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板明夫遇袭案，台湾警方还在调查，北京国台办已经替案件下了定义。
国台办发言人说，这是一宗“普通治安类个案”，并称嫌疑人“出于义愤”才作出有关举动。短短几句话，既判断了案件性质，又解释了犯罪动机，还顺便排除了政治因素。听起来效率极高，几乎比侦查机关还快。
问题就在这里。
一个刑事案件，从发生到侦办，本应遵循最基本的程序：调查、取证、讯问、交叉印证，最后才由司法机关确认事实。无论是普通治安案件还是政治案件，嫌疑人的动机都属于调查对象，而不是调查起点。
然而，案件尚未查清，国台办却已经知道嫌疑人是“出于义愤”。这不免让人疑惑：这种判断依据何在？
当然，不能因为一句话，就推论北京一定事先知情，更不能据此断言幕后存在什么组织策划。刑事责任必须建立在证据之上，而不是建立在猜测之上。
但同样地，一个政府部门也不能因为自己代表官方，就可以跳过证据，直接替案件完成心理分析。
真正值得讨论的，不是谁相信阴谋论，而是谁在绕过程序。
如果今天任何国家的外交部门，在外国一宗尚未调查完成的刑事案件中，公开宣布嫌疑人“出于义愤”，外界大概都会提出同样的问题：你是依据警方调查，还是依据自己的政治判断？
如果依据警方调查，那么调查何时已经完成？如果依据政治判断，那么这种判断又为什么可以代替事实？
国台办同时强调，这只是普通治安案件，不应政治化。然而，当官方主动解释犯罪动机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政治层面。因为“出于义愤”四个字，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它不是描述行为，而是在解释行为。
这恰恰形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矛盾：一边说不要政治化，一边又用政治语言替案件定性。
中国古话有一句：“此地无银三百两。”真正耐人寻味的，从来不是一句否认，而是否认得过于具体。
如果案件确实只是普通治安事件，最自然、也最符合程序的回应，其实很简单：“案件正在调查，我们尊重司法程序，不便评论具体案情。”这样的回答既符合国际惯例，也不会留下任何争议。
偏偏选择了一种更积极、更确定的说法，结果反而让外界产生更多疑问。
现代法治之所以强调程序，并不是因为程序比真相重要，而是因为没有程序，任何人都可以比证据更早知道答案。今天可以说嫌疑人“出于义愤”，明天也可以说别人“别有用心”。当结论走在调查前面，程序便只剩下形式，司法也容易沦为说明既定结论的工具。
因此，矢板明夫遇袭案最终是否涉及政治背景，仍应等待调查结果，也应该由证据说话。但国台办这次回应留下的真正问题，却已经摆在公众面前：为什么一个仍在侦办中的案件，官方却能够如此确定地解释嫌疑人的内心世界？
这恐怕比案件本身，更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