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破四旧、立四新”是为了排除传统文化道德障碍，以便号召打倒刘少奇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为共产革命提供了一个“要与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决裂”的共产革命理论，这就为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号召发动一场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运动，带来了一个现成的“革命理论根据”。而毛泽东之所以要利用马克思的这个理论来发动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运动，根本原因，就是为了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
因为，刘少奇在一九三五年中共遵义会议之后，就开始为毛泽东管理党务。其间31年，他作为毛泽东的党务总管，全面地掌控了中共的组织大权，即用人的权力，也就是说在中共的党务系统和组织系统，他才是掌握着实权的共产党领袖，其人脉之广泛和亲信之众多，早已造成大权在握的局面。再加上他毕竟早已成为党的第二把手，1959年又因“逼宫”而迫使毛让他当上了国家主席，在名义上已经与毛同样是“真命天子”。如我前面所讲，1959年中共“马列国”的国庆节，他的画像和毛的画像是并举在游行队伍前面的，“万岁”的口号已经不再是毛泽东一人的专利，而必须与他分享。所以，刘少奇也就不论是在党内还是在党外，其威信和形象，已经是越来越深入了党心，越来越深入了所谓民心。刘家党更是早已将“毛主席三天不学习，就赶不上刘主席”的话，对内传达到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基层党支部。这是我首先要说的。
再就是，毛泽东虽有“雄文四卷”，“金光四射”，刘少奇却也并非没有自己的理论和著述。他的理论“建树”，就是他的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与毛的“雄文”一样，都被共产党规定为党员的必读书，也是中共的“圣经”之一。特别是他在这本书里面提出的，“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理论，即“党的驯服工具论”，不仅成了中共教育其党徒的经典，而且成了党徒必须遵守的法则，甚至在文革中成了党员和群众不敢造刘少奇和各级共产党官僚反的“紧箍咒”。其对中共全党的影响，实在不能不说是既深、且透，而且具有很大的“压迫力”。尤其是由于刘家党的宣传，党内党外都众口一词地说，“幸亏是刘少奇才扭转了三年‘人祸‘饿死人的局面”，就更是在党徒和国民的心中，为刘少奇制造了相当正面的形象。
大家看看，如果我上面说的这两条完全属实，那么，毛泽东要想打倒刘少奇，甚至要彻底肃清刘少奇在党内外、特别是党内的影响，他就不可能不遇到两大障碍。一个就是刘少奇的权力和人脉，一个就是刘少奇对其党徒和全国老百姓的影响力，也就是他在共产党员、甚至是全中国大陆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而毛在文革中一再地号召造反派们要有“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精神，就是因为要打倒刘少奇实在是太难了。而且难就难在，这既是一场号召“以下反上”的运动，要是不能排除刘少奇权利和人脉的障碍，特别是不能排除刘少奇已经形成的“光辉形象”，和由刘少奇的地位和形象所造成的，党员和群众反刘的“心理障碍”，只是简单地发一个号召，说要造刘少奇的反，要打倒刘少奇，清洗刘家党，在实际上非但做不倒，而且很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要是能做到，毛就不用再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了。更重要的是，毛泽东还要共产党、人民、甚至历史，都要承认他打倒刘少奇是正确的，而刘少奇不论是在思想上和行为上，都是“应该和必须打倒”的呢？都是人民和造反派们要打倒他的呢？这就是毛泽东不能简单地发动一场宫廷政变或军事政变以打倒刘少奇，然后再清除刘家党的原因。当然，这就更增加了毛要打倒刘的难度。
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以所谓刘少奇派工作组的错误，而把刘在党内从第二位降到了第八位，虽然是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但这并不等于说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了。因为，刘少奇凭着自己在党内国内的人脉、影响和形象，未必不能卷土重来。何况，他只是犯了派工作组的错误，党外的老百姓搞不清楚，党内的高级干部还能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因此，这非但并没有对刘的形象产生很大的破坏性，而且暗中对刘的同情心甚至反而会“看涨”。何况，刘仍然是国家主席，两个月后，他虽然已经被林彪、陈伯达在党内公开指明为“最大的走资派”，但是，几天之后，中共的国庆节，还是得让他上天安们，而且还得让他站到毛的身边去“并驾齐驱”，虽然这曾经难坏了那个“弄臣”周恩来……
正是因为如此，毛才会明确地意识到，一是八届十一中全会还远没有达到打倒刘少奇、清洗刘家党的目的，刘根本还没有“倒”，刘家党还没有开始“清”；二是在党员和人民的眼睛里，刘不过是犯了错误而已，他还有东山再起的希望；三是要坚决打倒刘少奇和彻底清洗刘家党，就必须要党内外的造反派们首先领会他的“倒刘”意图——就是发动这场文革的终极目的，然后还要拥有敢于造刘少奇反的胆量，再就是必须先把刘批臭，否则就是打倒了，也不是真倒，还有翻案的可能……。不久之后，大批特批刘少奇“黑《修养》”、特别是大批特批刘少奇的“党的训服工具论”的批判运动，前者就是要把刘少奇彻底搞臭，后者则是要排除党徒和群众造反的巨大思想障碍，这当然是文化大革命是否真地能够实现毛“倒刘”意图的重要舆论战役。
这才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刚结束，毛泽东和林彪就紧锣密鼓地发动了“破四旧、立四新”运动的原因。因为，在本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方向已经明确地公之于众之后，惟有号召全党全国、特别是入世不深的革命小将和文化不高的工农兵，从全国范围内先闹起来，并且从民族文化的根子上，从党内秩序的底盘上，将“束缚”着党徒和人民“反心”的人伦道德、传统文化和“共党修养”予以彻底的再批判，甚至是干脆发了疯似地焚烧它一通，才能激发起青年学生和革命群众的造反胆量和革命激情来；才能真正做到“以下攻上”、“以外攻内”、“以小攻老”、“以民攻党”，才能造成一派“学生敢打老师，儿女敢揭父母，妻子敢批丈夫，下级敢斗上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景象”。否则，这个反就造不起来，也就是“乱”不起来；否则，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贵为各地、各级、各行业和各单位属于刘少奇“资产阶级路线”的党委书记们、行政长官们，就没有人敢去碰他们，更不用说“敢把他们拉下马”了！同时，而也只有在全国都制造出了一派“敢把皇帝拉下马”的革命气氛和革命精神，才能迅速地将造反的矛头引导到刘少奇及其全国各地各级刘家党头目的身上。至于这重“背天逆地”的疯狂行为，究竟又会给全中国的老百姓，甚至是他自己的党人，带来怎样的痛苦和灾难，这就不是毛要考虑和愿意考虑的了。“诳骗天下之民众，诱发天下之恶斗，以遂其一人之欲望”——这在毛，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更是他向来不屑为之一顾的。
三、中共文革是怎样号召和实行“破四旧、立四新”的？
如果这个道理，我说清楚了，我们就可以来看看中共、特别是毛泽东和林彪，是怎样地号召“破四旧、立四新”的，和文革是怎样来“破四旧、立四新”的。历史的事实是：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已经提及“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一“革命内容”，但还没有将“破四旧、立四新”当作一场运动来大张旗鼓地进行发动。
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已经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革的重要内容。“十六条”明确地说：“……资产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是，他们企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力求达到他们复辟的目的。无产阶级恰恰相反，必须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要敢于‘以下反上’），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就是要以‘无知’批斗‘有知‘），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就是消灭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文明、伦理和道德），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就是要让一切都能够适应中共发动文革造反夺权的需要），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以利于毛泽东一心想要的‘封建党主专制制度’）。”在此，我们已经能够看到毛泽东要又一次“将马克思的‘要与一切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的普遍共产革命真理，与中共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革命手段了！当然，它所包藏的祸心，就要浮出水面。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大会上声嘶竭力地号召说：“我们坚决地支持你们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中共完成了为“破四旧、立四新”“大造革命舆论”的阶段之后，终于正式地被中共号召起来了。
1966年8月19日清晨起，北京城就立即开展起了“破四旧”运动。全国闻风而动。自此，在“破四旧、立四新”的造反革命旗号之下，抄家、打人、形形色色的群众专政、惨无人道的私刑虐杀，甚至公然地杀人——即杀“黑五类”，顿时“蔚然成风”。北京的红卫兵在北京公开打死人，就为我所亲见。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在短短数日内，居然就按照北京公安方面提供的“黑五类”名单，公开虐杀了四千多无辜的“阶级敌人”……整个中国已经是一片鬼哭人嚎，一派魅魍魉世界。然而——
1966年8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一文，却称北京和各地红卫兵带头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是“创举”。
1966年8月2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好得很》的社论，公开夸奖“创举”说：“许多地方的名称，商店的字号，服务行业的不少陈规陋习，仍然散发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腐朽气息，毒化着人们的灵魂。广大革命群众，对这些实在不能再容忍了！”“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着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在全中国，许多城乡连墙壁都被刷成了血红色，所以文革当中，才有所谓“红海洋”之美称……
正是在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中国有历史以来，因统治者号召而在陕西砸黄帝陵、在山东砸孔庙、在全国各地把我们中华民族的族宝和中国人民的国宝当作反动的“四旧”来“砸、烧、破”的全国性统一行动，终于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号召“造反”的又一条战线，犹如“巴黎公社”焚烧巴黎的宫殿庙宇和文化古迹一样，在中国的历史上创造了又一个史无前例！当然，既然共产党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将这一场所谓革命定名为“文化革命”，那么，为了发动和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而史无前例地毁灭我们的文化古迹，文化传统，岂不是完全符合马列“要与一切传统文化观念作最彻底地决裂”的最高原则吗？
一场为共产党、毛泽东和林彪发动及其号召的所谓“破四旧、立四新”，就是这样地又一次“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了；文革造反中因民族文化道德传统所形成的最后障碍，终于被彻底地推倒，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是并被践踏得荡然无存。一场人斗人、子斗父、妻斗夫、亲友相斗，学生斗老师、甚至是杀老师的文化大革命，一场“以下斗上”、以“无知斗有知”和“以外来邪教消灭中华正统”的文化大焚烧，终于在一场所谓“破四旧、立四新”中，血腥地和疯狂地发动起来了。从而为毛泽东一心要在制造大混乱中，号召和发动“敢把皇帝拉下马”——就是敢于打倒刘少奇和清洗刘家党的一场“人民革命造反”和“人民的文化大革命”，打开了一条“血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文明传统和无数中国人民的鲜血和生命，则为中共所制造的这一场疯狂内讧和残酷内讧，作出了可怕的牺牲和无谓的牺牲；直至它所造成的影响，至今还在毒化着我们的世道人心，毒化着那些天天都在攻讦着我们民族和文化的昔日共产党“改革派”知识份子，特别是今日共产党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