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共和毛泽东将文化当成诱发政治运动的阴谋手段
中国共产党和他的领袖毛泽东完全地继承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衣钵，在他们疯狂地发动中国共产革命和残酷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岁月里面，非但以列宁和斯大林为榜样，而且创造性地把文化当成了可以任意使用、任意玩弄的工具和玩偶，直到把文化当成他们发动历次政治运动以整杀人民、甚至是整杀自己党人的血淋淋手段。
1927年，当斯大林直接领导的中国共产革命遭遇失败之后，前苏联为了能够重新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首先在中国所做的，就是发起“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于是中共首先提出了“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文学为第四阶级服务”的口号。然后就为紧密配合斯大林一再交给中共的三大革命任务——“发动武装暴动、号召土地革命、建立认前苏联为祖国的苏维埃政权即‘苏区‘”，篡立旨在分裂中国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们不仅在上海建立了直接由中共中央文化委员会领导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即“左联”，宣誓自己是“胜利不然就死”和要“进行血腥斗争”的文学，甚至创作小说来公然号召“杀光国民党，以造成一个赤色的天下”。请大家参阅共产革命作家胡也频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所公开出版的长篇小说《到莫斯科去》，及其他共产派作家的作品，就会一目了然。
上个世纪40年代初，中共和毛泽东在延安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以准备夺权打天下，同时还在理论上划清了“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即要求“革命作家”都要歌颂“不抗战、假抗战和正在全面准备内战的延安”，却要暴露和鞭鞑“正在坚持领导艰苦抗战的重庆”。大家有闲暇的时候，可以读一些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共产派作家们的“革命作品”。至于四十年代末期，当“毛管区”的共产党正在发动“打天下”的内战时，共产党又是怎样发动他们那些自由地生活和创作在“蒋管区”的革命作家们，在理论到创作上，利用一切形式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黑暗统治和国民党反动派是怎样要发动内战”的。对此，只要翻一翻中共御用文人所写的“文学史”，就会一清二楚。
50年代，中共和毛泽东提出了“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就是要用“文艺来为他们复辟专制、架构共产专制极权制度服务”。为此，他们便用文艺来“教育”人民必须“与一切传统观念决裂”，籍以否定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更用文艺来宣传阶级和阶级斗争，籍以达到他们要用“阶级性来取代和消灭人性”的共产革命目的；特别是用文艺来进行所谓的“革命传统教育”，迫使文艺家们大量地制造具有历史欺骗意义的文学艺术作品，如著名的“金陵春梦”、“青春之歌”、“红岩”等等。与此同时，还密切地将文艺和毛泽东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政治运动相结合，使文学和艺术成为歌颂共产党，歌颂毛泽东，歌颂社会主义，歌颂他们的残暴革命和残酷专政，歌颂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工具和玩偶，从而欺骗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扭曲了整整一代人的心灵。
60年代，中共提出“文学要反映阶级斗争的现实”，为毛泽东号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作证”，几乎将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都批上了阶级斗争的血淋淋外衣；同时开始大面积地制作“造神文学”，即神话毛泽东，树立毛泽东在天上和地上直至在全世界的绝对权威，以为毛泽东要夺回在党内失去的权力制造革命舆论，对此，我将在后面详细地予以说明。
至于文革中的文艺发展，就不必说了，一句“三突出”的革命创作方法，倒真的是将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创造性地发展到了“人间的顶峰”。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有一句最高指示，叫做“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因为他认为小说“刘志丹”歌颂了刘志丹的陕北红军，而贬低了他。其实，共产党和毛泽东早就在利用文化为他们的“夺权和专政”服务了。特别是“解放后”，文艺更是成了共产党和毛泽东整人和杀人的“革命法宝”之一。从1949年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他利用文学、利用文艺来打击“阶级敌人”，打击那些不够听话或听错了话的“文艺走狗”，打击曾在“解放前”为他们大效犬马之劳的共产派、即所谓左派文艺家们，早已为无数文艺家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所证明。至于以批判电影“武训传”、镇压“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文艺界的右派、批判“中间人物”论、批判“现实主义广阔道路”论、批判电影“桃花扇”、批判电影“早春二月”等等为手段，来寻找借口，藉以在党内和党外引发整人害人的政治运动，同样是举不胜举。但它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实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所仅见。
3、文化终于成为中共发动文革的借口与突破口
文化（包括学术），在中共和毛泽东手里，终于成了他们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换言之，文化一如既往，成了中共和毛泽东藉以发动政治运动的有力工具和阴谋手段。
还是让我们用事实来说话。
在学术上：
1963年，投机的戚本禹在《历史研究》杂志发表了批判李秀成的文章。戚开初只是认为中国正在“防修反修”，于是他就想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以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他当然是想投机，直到今天，中国类似的学术文化人仍然是大有人在。文章发表后，他受到周扬、翦伯赞及史学界的强烈批评，戚甚至已经准备写书面检查。未想，年底，毛妇江青居然亲自找戚谈话，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了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始终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显然，他在有心投机、未敢邀宠之间，被正要寻找借口和突破口的毛泽东惊喜地发现了“他的存在和意义”。
1964年，戚本禹发表第二篇论文，干脆明确地提出了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彭德怀到赫鲁晓夫，他都大批特批，其势汹汹，顿时在学术界引起纷乱。
1964年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开始遵旨在理论上搬开发动一场文化革命的绊脚石。学术界的大批判风由此而全面兴起。
1965年12月，《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公开批判翦伯赞，要遵旨打倒历史界的拦路虎。
1967年4月1日，文化革命开始后，他“终于”发表了“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文，开始公开影射刘少奇的所谓历史问题。第二年，刘少奇终被打为“叛徒、内奸、工贼”，戚不可谓功劳不大。因为“叛徒”问题，恰是毛要整杀刘少奇的籍口和重心。而且也正是有了叛徒这个罪名，毛才将由刘少奇借安子文之手所控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彻底打翻，并由此而抓出了六十一个共产党叛徒所组成的“叛徒集团”，即刘少奇的所谓嫡系人马。至于开始曾批评过戚本禹的周阳、吴唅和翦伯赞，吴和翦均在文革中遭遇了批判和斗争，并因此被逼自杀；周扬则在文革中被首先斗争和打倒……
在文艺界：
1963年3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有鬼无害”论》，点名批判了孟超的剧本《李慧娘》和繁星（即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从此开始在报刊上公开批判文艺学术界不抓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代表人物。这显然是一个信号。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宣传部的一个内部刊物上写了一个批语，说：“文艺界的人数很多，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又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随后，根据这个批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其所属各协会开始整风，实际上则是文艺界的文化革命已经开始。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在文艺界整风报告的批语中指出：“文艺界各协会和它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文化部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及所属各协会再次进行整风，并立即对一些文艺作品、文艺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一步发动了政治批判。文化革命的批判和斗争已经在文艺界展开。
1964年7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中共和毛泽东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组织领导阶段。只是这个文革领导小组的领导者们，不合毛泽东的意，还是刘少奇的人。
1965年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公开免去了齐燕铭、夏衍等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也就是说，在文化界已经有“走资派”率先被免去了“官位”，被打倒了。
1965年11月10日，在毛的亲自策划和江青的直接介入下，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一文，开始直接将文化大革命引向了残酷的政治斗争。明眼人都看出来，又一场残酷的政治整杀就要漫天漫地发动起来。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三次同康生、江青等人谈话，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市委；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说吴晗、剪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人民日报立即开始揭发批判“三家村”和“燕山夜话”以及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民间连儿歌也编出来了，到处都在唱“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个坏蛋是一家……”文化可以被用来“运动群众”发动文革的巨大“优势”，已经充分地展现起来了。
1966年4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经过毛泽东修改和同意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个“纪要”，是江青在2月2日至20日，于上海邀集解放军的四个人，就部队文艺工作问题进行座谈之后写成的。3月19日，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同意江青将“座谈纪要”送给林彪。不久，林彪又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报送中共中央审批。该“纪要”认为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纪要”声称：“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这个“纪要”不仅表明了毛泽东要把这根“黑线”全部拉出来，更反映了毛泽东要以文化为突破口，发动一场“政治浩劫”的决心。
4、文革本身就是一场“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
历史的事实是，文革从开场到结束，中共始终继续文革前十七年“否定民族历史、批判民族文化”的做法，继续在马克思“要与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外族反动思想教条之下，号召“破四旧、立四新”，公开地、疯狂地和史无前例地否定、践踏、焚烧和毁弃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从黄帝陵到孔庙，从宗教庙宇到文物古籍，绝大多数都遭遇了文化革命的毒焰，它们几乎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破坏无余。他们在全国各地“冲击寺院、古迹，捣毁神佛塑像、牌坊石碑，查抄、焚烧藏书、名家字画、仿古工艺品；砸毁文物，烧戏装、毁道具；禁止信徒宗教生活，强迫僧尼还俗……以北京为例，1958年第一次文物普查中北京保存下来的6843处文物古迹，在80年代的第二次文物普查中，竟有4922处被毁，其中绝大多数毁于文革中。被毁的文物古迹中，最严重的是古代建筑、各种塑像和石刻石碑。共计有200多座古建筑被拆毁、拆除，700多尊佛像被砸毁，120多块被毁弃……。”与1871年巴黎公社反扑刚刚重建的法兰西共和国（第三）的造反暴动中，曾大肆地抄砸焚毁巴黎的文物古籍、宫殿庙宇相比，毫不逊色；说它是一场“要革中华民族文化之命”的革命，非但毫不虚夸，而且空前绝后。
5、文革疯狂地革掉了无数中国文化人的性命
毫不夸张的是，整个文革期间，共产党和毛泽东，还有他们亲自指挥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对文化的破坏、毁灭和对文化人的斗争、批判和迫害上，不但继承了文革前十七年一贯是“绝不手软”的做法，而且将它发展到了历史性迫害的顶峰。既使文化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更使文化人遭遇了亘古未有的残酷整杀。由此，文化人成了文革中受害最深、最长和最惨痛的一群。多少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演员被活活迫害而死，多少无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因被强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而惨遭批判和斗争。仅上海音乐学院在文革中就有200名音乐家被迫害身亡。三、四十年代为共产党打天下曾“功勋卓著”的共产派文化人几乎被一网打尽。被共产党封为“人民作家”的老舍、人民演员的舒秀文、上官云珠等一大批作家和艺术家，只能含恨诀别人间。安徽的著名黄梅戏演员严凤英，虽已被逼自杀，尸体还要被军代表和造反派勒令“脱光解剖”，要“寻找向台湾国民党发报的发报机”……。据此，难道说文革还不是一场残暴地革了太多中国文化人性命的“文化大革命吗”？
今天，当文革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的时候，竟然在海外的“纪念”中，出现了“对文革中那些被迫害至死的普通人没有必要研究”的说法，和整个文革虽然“死伤巨万”，竟“只有被迫害者、而没有迫害者”的“研究”，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我似乎骨哽在喉、不吐不快的是：与文革中任何一个被迫害至死的作家、艺术家和文化人相比，则文革中的任何一个“革命造反有功”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显得无足轻重。就不说千千万万同样遭遇了迫害和逼杀的学者、科学家和知识份子这些“普通人”了。
2006年9月26日讲于加拿大温哥华卑诗大学(UBC)
《黄花岗》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