、“黑市委”。他们颐指气使的作派，“天生革命家”的派头和“钦差大臣”的姿态，不仅将当地的红卫兵们镇住了，而且更将本地的走资派们吓住了。反过来，一省一地的党政最高领导们，就是那些至少在眼下还没有人敢于批判、斗争的“走资派”们，他们简直不敢想象，那些北京来的红卫兵居然敢将他们从床上直接拖到批斗大会的讲台上去……。为此，北京来的红卫兵们尽管遭到了本地人的反对，甚至遭遇当地红卫兵小将的围攻、谩骂甚至关押，比如他们在上海，就遭遇了当地红卫兵的昼夜围攻；在贵阳，更遭遇了当地数万“革命群众”对他们的层层包围……；但他们毫不在乎。因为，非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心中有底，而且局势发展很快，共产党中央关于大串连的《通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首长们”一次又一次支持红卫兵造反革命的讲话，都给北京来的红卫兵串连者们以极大的鼓舞。因此，他们立即反过来号召当地革命群众，对操纵围攻北京红卫兵的当地党政领导展开勇猛的反攻。于是，北京南下的红卫兵和当地另一部分红卫兵便迅速地联合了起来，立即形成了极其浩大的声势，当地的走资派们开始成了热锅上的蚂蚁。
1966年11月4日，四川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10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未想，北京来四川点火的红卫兵驾到，立即造了省委的反，三级干部会议只好停开。到了12月底，北京红卫兵又进驻了西南局机关和四川省委，局、省委负责人立即被拉上街头轮番批斗，四川“造走资派反”的局面终于被他们首先打开……
1966年12月初，北京聂元梓、蒯大富受中央文革之命，到南京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他们一到南京，就立即号召当地红卫兵要“踢开党委闹革命”，“要炮打司令部，矛头对准省党委。”就这样，南京市及江苏省的文化大革命烈火便熊熊地燃烧起来了……（以上资料选自《红卫兵档案》）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