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继续沿着车道往前驶去，又通过一道铁门，开过驻监狱军队的营房，在一个院子的主楼前刹住。车内两个男子下车进去了，一个女看守，头上戴着一顶镶有红色国徽的制服帽，将我带进一间空房。另有一个穿制服的女人已等在那里，她把门关上，打开我的手铐说：“把衣服脱掉！”我把衣服脱掉放在桌上。那是室内唯一的一样陈设。两个女人全面彻底地搜查了我的衣服，在我的裤袋里，她们搜到一只装有四百元人民币的信封，那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
“你为什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其中一个看守问我。
“这是我准备给花匠师傅的。我等着他来拿，但他一直没有来。你们可否派人代我送去给他。”我说。
她们把衣服都还给我，唯独扣下了乳罩。因为左派分子认为它是代表西方腐朽因素。待我把衣服穿好后，那女看守又押解着我走过一条灯光昏暗的狭窄过道，走进另一个房问。
一个外表神态颇像北方乡下人的男人，坐在一张账台模样的高台后面。天花板上，一只光秃秃的灯泡在我们头顶上不住地摇晃着。那女看守指着离木台不远的一把椅子令我坐下。她把装有四百元钱的信封搁在桌子上，俯身对那人轻声交代了几句。那男人抬头看看我，出乎意料之外，他倒挺和气地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住址等后，将它们一一登记在一本簿子上。他一笔一划写得很慢，很笨拙，似乎不习惯拿笔杆子，他无疑不过只有识字的水平。这并不奇怪，因为极左分子分配工作和用人，只要求政治上可靠，根本不考虑其受教育的程度。
那人登记完毕后，对我说：“你到这里后，就不能用你自己的名字，只能用编号。对看守也不能用自己名字，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
这时，一个年轻人手持照相机和闪光灯进来了。他对我说：“站起来！”然后就从各个角度给我照了好几张相，完事后，就趾高气扬地走了。我重新坐下来，希望他们快些把手续办好，因为我实在太累了。
木台后面那人显出一副令人厌烦的腔调慢吞吞地对我说：“你的号码是一八零六。从现在起，你就是一八零六，记住啦？”
我又点点头。
这时，那女看守指指墙上贴着的一张布告对我说：“放声读一遍。”
那是张监狱守则。第一是所有犯人必得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第二是必须全面彻底交代罪行，同时还要揭发他人的罪行。第三是同室犯人如有违犯监狱守则的要立即向看守汇报。其他的都是有关进餐、洗衣及其他一些日常生活守则。
读完之后，那女看守说：“记住这些守则，并要严格遵守。”
那男人又把我的大拇指往红色印泥里按了一下，就在登记簿上打了个手印。打好后我向那人要了张纸擦拭一下拇指。
“快点！”那女看守有些不耐烦了，在门口大声叫着。不过那男人心肠倒还不错，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废纸递给我。我匆匆地擦擦手，就跟着那女看守离开了。
他们把我送入第一看守所显得十分轻率，毫不介意似的。那坐在账台前的男人和女看守，都把这事作为例行公事来办。在他们看来，我进看守所是小事一桩，很是正常的。但对我来说，跨入监狱的大门，则是我生命另一章的开始。在这个阶段，我为了争取生存，为了进行正义的抗争，令我的精神更坚强，政治更趋成熟。我可以有一段比较充裕的时间来静静回顾我的以往，及一九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一切。这也令我对我本人及我所置身的环境，有了更深刻的领悟。虽然在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夜晚，我被逮进看守所时，未来已是不堪设想，但我却一点也不感到害怕。我相信公正的上帝，我坚信他能带我脱离地狱的。
我跟着女看守出去了。室外黑沉沉的，地面凸凹不平，空气倒十分洁净。沿着主楼经过一扇油漆剥落了的红色大门，借着惨淡的灯光我们走进一个小院落。里面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那就是女牢。
在入口处一个小房间里，一个女看守正在打着呵欠。那把我带进去的女看守什么也没说，就把我交给她了。
“跟我来！”她睡眼惺忪地将我带进一条两侧都是牢房的夹弄里，牢门上垂着硕大沉重的铁锁。这夹弄给我的第一印象，令我终身也忘不了。在以后的岁月里，我经常会梦见在那惨然的灯光下，长长两列垂着大铁锁的监房。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这里面所尝到的苦难和孤寂。
当我们走到甬道尽头时，那看守打开了靠左边一间空着的囚房。
“进来！”她说：“你随身没带其他东西了？”我摇摇头。
“我们明天会通知你家属把需要的衣物送进来的。现在你睡觉吧！”
我问她可否上厕所。她手指囚房左角一只水泥马桶说：“我借你几张手纸。”
她把门栓用力推上，上了铁锁，就走了，空寂沉闷的脚步声在甬道里消失了。
我引颈四顾，感到十分骇然。天花板上爬满了蜘蛛网。原先应是白色的墙壁，因年久失修，已泛黄了，还布满了黑色的裂缝。一只光秃秃的小灯泡上也蒙着一层尘埃。满目疮痍的水泥地上，四处都能见到斑斑污迹。室内充满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急着想打开那扇仅有的小窗，窗闩也是一片锈迹。由于我个子太矮，必须踮起脚才能攀到。我捏着窗勾子猛力推开窗户，尘埃和脱剥下的油漆，就像雨点似掉下来。室内仅有的家具，是用三块粗糙的狭木板搭成的三张床铺，一张紧贴墙面，还有两块叠在一起。我有生以来，从未接触过，也没想象过，世上竟会有这么一个简陋又肮脏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