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性质和特征﹕
第一是欺骗性。这个欺骗性，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革命的名义”。列宁的这一句名言，曾在一个相当的历史时期内，掩盖过俄国共产党“革命”的无数罪行和滔天罪行，同样也为中国共产党的血腥残忍“革命”起到过极大的和历史性的欺骗作用。到了文革，毛虽然决心要刘少奇垮台、刘家党灭亡，纯属一场拔刀相向的巨大“内讧”，但他又一定要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由，说成是刘少奇和刘家党既要搞修正主义，又要复辟资本主义；既是党内的官僚资产者阶级，更是混进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而证明他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革命正确性”。
第二是虚伪性。亦一言以蔽之，就是毛也要“顺天应人”。也就是说，毛要借用中国古代君主所谓“上顺天命和下应人心”的变革天命理论。在他，就是要“上顺马列革命之天，下应拥毛造反之人”。这样，刘才不是毛要打倒的，而是人民打倒的；刘家党才不是被毛灭亡的，而是他们自取灭亡的。说白了，毛既要杀刘，灭刘家党，还要人民和历史承认他杀得对、灭得对；杀得万岁，灭得万岁！从而将一场党内的巨大内讧“丑戏”导演成一场“是人民要革命造反”的历史“正剧”。这不过是中国专制历史上那些坏君主的虚伪性在毛身上的恶性重演和极端表现……。所以，毛才会将他意在打倒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在理论上和马列的共产革命紧密连结，大加“发展”，甚至吹嘘他发动文革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是“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所以，文革期间的许多革命造反派们，才会不分旗号门类，都要高喊“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都要拼命“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都曾因毛“顺应”了他们的“革命造反民心”，而自觉地、热切地和疯狂地作了毛的工具和炮灰，甚至在被毛一再地将他们置于“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境地之后，少数人仍然“九死而未悔”。以至直到今日，还有人在为他们当年曾跟着伟大领袖造反革命而骄傲；更有甚者，竟然将那一场紧跟毛参加共产党残酷内讧的历史，当作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开张”的序幕……
第三是阶段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纵观整个文革，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在这两个过程里，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固然在其欺骗性和虚伪性上别无二致，但由于阶段的不同，毛所策划的阴谋和采用的手段还是大不相同。在前期，毛因早就筹划在心，蓄谋已久，所以，他使出的以文化界为突破口，以学术批判来点火煽风，和从“侧面进攻、外地发难”等等阴谋，都是他在不得已之下“深究谋略、细考手段”所得。但到了第二个过程，也就是他和刘家党已经开始正面交手之后，他所面临的则是不断的变局和意想不到的变局了。此时的毛及其阴谋领袖集团，也就不得不在文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非但要“深究谋略、细考手段”，而且更要“审时度势、随机应变”。比如我后面就要说到的，对于彭真搞出个“二月提纲”来抵抗他的阴谋进攻，刘少奇在他同意下大派工作组以改变他的“斗争大方向”，叶剑英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终于在怀仁堂开始拍桌子骂娘，“十六条”颁布之后几乎全国各地的“走资派”都在“造反”的旗号下建立“保皇”组织以自保，甚至到了后来，连那些原来十分听话的革命小将，竟然把他的“最高指示”也不想当一回事情了……。面对这种种的变局，他就必须及时地制定出一个又一个对内对外的重大谋略，以务必“克敌致胜”，和必须“平息内乱”。这就是毛“伟大战略部署”的阶段性之由来。
第四是可变性。由于有了阶段性，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自然出现了可变性。但这还不是我要说的可变性。我说的可变性，指的是毛的“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所造成的毛伟大战略部署的可怕内容、复杂变化和荒唐不经。凡是经历过文革的人，哪怕是象我这样的“逍遥派”，也不可能不知道，毛的“伟大战略部属”常常是极其复杂、可怕和荒唐的。再加上为了不断地神化毛的每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也就更加地制造了它的可笑性。虽然，这个可笑性，却常常包含着太多的血腥味。比如，明明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要抓“军内一小撮”，可是，就因为“军内一小撮”抓了可能会导致“翻船”，所以，毛的“伟大战略部属”马上便风向一转，变成了“不许毁我长城”，曾为他“抓军内一小撮”的文革大功臣王力、关锋、戚本禹便从此沦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阶下囚了，伴随着他们掉了脑袋的，便是跟着中央文革“大抓军内一小撮”的一大批“造反派”们。再比如，“516”兵团原来明明是针对周恩来的一个“伟大战略部署”，但只因“反周国必乱”（——毛1975年的“最高指示”），后来便专门发动了一场清查“516”的运动，将一些曾经真心铁意要跟着毛革命造反的青年学生抓的抓、杀的杀，直至数年之后方才说是“冤案”而不了了之。至于千千万万曾在“十六条”的煽动下要“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造反派们，毛的伟大战略部署虽然是他们起来造反的旗号，但不过两年，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变成了“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一大批曾不惜性命都要为毛“造走资派反”的“造反派”们，便立即成了毛伟大战略部署下的囚徒、甚至是冤鬼了。当然，最可笑的还是林彪事件。因为林彪明明已经是党章、宪法上规定的“革命接班人”了，就等着毛去向马克思报到，他便好接班做“万岁”，这不可不谓毛的一个太伟大的“战略部署”了。但当林彪从天上掉下来摔死之后，这个涂抹着“林副统帅”鲜血的伟大战略部署，就变得荒唐和可笑得令人难以置信……。诸如此类的可变性，实在是充斥在毛的太多“伟大战略部署”之中，我将在后面具体叙说文革的谋略与过程时详细加以介绍。
第五是残酷性。之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还具有残酷性，其一，如我前面所说，整个文化革命，都是以制造阶级斗争来“保证”路线斗争的安全和需要的。说到底，就是要以制造阶级斗争镇压和屠杀无辜人民、特别是无辜知识分子，既为那一场“史无前例”大敲开台锣鼓，又为那一场“史无前例”埋棺陪斩，更要为那一场“史无前例”高奏血腥的“胜利凯歌”……。因为，在毛泽东最最重要的“伟大战略部署”中，其“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谆谆教导”，不仅贯穿在他那个“伟大战略部署”的始终，而且贯串在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血腥岁月里。如果将来我们一定要查明白文革中到底被共产党和毛泽东害死了多少人，则被害死的无辜民众，也就是被某些“造反派战友们”至今都认为是不值一提和绝对不值得研究的“普通人”，至少是共产党走资派的千倍和万倍（请参阅王友琴教授的文革史研究专著﹕“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其二，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凡是不属于所谓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共产党干部，包括更多的无辜民众，绝大多数遭到了非人的折磨和种种的酷刑相待，而且那些由红卫兵和造反派发明和创造的种种酷刑，几乎全部是公然执行的“私刑”，即所谓“批斗”。这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专制王朝都绝不允许的，也都没有过的。凡遭遇过那些“私刑”折磨过的人，有的当场即成了冤鬼，有的则寻机自杀了却了此生，有的则留下了终身的残疾。由于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在执行种种残酷私刑时，绝大多数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大庭广众之中，其因遭遇极端的羞辱而造成的心理残害和性格扭曲，几乎伴随着被迫害者终生（请参阅《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无辜民众当然永无雪仇之日，但对于那些“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们来说，机会却在等待着他们。共产党的老干部们平反复出之后，特别是文革结束，当他们重新登台亮相、操刀掌权之后，老干部们对造反派的仇恨和报复，自然也是极其毒辣的。因为他们终于等到了能够“秋后算账”的那一天。
其三，毛泽东的残酷和斯大林的残酷不一样的地方是，斯大林只需干脆果断地消灭政敌们的肉体，毛泽东则不仅要整杀政敌和民众的肉体，而且更要整杀政敌和民众的灵魂，扭曲他们的心灵和人格，以至于在文革中竟有造反派战士在被押上刑场时，还要高喊一声“毛主席万岁！”而不知道自己就是死在毛的手里。这样的事实，在文革中，实在是屡见不鲜，足令今天的年轻人“万思而难得其解”。再说，斯大林只是利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刀把子”来杀人，毛泽东则用所谓的“群众造反”和“群众专政”，变出无穷的花样来整人和杀人，没有整死的也要被他们整得“生不如死”。文革中，被毛的一个个“战略部署”逼疯逼呆逼痴逼傻的男女老少，实在是数不胜数。
其四，就是那些曾紧跟毛主席他老人家造反革命的红卫兵小将、革命闯将和各色各类的“革命造反派”们，在伟大领袖感到大功告成，已该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时候了，于是，在他们当中，被毛藏起来的“良弓”屈指可数，但被毛也用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烹掉的“走狗”，真不知有几千几万、还是有几十万几百万了……。毛的伟大战略部署就是这样的翻脸无情，残酷之极。造反派们的下场不仅如此糟糕，如此凄惨，而且在他们的伟大领袖已经向马克思报到，甚至他们“敬爱的江青同志”也已经坐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牢，特别是无数在文革中曾遭遇过他们蔑视、欺辱、专政、甚至是践踏和毒打的“地富反坏右”，都被“走资派”邓小平给予平反、改正、摘帽之后，他们非但至今得不到平反，甚至反而被戴上了“三种人”的帽子，永远也摘不掉。这是不是毛的“伟大战略部署”所遗留下来的又一种特殊的“残酷性”？因为毛对他们的残酷镇压和走资派们后来对他们的坚决镇压竟然如出一辙。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枉！1980年，有一位造反派出身的“新时期作家”，专门歌颂共产党改革开放的“大作家”，就曾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做“血往心里流”，写的就是文革造反派们的冤屈，和时代对他们的过于残酷。那个时候，也正是“走资派”邓小平在对造反派开刀和给他们戴上“三种人”帽子的时候。当然，他们委实是只能“血往心里流”，因为他们连苦衷究竟应该向谁倾诉都不知道，或者说连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都没有……。我想，这大概便是他们在海外常常会为文革发表出一些天方夜谭式的论断的“根由”吧！由于我们都知道各类造反派，特别是曾造过共产党“走资派”反的造反派们，虽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情地迫害过别人，但后来又遭遇过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的残酷迫害，甚至至今不得“解脱”，所以，我才对他们同样深怀同情，对他们的某些荒唐的“悖论”表示理解，但却不可能赞成。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残酷性是说不完的，待我下面具体地叙述文革的谋略和过程时，我再慢慢地告诉大家。
一、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我想说的是，在毛总的“伟大战略部署”之下，中共文革发动期的主谋略就是“阴谋发动和疯狂号召”。下面我开始谈发动期的谋略与过程。
第一、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文革发动期的第一谋略即是﹕“阴谋对党”和“阳谋对民”。因为，这次运动是发动一场党内的“路线斗争”，目的就是搞掉党内以刘少奇为首的庞大政治势力。而刘少奇则是国家主席，中共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在全党全国拥有着强大的政治力量和广泛的政治影响。一般来说，非但许多党的干部一时半会儿不可能理解“打倒刘少奇”和“打倒走资派”——即“打倒自己”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甚至一定会成为这场运动的绊脚石。所以，毛泽东就必须“先挂羊头，后卖狗肉”，而不能“一步跨到台口”。就是只能步步诱导，直至达成最后目的。由此出发，毛泽东为这场党内政治清洗运动所设计的高调，就是高喊“阶级斗争”，高叫“反修防修”和“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号召“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共产党的“经”，非但共产党人自己不会反对，不能反对，不敢反对，而且毛泽东一念，大家也只能跟着他念。这就是我所说的“阴谋对党”。
我所说的“阳谋对民”，则是十七年来，共产党从来就是公开叫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也是公开地制造阶级斗争、厉行“阶级屠杀”的。而发动文革对于全社会来说，关键是要让全体人民“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好让毛能够一心专意地按照自己的“伟大战略部署”，去打倒他在自己党内的最大政敌。所谓“公开杀民”，是为了保证“阴谋杀刘”。所以，文革从准备到开场，毛才非但不是高喊打倒走资派，高叫打倒刘少奇，而是嘶叫“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大搞阶级镇压，为这场他要发动的党内清洗，排除一切可能出现的社会干扰、社会阻力和社会不稳现象。一言以蔽之，就是和斯大林一样，首先用大搞阶级斗争和明抓阶级斗争，来保证毛泽东阴谋发动党内斗争的顺利和胜利。
第二、以文化批判准备政治斗争
我在前面——“中共为什么要要将一场政治浩劫定名为文化革命”中已经详细说过，中共和毛泽东正是首先从文化入手，发动了文化战线上的批判和斗争，即把文化当成了发动文革的工具和突破口，才终于发动了这一场其主体为空前政治浩劫的“文化大革命”。
第三、以造神运动先声夺人划定政治“是非”的最高界限
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文革前毛泽东及其阴谋小组织在党内党外所发起的“造神运动”，即利用各种手段神话毛泽东的运动。它虽是对刘、邓等党内领袖要反对“个人崇拜”所进行的公开反击，更重要的则是它为反对刘少奇直至打倒刘少奇做了极重要的准备。原因——
一是首先造成“先声夺人”的政治局面，以便“高举神像，大打出手”。而为准备发动文革而造神的第一个能人大将，就是林彪。
林彪制造个人崇拜蓄谋已久，早自1959年他接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时起，即多次鼓吹“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以后甚至还提出“要99%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而学习毛泽东著作，只要学好“老三篇”就够用了。随后，他又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的口号。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