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3月到现在，香港已有四间书店被搜查，11名书店相关负责人、员工被拘捕，理由都和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中“出于煽动意图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有关。所谓“煽动”证据，根据媒体报导，包括店内出现了《黎智英传》，以及台湾卫城出版社出版的《唯红花绽放：习近平时代的认同与归属》。
黎智英或是中国政府眼中钉，至于《唯红花绽放》，根据书介：“作者冯哲芸（曾任NPR驻华府记者、《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主要从身分认同切入，串联起中国维吾尔族家庭、人权律师、内蒙古教师及香港流亡者等多样化的普通人，从而捕捉了习近平时代下的社会氛围。”前后多有当代报导文学界赞誉本书是习近平时代最完整深刻的定格与见证。只是，难道是内容“见证”直接触怒了当局？像是徐州八孩铁链女事件、武汉肺炎清零政策下居民的共同记忆、709大抓捕、香港反送中运动。
香港几番搜查书店举动，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台湾思想禁锢的年代，而眼前其实另有俄罗斯可供对照，尤其2022年普丁入侵乌克兰，为统一国家叙事，当下，凡公开反对俄乌战争的俄罗斯作家，作品已全部被下架，且所有媒体皆被规定不得以“战争”取代俄罗斯官方的用词——“特殊军事行动”，否则就是犯了诋毁俄军罪。另外，任何胆敢剖析俄罗斯和雇佣兵华格纳集团的关系；如何镇压车臣；如何绑架乌克兰儿童并进行再教育的书籍，在俄罗斯也全都是禁书。
俄罗斯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迫使不少作家、出版商只得流亡海外，但他们流亡的目的，并不都是为了避免牢狱之灾，反倒形同肩负使命，转以在海外出版电子书，去反抗俄罗斯的官方审查，继续记录现代俄罗斯战争与政治迫害下残酷的现实。欧洲非营利组织StraightForward基金会就是其一。
如同基金会创办人桑达洛夫所说：“我们就是有想要记录这一切的冲动，去反思普丁政府统治下发生的灾难和战争罪行。”StraightForward基金会的出现，同时证明了在一个独立新闻受到压制、政府宣传盛行的国家，许多作者、出版商仍有很大的动力提供一个未经审查的视角，让俄罗斯人民得以了解“真正的时事”。
不只这样，另个绕过官方审查的阅读模式，是发生在当前塔利班治下的阿富汗。根据塔利班公布的法令，阿富汗女性不只受教权被限制（只能读完小学），诸多阅读更被禁止。结果，许多阿富汗年轻妇女乾脆私下举办秘密读书会。一篇《卫报》的报导写到，秘密读书会阅读书籍，其中一本是伊朗作家的作品《动荡之年》，内容讲述了20世纪中一名年轻伊朗女子如何被困于一段被压抑的婚姻中，此书深得遭父权、信仰双重压迫的阿富汗妇女共鸣。
包括俄罗斯、阿富汗，不管是异议份子透过海外电子书出版，还是妇女筹组秘密读书会，尽管形式不同，却投射出了同一意义，即高压如俄罗斯极权统治、塔利班神权统治，人类对阅读和写作的欲望都是无法被遏制的，正如同《侏罗纪公园》电影里的经典名句“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Life finds a way），“阅读／写作”也会。
那么，掌权者不让人民拥有读书、写作的自由，到底为什么？若以美国民调机构皮耶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曾做过的调查，答案也就浮现出来了。据其调查，对当年内有阅读经验的人来说，喜欢阅读的理由五花八门，其中则有3%表示自己喜欢透过书籍来挑战既有的思维，如受访者之一说的：“我喜欢透过阅读跳出自己的局限。”
反向来看，极权政府巩固权力的重要方式之一，不就是对人民的思考订下“局限”，以利其统治。包括俄罗斯政府、塔利班政府，都是当今箝制人民思考的典型，由此回推到香港书店因为《唯红花绽放》被搜，缘由自然不是这本书、这间店或店员真的煽动了什么，而是那代表了书籍从撰写、出版、运送、陈列、购买到阅读，背后一个人得以跳脱官方所设局限的连贯动作，尤其对中国来说，哪怕只是有3%读者喜欢透过书籍来挑战既有（无论官方还是自己）的思维，整体人数造成的动能将是非常可观，且可观到足以让掌权者睡不好觉。终究，极权国家禁书怕的就是那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