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唐德刚指着书案上近200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问胡适：“这里面难道就没有一点儿学问和真理？！”
胡适平淡地说：“没有学术自由，哪里谈得到学问？”然后翻出罗尔纲1945年写的《师门辱教记》给唐德刚看：“你看尔纲会那样批判我？”
罗尔纲是胡适的学生，曾经有五年时间，吃住在胡家，接受过胡适耳提面命的指导。可以说，没有胡适，罗尔纲很难有后来的学术成就。
所以即便胡适读到了罗尔纲1955年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的《两个人生》的文章，他也绝不相信那是罗尔纲发自内心的真话。
罗尔纲在文章中说：胡适的反动学术思想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就如同毒药，使自己前半生人生观灰冷、幻灭、悲哀、虚无，感觉如同行尸走肉。
面对这样恶毒的文字，胡适始终难以置信：“胡说！胡说！不可能！不可能！”
然而这又确实是真的。
正如胡适所想，批胡运动开始时，罗尔纲全然没想过要对恩师进行批判。
随着运动的深入，罗尔纲渐渐发生动摇，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他最终替自己找到了一个出口，也是他自认为非常充足的理由。
晚年的罗尔纲回忆说：
“那时解放初，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清界限，而忽视的问题正沉重的压在心头。……（后来）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刻到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你我界限，那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限了！”
“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
罗尔纲所说的受到启发的文章，是胡思杜写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该文刊登在1950年9月22日的香港《大公报》上。
胡思杜是胡适的小儿子，当胡适夫妇乘专机飞往南京的时候，他选择了独自留在北平。他后来进入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写了不少反省材料。他说自己接受了革命教育之后发现，父亲是某些特殊阶级的忠臣，表示要与胡适划清界限。
即便如此，胡思杜在1957年还是遭到了所在学院的针对，最终选择了自缢身亡。
胡思杜虽然死了，但他的《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却点醒了更多想活着的人，罗尔纲就是从他的文章中突然顿悟的。
从此，罗尔纲毫不犹豫地踏上了批判恩师的道路。
也由此，在后来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胡适曾经的朋友和弟子，如陈垣、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顾颉刚、杨振声、贺麟、朱光潜、梁思成、马大猷、罗常培、陆侃如、游国恩和魏建功等，为了保证自己能顺利完成改造，成功“过审”，纷纷洗心革面，对胡适的思想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这场思想战线的斗争，从1950年9月胡思杜公开批判自己的父亲开始，到1954年10月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其实只是一场预热。
毛泽东在信中说，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几十年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可以开始了。
按照信中的意思，这场斗争只是针对胡适在古典文学领域的影响。但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却认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除了在文学方面有影响外，对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多方面都有深刻的影响。
所以他建议，要用一两年的时间对胡适的思想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根本的清算。
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为此找到郭沫若，请他挂帅批判胡适。在陆定一和周扬的促进下，一场批胡运动迅速在全国展开，一大批社会科学领域的文史哲学者开始主动撰写批判胡适思想的文章。
这种批判最终形成高潮，参与进来的知识分子成千上万，写出的文章更是连篇累牍，难以计数。从发文的作者来看，批判胡适的知识分子主要有两类人：
一种是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术工作者，这部分人是批判胡适思想的领导者。
第二种是胡适曾经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弟子，这些人一边猛烈地批判胡适，一边严肃地检讨自己，力图表现自己经过思想改造，已经与胡适划清界限，成为具有革命思想的新人。
与许多踊跃投身于批判运动的积极分子不同，历史学家陈寅恪在运动刚开始时，也就是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时，他就非常反感地说：
人人都骂俞平伯，骂胡适，我不同意。过去你们都看过他们的文章，并没有发言，怎么今天你们就做了应声虫，这不就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吗？
难得的是，也有守住底线而绝不跟风者。在胡适早年的朋友和相识的人中，周炳林、周鲠生、潘光旦等少数人没有介入。史学界陈垣没有表态，学者钱钟书始终保持沉默。同样是胡适弟子的吴晗也没写文章。
就在知识界争先恐后批判胡适的时候，毛泽东却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到，应该对胡适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1956年，毛泽东在一次接见知识分子的会议上说：“胡适真是个倔强的人，我们曾劝他回国，他却坚持不回，对批评的声音视而不见。但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不可忽视，不能一笔抹煞，我们必须面对事实。到了21世纪时，应该考虑恢复他的名誉。”
今天发生的情况不正是这样的吗？
比较而言，同样是胡适弟子的罗尔纲和吴晗，两人在对待恩师的态度上，还是有截然不同区别的。
2026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