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阴谋策划群众造反、夺取最高舆论权以掀起文革狂潮
新的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的成立，以及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的清一色毛帮人马，就是毛的那一个“阴谋小组织”，特别是他们全部进入了政治局，开始成为中共权力核心的一部份，这自然使得毛泽东的愿望基本得逞，也使他们的“阴谋小组织”志得意满，“文革干劲”倍增。但是，正是在与刘家党“二月提纲”的较量中，使毛清楚地看到，他所要发动的这一场文化大革命，绝非易如反掌。因为，一是他早就看到了刘家党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扎在中央，遍布国中，不是解决了“彭罗陆杨”，就可以大功告成的，刘少奇离倒台，刘家党离崩溃，还早得很。二是他明白，这一场意图解决刘家党的文化革命，实际就是一场残酷的政治内讧，要想得到党的各级干部和所有干部的支持，是很不容易的。过去发动的历次运动，都是“整民”，而这一次是“整党”；过去是“杀民”，这一次是“杀党”。他若是还象过去一样，将党徒当成革命的力量，则起码刘少奇已经掌握的党内力量，就不可能响应他，甚至要暗中反对他。就不说那些必定要“自保”的党的各级官员们了。所以，在他还不不能够将自己要整掉刘家党的意图，公开地和明白地告诉全党全国之时，他还必须善用谋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何况，毛要打倒刘少奇，还必须“上顺马列革命之天，下应拥毛造反之人”，就是既要借用马克思主义“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又要利用“是人民要造刘少奇反、革刘少奇命”这样一个籍口，这就需要时间和谋略来继续制造欺骗和进行煽动。
现在，当他终于夺取了发动和领导文革的相当一部分党的权力之后，他第一个需要做的，就还是要让火从下面烧起来。这就需要做两件事情，一是“点火”，二是让火势“蔓延”开来。对前者，他早有决策，要想攻击刘家党，就必须自下而上，借鉴发动反右派斗争的历史经验，到民间去阴谋点火；要解决掉刘家党，就要接受他1964年发动四清运动和现在发动文化革命的教训，这一次不能再由着刘家党改变他的“斗争大方向”。
这一把火，也果真为他所点燃起来了。那就是康生早已秉承毛的旨意，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到北大蹲点。曹则按照康生的意图，找到了北大哲学系的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与哲学系的另6位教师——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经过一番谋划，在北大食堂共同张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向北京市委的大学部部长和北大的党委书记、校长开火。这自然是反右之后，第一张将斗争矛头指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大字报；也是自1964年7月中共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成立以来，所公开贴出来反对党的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这张由毛及其“阴谋小组织”，彼时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文革小组，用阴谋手段制造出来的大字报，立即被毛泽东认定并高度评价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6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大字报全文，全国上下立即兴起了造反运动。6月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毛要从基层和民间点火的阴谋初战告捷。
为了让火势蔓延开来，毛又在阴谋制造基层造反、贴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同时，阴谋抓回中共中央的舆论权，说白了，就是抓回中共的喉舌和第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权力，还有就是统归中宣部“阎王店”管的中央电台和对外宣传部门的权力。否则，“革命人民”要造反的消息，“党的基层”所贴出来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也就是毛泽东的意图和部署，就不能为全党全国甚至是全世界所知道。令人感到可笑复又可悲的是，刘少奇、邓小平面对人民日报机关那些正在为党的“第一喉舌”竟然在文化革命中落后了而“感到痛苦”，因而闹腾着要造反、并要求中央派驻工作组以突破报社压制的“革命群众”，居然派出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革第一个工作组去“灭火”。他们却不知道，早已经向毛家帮暗渡陈仓的陈伯达，这个共产党的笔杆子，毛泽东的前秘书，毛、江阴谋小组织的成员，虽肩负着刘少奇和邓小平派他去人民日报“灭火”的使命，但他去人民日报的真正目的，却是衔毛之命去“点火”。
1966年5月31日，经毛泽东批准、并接受了毛泽东指示的陈伯达，终于衔命率领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夺权，志在“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5月31日下午，就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向新闻界宣布中央向人民日报派工作组前几个小时，陈伯达却在钓鱼台授意他秀才班底中的钱抵千、尚力科和朱悦鹏等起草发动文革的社论。陈伯达对他们说，“文化大革命是要从意识形态领域里打垮资产阶级的进攻，把资产阶级夺去的舆论阵地夺回来。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陈伯达还说，“办报要抓旗帜，这旗帜就是社论”，“明天6月1日，就要发表一篇旗帜鲜明的社论”。于是﹕
1966年6月1日，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题目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1966年6月2日，陈伯达主持的人民日报又紧锣密鼓地发表了社论，题目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同一天，为毛及其“阴谋小组织”——中央文革小组一手策划的，已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终于在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评价赫然纸上，犹如一声发了疯的进军号令。
聂元梓终于成了毛用阴谋制造出来的文革“遵命造反”第一人，火终于从共产党基层点燃了起来。一场由毛发动的群众造反运动，自此拉开了它的序幕。
人民日报和中共的中央一级喉舌，终于因为陈伯达甘愿为毛卖命，而从刘家党的手中被夺了回来，从此之后，毛已经再不需要利用上海的文汇报来首先发难了。
毛和他的阴谋小组织，终于因为夺取了舆论权而获得了对刘家党的正宗“发难权”，终于因为自下而上地点燃了第一把火，而真正地将文化大革命的毒焰煽动起来了。
遵照毛的意图和谋略，以先搞乱大社会和先抓阶级斗争来发动和保障党内路线斗争的阴谋策略，终于因为共产党文人陈伯达的紧跟快办，单单只靠人民日报的两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就掀起了文革的狂潮，就立即血溅了整个中国，就毫不迟疑地开始疯狂地毒害和毒化着人类的灵魂了……
用多年以后国内一些文革研究者的话来说就是﹕在人们心中，“文化大革命”就是从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开始的，虽然没有最高指示和红头文件为根据，但是灾难降临之日就是《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中华大地变得混乱、污浊、血腥和毫无理性可言……（原载《同舟共进》2004年第6期）。
用共产党喉舌的话来说就是﹕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号召下，亿万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打碎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和胜利，敲响了中国土地上残存的资本主义的丧钟，也敲响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丧钟。你们的日子不会长久了……。
历史以鲜血所记录下来的事实则是﹕正是从六月一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时起，在全中国（台湾除外），十七年来被共产党整够了、却还没有整死的“运动员”，即所谓地富反坏右们；还有十七年来一直看着别人被整，参加整死别人，甚至是积极地参预了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对人民和同类曾横加迫害的各种人们；都一起开始尝受无产阶级专政史无前例的批判和斗争了，他们被逼得跳楼的跳楼，投水的投水，悬梁的悬梁……
毛泽东和他那个已经登堂入室的“阴谋小组织”——中央文革小组，正是从“横扫”开始，首先搞乱了整个中国社会，更用无数普通知识分子和普通人民的鲜血，为他要搞乱自己的党，和对自己的党进行一场斯大林式的政治大清洗，制造了进行“乱中夺权”的社会基础，即执行了为发动一场党内的残酷内讧所必须具备的“党外血腥专政”。从此，刘少奇及其党人便徒有节节抵抗和节节败退的厄运了，人民只有在毛泽东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中，被欺骗，被愚弄、被利用、被宰杀、更被无边的恐惧紧紧地捆缚住了自己的身心……犹如洪秀全，虽然为了杀掉一个杨秀清，却杀了整整三万天国将士、染红了扬子江的江水一样，只是毛泽东的残酷与阴毒，远非洪秀全们所能相比。
第六、以指斥对方犯错误全面夺取文革领导权和发动权——关于“工作组”的一场政治较量
文革期间，在造反派中间，曾流传过一句名言，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说的﹕“什么是政治，政治就是善于引导对方犯错误”。这当然是阴谋政治的一种典型表现。但是，就文革而言，这句“经典名言”的事实来源，就是指中共中央派工作组领导文革一事。戚的意思是说，毛泽东用抽身事外的诡计，听任刘少奇派工作组整群众，而得罪了群众；毛泽东解放了群众，从而不费吹灰之力地就拥有了群众并获得了发动群众造“刘邓路线”反的巨大政治契机。
我今天需要说明的是，戚本禹的话顶多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毛泽东并不是神，他不是早已决定抽身事外，有心诱导刘、邓犯派工作组的错误，从而带来了群众起来造“刘邓路线”反这样一个政治结果；而是他本人，在仍然没有完全夺回中央的实权之时，也就是说，在刘少奇仍然在主持中共中央一线工作，就是日常工作之时，他对于刘少奇召集人马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和作出派工作组领导文化革命的决定，他是没有办法反对的。这是其一。
其二，为发动和领导文化革命而派工作组，虽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甚至是主持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所共同决定，但他们是向领袖毛泽东汇报过并且得到了毛的同意的。毛为什么同意？因为，如我前面所讲，第一个工作组就是派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刘、邓的意思是“灭火”，而毛的意图则是“点火”，是要夺取被刘、邓中央控制的人民日报舆论权，然后由人民日报把火点到全国去。只因为陈伯达与毛、江早已“暗通款曲”，甚至已经是毛、江阴谋小组织的一员，所以，他才会背负着刘的指令，却按照毛的指示，去为毛发动人民日报的革命群众造反。这才是毛之所以一开始曾表示同意派工作组的真实原因。所以，当刘少奇和邓小平，包括被蒙在鼓里的周恩来，在派陈伯达去人民日报同时，又派了由他们组建的“华北工作组”去了北大，毛在当时自然不好说什么。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