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共十六条宣示的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和闯将
中共“十六条”还明确地规定了文化革命的主力和闯将就是“广大的工农兵和青年学生”。
我似乎应该首先说明的是，共产党的虚伪性，就在它要不断地要制造出它的任何行为都是拥有着“人民性和群众性”的，是“人民群众要求、拥护、参加甚至是作为主力军”的。所以，按照共产党的逻辑﹕凡是共产党发动的战争，都是人民战争；凡是共产党发动的任何革命，都是人民革命；只要是共产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一定是人民的文化大革命……。这样，就既可以进行欺骗，又可以制造混乱，更可以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来对付他们的敌人，并反转来镇压人民和群众。
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自然更需如此。但是这一次却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毛要借发动文化革命来清洗他党内的政敌，那他就不仅要在口头上利用人民和群众的名义，甚至要在实际上利用人民和群众的力量。因为，他面对的政敌，是已经攫取了相当一部分党内的实权，甚至是大部分党权的“掌权者”。所以，当他只能寄希望于“以下攻上、以外攻内”之“放手一搏”的谋略时，他就当真要依靠一部份群众的力量，来达成他阴谋夺权的目的了。而这个群众的力量，必须是容易受骗的力量和容易被挑动的力量。历史的经验证明，这个力量，也就是被毛泽东认为最容易被欺骗和被利用的力量，就是没有文化或缺少文化的工农兵，特别是一大批出世未久、入世不深的青年学生。而他要的，就是前者的无知和后者的幼稚，一句话——好骗。
我在前面说过，中共在历史上主要就是利用了这两种人。而在所谓的工农兵当中，则主要是利用了他们当中的坏人——诸如被毛泽东称为“最具有革命之坚定性和彻底性的流氓、地痞、恶棍”（参见1926年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星火》杂志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稿）之流；而不是大多数好人——就是那些老老实实的普通民众——工人和农民等等，才一次又一次地大大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也“运动”起来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当派性蔓延、派战激烈的时候，用共产党的话来说，就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派性最强的，竟主要是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和缺少文化的普通工人和农民，他们的派性超过了中学生；而中学生的派性则远超过大学生；大学生的派性又要比大学教师们强；到了教授和专家们，派性就微乎其微，甚至根本没有了派性，直至反转来蔑视派性或为派性“叹息”了……这可是我当年就发现的“派性秘密”。也就是说，随着知识层次和文化水平的递减，则派性越强，反之则越低。这个现象实在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个现象可以证明，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的真正关系”——所以，“十六条”才会明确指出﹕“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当然，所谓革命的知识分子，就是指的是戚本禹、姚文元这些丧尽了天良的大小知识分子，或流氓知识分子；所谓革命的干部，就是那些不问青红皂白地帮助毛打击政敌、以图往上爬的无耻党徒。但在上述的话里，这两句话不过是共产党惯用的套话而已。十六条所指出的主力，其实就是“广大的工农兵和一大批青少年学生”。而且十六条说，“在这样大的革命运动中，他们难免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越缺少知识的群众，和越幼稚的青年，才会越正确。
然而，毛泽东心里明白，这场大革命要靠的，特别是在“发动期”这个关键时刻要靠的，就是他一心要发动的青年学生。因为，历史上，正是学生运动，才使得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们无所措手足——（当然，如果学生运动真的要对付起共产党来，那就要“例外”了！）何况，他们早已为共产党长达十七年的阶级斗争教育和共产革命传统的教育，“教育好了”；更何况，十七年的造神运动，也早已使毛成了他们的“伟大领袖和精神偶像”。所以，“十六条”才会特别对学生说道﹕“大学、专科学校、中学和小学学生中的问题，一律不整。为了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争群众，挑动学生斗争学生，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的后期酌情处理。”
之所以如此，一是毛泽东深知，如果学生也互相斗了起来，则文化革命就丧失了它的“闯将”。没有了幼稚青年受骗上当，充当闯将——就是炮灰，文化革命还能否发动得起来，就会大成问题。二是不久，毛泽东已经知道，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因为父母是否“走资派”而出现互斗的现象，全国各地、特别是大、中学校也已经出现了学生斗学生和学生被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情形，如果不及时地予以制止，就会存在着改变文革斗争大方向的严重问题，就是真正的天下打乱，而这个乱，是绝对不适宜他的“乱中夺权”的。所以，“十六条”才会下达这样一条死命令，就是对学生“一律不整”，只是留了一句未来大大地兑现了的后话，“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等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二、中共“十六条”创造了文革的新局面，突破了横扫的旧局面，策划了文革的新谋略
1、所谓制造了文革的新局面
简单地说，就是新在确立了毛泽东才是文革的唯一领袖，剥夺了刘少奇领导文革的权力和党内的实权；奠定了文革的革命名义和革命理论，明确了文革所要打倒的两个主要对象；“端正”了文革的斗争大方向，开始逐步实现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从此，在中共党内，由“两驾马车”来领导文革、争夺文革领导权的“暗中较量”，得以根本改变，毛泽东从此实现了对文革的的“一元化”正宗领导。
此后，在中共党内，被清洗的力量，不仅失去了自己的领袖，而且失去了自己的靠山，即便他们要想保护自己，也都必须打着“拥毛造反”的旗号，建立保皇造反派来“自保”了。如此，他们失败的命运已成必然。因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打着红旗反红旗，必被红旗所打倒。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
这就是中共十六条所制造的文革的新局面。
2、所谓突破了“横扫”的旧局面
这一部分的内容，我可能要多讲一些。
首先，我要说清楚的是，所谓突破了文革横扫的旧局面，就事实而言，就是开创了文革“横杀”的新局面。
有一个例子，可以用来说明，正是“十六条”，才大大地突破了文革自人民日报发表“横扫”社论以来，在全中国所制造的恐怖局面，并将它发展到了不但是横扫、而且是“横杀”的“崭新恐怖水平”。
这个例子就是﹕在六、七两个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中，曾被共产党封为中国语言大师和人民艺术家的老舍，因在文革前十七年共产党整杀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所有政治运动中，均充当过“积极分子”，所以，一九六六年的七月，也就是人民日报的“横扫”社论已经把全中国“横扫”得鬼哭狼嚎的时分，他还在上海得意地对巴金说，“请告诉朋友们，我没有问题”。也就是说，他认为，这又是一场专整别人的运动，不会整到他，他甚至还会做一回“积极分子”。可是，不过一个月之后，当共产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公布之际，包括老舍在内的北京文化界名人——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以及中国“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等三十多人，均在伟大革命首都的骄阳烈日之下，遭遇了首都红卫兵们的拳打脚踢，鞭抽棍击，一个个被打得鲜血淋漓。当那个从延安来的革命女作家——草明，指着老舍告诉红卫兵们说“他就是反动作家老舍”时，一个女红卫兵便立即举起手中的军用皮带，当头向共产党封的“人民艺术家”——老舍，猛地抽去……，当晚，老舍大概是因为突然之间，感到了“哀莫大于心死”吧，因为他知道红卫兵是毛支持的，于是就抱着他那本通红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在太平湖自沉而死……
历史的事实是﹕就是在“十六条”公布的日子里，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在转眼之间就将六、七两个月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猛烈地、甚至是发了疯似地推向了“公开逼杀和公开屠杀牛鬼蛇神”的高潮。在上海，不久前，还在“家书”中谆谆教导他那个叛逆的儿子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光辉著作的著名翻译家傅雷，就与他的妻子双双悬梁自尽在家中；在号召“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人民日报大院，“社长吴冷西等一批‘走资派’则被揪到五楼大礼堂，任由‘造反派’强迫他们跪在台上，围着他们拳打脚踢．吐唾沫，抽皮鞭，原文艺部主任陈笑雨在遭遇殴打斗争时虽‘满身污秽、一脸愤懑、双目炯炯、双唇紧闭……’”（《人民日报回忆录》336页），事后，他便自沉在玉渊潭清澈的河水中，永远离开了这个没有天理人性的血腥人间……。
在全中国的学术界、文化界，那些曾为共产党革命造反夺权、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而功勋卓著的“共产派学者文艺家”们，特别是那些在1949年前对国民党蒋介石骂得十分自由、异常勇敢、却又毫发未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们”，如费孝通、史良之流，他们在“十六条”颁布之后，几乎无一能够逃脱文革对他们的惩罚和迫害。由十六条鼓励和煽动起来的“毛主席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将他们乱棍打死者有之，逼他们自杀、自裁者有之，用“水火棍”迫使他们从此象狗一样地活在没有自由的牛棚里接受凌辱、改造、批斗者，就更是比比皆是，全国皆然……而且红卫兵和造反派连死人也不放过﹕晚清改革派大臣张之洞的遗体、晚清保皇派领袖康有为的尸骨，就被他们挖出来，或在荒野、或被拖在大街上进行批斗；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被埋在八宝山的枯骨，也被红卫兵挖出来，并当着他的未亡人杨世华的面，进行批斗、声讨、高喊“打倒”的口号；曾热切地支持和帮助中共推翻了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国的宋庆龄，就是“前中华民国国母”，她的父母的尸骨，也被共产党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从上海的宋家祖坟里挖出来大大地批判斗争了一番……
然而，在全中国，除掉有名誉有地位的众多专家学者惨遭迫害之外，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文化人，甚至只是普通的大中小学教师们，就不说“不被造反派们算作人民”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亲属们了，在他们当中，又该有多少个“成千上万”被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颁布的十六条横扫得、屠戮得“冤魂遍中华、血泪浸中原”呢？我的大哥高尔森（退休前为南开大学教授兼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只因为毕业于北京大学、执教于南开大学，年轻时翻译出版过几本“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五八年后因受右派父亲牵连，已经被贬到“安徽省芜湖造船厂厂办子弟小学”教书了，却依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遇了八千人大会的的批斗和游街示众……然而，他已经算是十分“幸运”的了。因为十三年后，当他乘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春风”，被调回南开大学时，居然是“访旧半为鬼，惊呼己尚存……”！因为他年轻时在南开的同事们，已经没有多少还有命挨过中共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杀”，而继续活在这个世界上；而那些活着的当年同事们，竟然反过来羡慕他在文革中的遭遇，竟然是“最小最小”的……
我似乎特别要说明的是，正是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和“十六条”颁布的前后，毛泽东曾一再地煽动他的革命小将们起来造反、革命、杀人，以血腥手段把天下搞得大乱，以便他乱中夺权。为此，在中共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众多的青年学生代表们；为此，毛泽东竟然放下伟大领袖的身段和“神”的光辉，一再地写信或通过他的“狗仔队”——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带话给他的革命小将们，热情地肯定甚至歌颂他们“公开的私刑杀人行为”。1966年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同志”写信说：“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七月二十五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但是，诚如文革史研究专家王友琴教授所言﹕“红旗战斗小组”做了什么呢？他们大力推行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他们把学生分成“红五类”“黑五类”和“灰五类”子弟共三大类，把“黑五类”子弟称作“狗崽子”……。
就是在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就是这个“红旗战斗小组”，和北京城里组织起来的红卫兵们，根据公安机关提供的名单，开始了抄家杀人。短短的一个八月，就杀害了“黑五类”数千人之多。这还只是在“天子脚下”。至于现在也有前红卫兵或造反派领袖们说，文革中，那些“普通人的死亡”，是“不值得研究”的，好像是“打死活该”，“死得其所”……。我今天就不说了。因为这句话，是否是事实，到底对不对，对于那些枉死在文革中的大批普通灵魂，是不是少了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似乎是没有必要争论的。要知道，连专制君主都知道说一句“民为贵”，就不说今天的我们，特别是一些已经成为民运人士的前红卫兵和造反派朋友们了。怎么可以说出这样的话呢？是糊涂了，还是怎么了？但愿他们只是想“遮蔽”自身那个红卫兵、造反派群体的“某些历史”而已。如此，我们也只能说一句“理解万岁”了。
2007年2月24日讲于渥太华大学
《黄花岗》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