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爆发了一场宫廷政变，商王太甲被大臣伊尹拉下台，赶到桐宫（今河南虞城或洛阳偃师，有争议），给他祖父成汤守墓。
伊尹，洛阳伊川人，以伊为氏，名挚，尹是官职，约当于宰相。据说，伊挚最初是“有莘氏”部落中的一个厨子，商部落首领成汤迎娶有莘氏女儿，伊挚以陪嫁奴隶的身份跟着到了商部落，因为厨艺精湛，得以亲近成汤，有机会便向成汤讲解“治大国若烹小鲜”的政治理念，深得成汤赏识，从奴隶到军师。后来成汤能推翻夏桀建立殷商王朝，伊尹厥功至伟。
而太甲这孙子也是伊尹一手扶立的，《史记·殷本纪》载，成汤死，太子没来得及继位也跟着死去，在接连扶立了两位王都是两三年就夭折之后，伊尹就立了太子之子，也就是成汤的孙子：太甲。
太甲上位后，伊尹担心他难以胜任，特别写文章教他怎么坐江山，一写就是三篇。结果：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尚书·太甲序》《史记·殷本纪》）
太甲上位三年，昏庸、无德、暴虐，带头破坏成汤之法。伊尹无奈之下，发动政变，把太甲软禁在桐宫。国不可一日无主，伊尹便暂代王政，接受诸侯朝见。
为什么不干脆取而代之？
怕坐实乱臣贼子之名。
为什么不找成汤其他子孙继位？
只能有一个解释，伊尹希望太甲能悔过。
果然，“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太甲面壁思过三年，洗心革面，伊尹亲自将他迎回来，把权位还给他，然后又写了三篇《太甲训》，记录此事的前因后果，褒扬太甲知错能改，不失为一位好君王。
以上，《史记·殷本纪》所载，基本都是从《尚书·太甲训》里抄来的，只是，司马迁不知为什么删了一句重要的话——《尚书》载，当太甲从桐宫被迎回来，见到伊尹时：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dǐ]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
太甲向伊尹下跪叩头，忏悔说，都是我昏庸愚昧，不作不死。上天降灾，也许还能逃得过去；自己作孽，逃无可逃。我过去辜负了您的期望和教诲，忘了初心，幸亏您在关键时刻挽救了殷商挽救了我，还望您有始有终，继续帮助我、督导我。
“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这句密度极大的话，便出自这里。
于是，伊尹跟太甲重新明确了君臣之位，诸侯都来归服，国泰民安，两人携手谱写了一曲君明臣贤的赞歌……
Cut！
不觉得，如此Happy ending，跟尧舜禹“禅让”传说一样，美好得太假了吗？
两千多年前就有人质疑了。孟子学生公孙丑，就曾经问孟子，伊尹再怎么贤能，也是臣子，为人臣者觉得君主不贤就可以把他赶下台吗？
孟子张口就是一个金句：“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有伊尹的志向和操守就可以，没有就是篡位。
不愧亚圣，滴水不漏。只是，孟子是根据什么来判断一千多年前伊尹之志的？焉知他不是想暂代一段时间，等到质疑反对的声音没有了，再正式继位；只是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才把位子还给太甲？
西晋年间出土的史书《竹书纪年》，为这场政变提供了另一重真相。
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
伊尹即位放[於]大甲七年，大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商王仲壬死后，伊尹即把太甲赶到桐宫去，自己上位。七年后，太甲逃出桐宫，杀了伊尹，夺回王位。
《尚书》《史记》跟《竹书纪年》所载，至今仍有争议，真相如何，每个读史者都可以自行判断。
类似的，还有周公摄政事件。
《史记》载，周武王灭商兴周后两年就去世了，还在襁褓之中的儿子姬诵即位（周成王），武王之弟周公姬旦担心有人乘机发动叛乱，亲自上位替小侄子执政。姬旦的两个兄弟，管叔和蔡叔先是散布谣言，说姬旦将对成王不利，接着又联合纣王之子武庚发动武装叛乱。姬旦亲率大军平定叛乱，然后以诗明志，信誓旦旦，为成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史记》载，周成王看后，“亦未敢诮周公”（诮，责备）。
这话信息量就很大了，既然“叔慈侄孝”，共建和谐，何来“未敢诮”之说？成王到底在害怕什么？
且看《史记》继续写：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堏堏[fāng]如畏然。
七年之后成王长大，周公把王位还给他，成王才开始正式临朝执政。之前，周公暂代成王的时候，面向南方坐在王座上，接受诸侯和众大臣朝拜；还政给成王后，周公就面朝北站在臣子队列中，对成王恭恭敬敬。
前面说成王上位时尚在襁褓之中，也就是一两岁大，怎么过了七年就能亲自执政了？
还有另一件可疑的事，说成王上位后，有次病得很重，周公会巫术，剪下自己的指甲扔到河里，又写了一篇祷文，向神祷告说，吾王年幼不懂事，如果我们冒犯了神灵，都是我姬旦的责任，有啥事冲我来吧。施法之后，他便把那篇祷文藏在档案库里，过后，成王的病果然就好了。等到周公还政给成王，有人举报周公有野心，周公听到后就逃亡到楚国去。没过多久成王打开档案库，看到周公当年那篇祷文，被感动得不要不要的，赶紧派人去把周公迎回来。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周公真的问心无愧，不管有多少举报，他都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为什么会搞得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这不是更让人怀疑吗？如果不是成王刚好看到他当年写的祷文，那他不就遗臭万年了吗？
难怪白居易会这么写：
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复谁知
虽然真伪难知，但其他史书中，还是有不同于《史记》的草蛇灰线。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属天下，恶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称贪焉。（《荀子·儒效篇》）
《荀子》的说法，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年幼，周公把成王撇一边，自己继位，安定天下，是担心天下人背叛周朝。他登上天子之位，决断天下政务，安然自若，仿佛原本就该拥有这一切，而天下人却不指责他贪权位。
荀子虽然主张“性恶论”，揭开了历史的另一面，但他毕竟是儒家，“天下不称贪焉”六字，还是将周公的光辉形象立了起来。
但儒家们遮遮掩掩没有明说的是，周公平定管蔡之乱，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比武王伐纣还艰难，这就足够说明，认为周公贪恋权位的管叔、蔡叔得到不少支持，才能撑这么久。
可见，什么“天下不称贪焉”，都是儒家替周公遮羞而已。
《荀子》之外，《尚书》《韩非子》《竹书纪年》以及一些近现代才发掘出来的青铜器铭文，都展示了不同于《史记》儒家叙事的另一种历史真相。一言以蔽之，成王继位时并不是“襁褓之中”，已是十二三岁了，而且，周公也真的称王了。
只是，自孟子以降，受儒家思想影响，绝大多数国人还是愿意采信周公姬旦是真心辅助成王的，就跟伊尹和太甲君臣互相成全一样，这才是历史正能量嘛。
所以，孟子那句“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也就经常被用来警示某些政治野心家。
《三国演义》第三回，董卓进京灭了何进，又想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假惺惺征求百官的意见。百官敢怒不敢言，只有尚书卢植站出来反对，说你这样随便废立，“圣人云：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就因为这句话，卢植差点没命。
当然这是演义。据《后汉书·董卓列传》，卢植确实曾公开反对董卓废立，也提到伊尹放太甲，却没有拿孟子这句话说事，这只是罗贯中的发挥，因为卢植是“海内大儒”，帮他加一句孟子语录当台词，符合角色身份。
有意思的是，民国初，也有人对黄兴说过这句话。
1912年9月，民国风雨飘摇，黄兴应袁世凯之邀上京共商国是。此前孙中山已先北上，跟袁相谈甚欢，他写信给黄兴，说袁“绝无可疑之余地”，黄兴于是也跟着北上。途经天津，黄的湖南老乡、好友、老同盟会员朱德裳接待了他。据朱德裳回忆：
翌晨与克强（黄兴字）深谈，余问：“此行颇有计画未？”克强曰：“未也。”余曰：“若论机械变诈，虽十克强不能敌一袁世凯。公到京时，如以开诚布公应付之，则诈力立穷矣。”克强曰：“请尽言之。”余又曰：“公此行须表明态度：一不为总理，一不为总统。干干净净在野，为国家尽力，与总统分劳，则一片欢迎，欣然无间矣。”克强曰：“请进言之。”余又曰：“中国人无公党，只有私党。政党政治，不过一包揽把持一代名词，无他义也。然如公之纯洁大度，亦孰不愿其包揽把持乎！故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克强曰：“敬受教。”（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之《菜厂胡同一月之逸事》，岳麓书社1985年2月第1版）
朱德裳认为，当时的政党政治，不过是“包揽把持”的遮羞布，黄兴是“纯洁大度”之人，肯定看不惯袁的所作所为，而袁对黄兴有所顾忌，所以，为国家着想，希望黄兴进京后对袁开诚布公，表明不当总理、更不想当总统，只愿在野为国尽力，这样袁才会放心。最后，朱再以“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警示黄兴，不要试图通过政党政治把袁搞下来，那不但无济于事，还会落个“篡位”之名。
黄兴进京后，不知是不是受朱德裳影响，确也跟袁世凯相谈甚欢，还真诚说过“袁公确是英雄，民国第一流人物”这样的话。没多久，在袁张罗下，就出台了一份“孙、黄、袁、黎协议之八大政策”，纸面上一团和气。可不到半年，上海车站一声枪响，宋教仁遇刺身亡，孙、黄跟袁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
诚如朱德裳所言，“十克强不能敌一袁世凯”。当然，这话也可反思，对付像袁那样的野心家，越“纯洁大度”越会被他利用，与其付出血的代价才醒悟，还不如在其羽翼未丰时，利用孙、黄的影响力，团结立宪派等反袁势力，力争通过立法把袁老虎关进笼子。毕竟，《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条底裤还在，袁也表态过会用它来兜底，就算政治倒袁是与虎谋皮，总好过被虎戏弄。最后孙中山一怒之下，不听黄兴法律解决的建议，执意发动二次革命，打了几个月，以失败告终，孙、黄不得不再次流亡日本，袁世凯则直接扯掉底裤，复辟帝制。
以“伊尹之志”警示黄兴的朱德裳，也因反对帝制而被罢官，最终归隐学佛。
身为革命家，朱德裳竟以“君臣之道”来警示同为革命家的黄兴，这反映出他的底色，毕竟是传统士大夫，试图重建制度，骨子里却还流淌着儒家伦理。所以，在“有私党无公党”的民初政坛，遇到袁世凯这样的奸雄，便只能寄望于“圣贤之道”，未免失之天真。
综上，王权时代，“伊尹之志”都那么可疑；到了革命年代，还谈伊尹之志，实是意淫之至。
2025年11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