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目的和功能
我先说目的
“四大”既然是中共领袖毛泽东号召的革命方式，是中共文献规定的革命手段，那么，它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被用来“点火”，即制造“革命舆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就已经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作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如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那样，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就是毛泽东的阴谋小组织所一手策划和制造的。而也正是这一张大字报，就立即在全中国掀起了发动文革的疯狂舆论，点燃了文化革命的毒焰。此后，在全中国，几乎各地各级各单位都有人利用“四大”，特别是和主要是利用“贴大字报”的方式，来点燃本地区和本单位的文化革命毒焰，制造在本地区和本单位发动文革的舆论。甚至在整个文革期间，上至毛泽东，下至一个最小的造反队头头，无分哪一派，他们都曾为了大造革命舆论，而充分地或阴谋地利用过共产党教给他们的“四大”工具。可以说，没有“四大”，就没有了文革的发动，就没有了文革的声势，就没有了所谓的造反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在文革中被害死和逼杀。
它的第二个目的，则是被利用来公开打击政治对手。毛泽东正是用贴大字报的方式，炮打了他所要打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并且起到了号召他的闯将和主力军炮打刘少奇和刘家党的巨大作用。此后，在文革期间的全中国，凡是要打击自己的政敌者，当然主要是共产党和他们的各类造反派们，在遵命攻击和打倒某个对象时，“四大”往往就成了他们的第一套武器。有时，只需要贴一张大字报“鸣一下和放一下”，他们的对象，就有可能跳楼的跳楼、投河的投河、服毒的服毒了。所以，在文革中，得意的造反派们才会称大字报就是“精神原子弹”，它的作用可以想见是多么地巨大和可怕。
现在说到功能
从总的方面来看，“四大”，就是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响应毛泽东号召造反、革命所最早使用的武器，也是最普遍的武器。特别是在文革的发动期，由于毛泽东的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不是当权者，他们没有政治力量和舆论能力来造“牛鬼蛇神和走资派”的反，所以，他们就只能在“毛主席及其革命路线”的公开号召和阴谋策划下，用“四大”来对牛鬼蛇神和走资派“发动进攻”。但对毛泽东及其发动文革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说，正是“四大”的这种独一无二的功能，才使它成了毛用来达成他实行“以下攻上、以外攻内”和“放手一搏”的重要工具。具体地说：
首先，它是路线斗争的工具。因为，对内，美其名曰：毛泽东要搞的是路线斗争，就是实行对党内的政治大清洗。由于党权大部分被掌握刘家党手中，所以，毛泽东要稿掉刘少奇和搞垮刘家党，就必须利用革命群众和幼稚青年帮助他“以下攻上和以外攻内”，即“诱民攻党”。毛泽东当然不能也不敢发枪发炮给他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他当然只能将他曾胜利地使用过的“四大”这个工具交给他们，以点火、揭发、煽动、批判、斗争、直至高喊打倒他的政敌们，以造成是人民群众才要打倒刘少奇和刘家党这样一种“革命政治现象”。这样，毛打倒刘少奇和搞垮刘家党，就不过是“顺应民心”罢了。在文革的全过程中，特别是在运动的发动期和夺权期，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他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和造反派们也都是这样做的，并且大功告成。
其次，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如我前面所说，毛泽东和斯大林一样，为了保证路线斗争的胜利，就必须一如既往地和更加厉害地“制造阶级斗争和调节阶级斗争”，以造成一个“一切阶级敌人和一切牛鬼蛇神都不敢乱说乱动”的外部局面，以保证他对内发动的路线斗争不受干扰和破坏，更不能因此而给“真想造共产党的反的人”以任何可趁之机。更何况，他那种要先搞得“天下打乱”、然后再“乱中夺权”的政治谋略，又必须是“乱中有治”的。乱谁？就是搞乱刘家党，搞得他们感到大祸临头，却首尾、左右不能相顾。治谁？就是治得老百姓服服贴贴，“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绝对不敢真造共产党的反。而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他就仍然要借助于“群众专政”的力量，而所谓群众专政，就是由他的革命群众——文革中就是共产党的各色各样造反派，来帮助他实行专政。而造反派实行“群众专政”的重要工具，并且是具有挑战性和恐吓性的工具，就是“四大”。拥有着丰富群众专政经验的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就正是在运动的发动期，首先策划和利用了聂元梓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然后再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号召下，号召革命人民纷纷贴大字报揭露、批判所谓的“一切牛鬼蛇神”，在全中国，将共产党无数无辜的“阶级敌人”——早已没有了土地的地主，早已经无地无钱的富农和资产阶级，和一直在被专政、被劳改着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还有大批的普通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化人，推向了血腥之路。而普通民众，自然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谁还敢乱说乱动呢？诚如文革中我们那里的民谣所唱的那样：“不用枪，不用炮，只要一张大字报，保你吓得要上吊！”
再者，它还是打击特定政治对象的残酷武器。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各级各单位领导和工作组，甚至包括红卫兵团体和造反派组织，只要他们决定了必须打倒或攻击某个人物、某种势力、某个集团，甚至包括某些造反司令部、造反队及其头目，他们往往所使用的第一手段，也是“四大”，特别是在“四大”中挂帅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就亲自运用“四大”为武器，在党中央贴出了“炮大司令部”的大字报。毛泽东要搞垮旧上海市委，搞掉刘少奇的线上人陈丕显、曹荻欧，他就派聂元梓到上海去串联红卫兵和造反派们，首先干的，就是贴陈、曹的大字报，用“四大”来向他们发动进攻。中央文革的阴谋领袖们，特别是江青，只因为她想搞掉上海摊那些知道她底细的三十年代的电影明星们，她也是先派人到上海去贴他们的大字报，揭露他们的风流丑事，搞臭他们再迫害他们……。可以说，在文革中，可谓无人不怕大字报，因为，他常常是遭遇攻击和迫害的前奏。特别是那些有来头的大字报，即那些有来头的“四大”。这样的例子，在文革中实在是数不胜数，甚至可以说是“遍地开花”，经久不衰。
三、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范围和手段
就范围来说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的“四大”，它们都是具有明确的范围的。如前所述，毛泽东和“十六条”都曾公开的宣称：“四大”就是用来批判和斗争“一切牛鬼蛇神的”，并且是只准许按照共产党和毛泽东规定的范围来进行的。因为一切被共产党专政的，和即将被共产党专政的对象，都是丝毫也没有运用“四大”的权力的。“十六条”就明确地规定了，在文化革命中“必须坚持党的阶级路线”；文革中颁布的“公安六条”，则明确地规定了那些没有任何资格参加文革的阶级敌人；随著文革的发展，则是不成文地规定了所有路线斗争的对象及其败将，他们根本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四大”的权力；而所谓的“大辩论”，在文革的造反者和被造反者之间，则是根本就没有辩论的可能——因为，不论是地富反坏右、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在文革中已经倒台的“革命派”，或已经被抛弃甚至遭遇了镇压的造反派，都是没有任何可以参加辩论的权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早已告诉他们，他们全都“只能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就不说，在文革中稍有“异议”的人了：遇罗克仅仅是对共产党极其反动和史无前例的“血统论”发生了怀疑而已，就被逮捕判刑直至枪决；刘文辉倒是用大字报批判了中共发动文革的错误，就被迅速逮捕、迅速审判、迅速枪决，并且连骨灰都不准留下来；后来的共产党员张志新只是要坚持用马列主义理论去批评文革现象，就不仅被剥夺了“四大”的权力，而且被割断了喉管，然后才送上刑场；江西的女青年李九莲只是对文革产生了逆反心理，并提出了自己的批评意见，竟然在华国锋时期还被共产党枪决，直至被抛尸荒野，连尸体也惨遭蹂躏……这样的悲惨事实在中共的文革中多不胜举。
就手段来说
中共在发动文革中号召“四大”，同样使用了“革命的两手”。这两手，就是既要“绝对地控制”，又要“绝对地不控制”。
所谓“绝对地控制”，简单地说，共产党在文革中所号召的“四大”，如我前面所说，其目标和范围是极其明确的，不可越雷池一步，也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哪怕他是“通天”的造反派，也只能绝对听从毛主席的伟大革命部署，永远守住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否则就是“自取灭亡”。聂元梓、蒯大富及全中国许多造反派头目的悲惨下场，整个造反派所遭遇的“狡兔死、走狗烹”的历史命运，就是明证。
所谓“绝对地不控制”，则是在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的每一个阶段和范围内，面向共产党的敌人、毛泽东的敌人、中央文革的敌人、文化革命的其他对象、无辜的人民群众、无辜的知识分子和“各类分子”，“四大”都可以造谣、诬陷、栽赃、坑害，无所不为。共产党和毛泽东非但不予以任何节制，甚至鼓励、号召和保护一切下流无耻和罪恶的造谣、诬蔑及中伤……这自然也是一个“史无前例”。在这个史无前例里面，遍中国在文革中究竟有多少人被“四大”逼迫得含羞蒙辱，家破人亡，那就还是让历史来作证，让“天良”来作证了。
四、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政治效果和政治本质
先谈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一个政治效果，就是确实为中共发动文革、毛泽东实行党内大清洗和保证发动党内路线斗争的外部安全，起到了莫大的政治作用。
1966年6月1日和2日，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聂元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相继发表，就已经使得大字报在全中国铺天盖地起来。所以，不论是中共党的文革史家，还是民间的文革史家，甚至是共产党造反派出身的文革史家，几乎都认为那是中共文革正式开始的日子。反过来说，中共文革正式发动的革命标志和政治标志，就是在全中国立即风起云涌的“革命大字报”。此后，在六、七两个月里，可以说，“四大”，主要是大字报，不仅成了中共发动文革的武器工具，而且成了中共发动文革的成就象征。因为，正是在中共号召的“四大”之下，毛泽东达到了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用制造阶级斗争的办法，来搞乱外部，稳住外部，以适应实行内部清洗的目的。这就是“四大”的第一个政治效果。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二个政治效果，就是毛泽东自己用大字报，向党内发出了他要发动文革整“走资派”的信号。这个信号，告诉给了他的党人们，他这一次是要整顿内部，甚至是要打倒党内的高官和大官们，即他所说的“走资派”。同时，他又用他自己的大字报，向人民宣布，“四大”才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更是人民反对、打倒“走资派”，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武器。他和中共的“十六条”公开为“四大”定了性，公开为发动“四大”作了决策。因此，就前者来说，他就是利用“四大”，将斗争的矛头立即转向了共产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下子就搞乱了他的“党心”，搞乱了他的政敌，甚至倾刻间就搞乱了政敌的队伍和阵线；就后者来说，则正是利用“四大”，才将红卫兵、造反派和革命群众的“造反视野”，迅速地扩大到了共产党内的革命对象身上。虽然在八、九两个月，这种“革命视野”的扩大，虽有成效，却还成效不大，但却为随之而来的批判、斗争中共走资派的暴风骤雨，作了开拓和铺垫。这就是八月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和颁布十六条之后，在全中国，文化革命才正式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批判斗争才发展成为“抄家杀人”的缘故，迫害人民却更要迫害走资派的来由……一句话，就是中共文革因此而“更上层楼”，中共文革将因此而结出“革命正果”……
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三个政治效果，就是“四大”开始被共产党的各个政治派别所利用，特别是在八、九两个月，全国各地各单位要跟毛造反的造反派，开始试图用“四大”来造“走资派”的反；反之，全国各地各单位那些要保卫“走资派”的，也要高举毛的造反旗帜，却要利用“四大”来“保皇”。由于造反派在拥毛造反的一杆旗号下，出现了各为其主的不同派别（这个主，当然都是共产党），这就为文革“四大”带来了另一个政治效果，这个效果，就是派性的出现和膨胀，就是派战的开始和激化。而派战在没有发展到武斗的阶段时，四大就成了它最重要的武器。这时，不光是大字报依然在独领风骚，大辩论也已经摆开擂台，只是这个“辩论”仍属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辩论，与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无关，也不可能允许他们参加。所以，中共在文革中号召“四大”的第三个效果，就是因“四大”而导致了派性的出现和迅速激烈化；反之，派性的激烈化，又将“四大”推向了如火如荼的新阶段。
中共在文革中发动四大的第四个政治效果，就是在1966年十月之后，当“批判刘少奇资反路线”的阴谋战略，终于被毛和他的阴谋领袖集团炮制出来之后，“四大”终于如毛所愿地被派到了中共文革的“正面战场”上。从此，“四大”在批判刘少奇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场上，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革命作用”。由北京幕后策划的批判刘少奇阴谋，自然是要用“四大”来首先打开局面；而由各地革命造反派们立马响应的对刘少奇的批判，就更是只能利用“四大”来表示他们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无限忠诚”，和对党内最大走资派刘少奇的“无比痛恨”……虽然这些造反派自己与刘少奇从来就是“风马牛不相及”，就总体来说，他们不过是要跟着共产党的大皇帝打共产党的二皇帝罢了。
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就是批判资反路线和造刘少奇反的时期，“四大”对于毛泽东终于能够彻底打倒刘少奇和清除刘家党，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刘少奇打倒之后，它作为中共发动文革的阴谋手段，在中共文革的夺权时期以及后来巩固权利的时期，依然是功不可没。当毛要第二次搞掉邓小平的时候，所谓“走资派还在走”的造反派大字报，所谓“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造反派大字报，还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至于后来那些矛头指向周恩来的“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字报，对于毛泽东和他的“后宫掌权者们”来说，也同样是功劳不小。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