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章伯钧被划为右派后,原本担任的各种职务被相继撤销,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职务。工资虽然从行政三级降到了七级,但国务院分配给他的四合院住房未动,警卫员、秘书、司机、厨师、勤杂工、保姆也仍然保留。
只是,原有的政治待遇,被逐项剥夺,再也无权在会议上发表正式演讲,无权著书立说,无权看高级干部阅读的文件,无权参加游行、集会等群众性活动。地位也从国家级的领导一举跌入谷底。
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形象,从过去的光鲜亮丽,一变而为反面教员,从一个忙忙碌碌的社会活动家变成了孤独的思想者。昔日高朋满座,如今门庭冷落;过去有多繁华,今日就有多凄凉。
曾经的朋友不再登门,熟人形同路人,避之唯恐不及,仿佛遭遇瘟神。唯有几个右派同类,尚能惺惺相惜。
1959年,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晚上观看演出,章伯钧的座位正好与京剧大师梅兰芳紧挨着。完全出乎章伯钧意料,梅先生一看见他,便主动起身问候:“章部长,你还好吗?”这句搁在正常年代的普通寒暄,此时此刻却令章伯钧大受感动,他立即向梅兰芳回以亲切的问候。两人坐下后,章伯钧想买一张说明书了解剧情,一掏口袋,发现忘了带钱。梅兰芳见状,不动声色地替他买了一份说明书。这件事让章伯钧感慨万端,回家后谈及此事,连连赞叹说:“许多昔日故旧,不及梅先生远矣!”
1962年的某天,章伯钧和女儿一同去王府井大街买东西,被人从背后抓住,掉头一看,原来是剧作家田汉。章伯钧怕影响他,点点头后便想转身离去,哪知田汉却将他拉到东安市场开阔处的人行道上,毫不避讳地说:“伯钧,我们就在这里谈一会吧。”结果,两人畅谈起来,就没有个完,竟让章家女儿在一旁足足等候了半个小时。这使章伯钧深受感动,自从1957年划为右派以来,敢于在公众场合旁若无人地与他主动交谈的,仅田汉一人而已。
想他章伯钧,1949年新政权成立后,也是很受中共重用的。在他身上兼有众多职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政务委员、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组织部部长、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光明日报社社长。这些职务加在一起,用两个指头才能数完。那时候的章伯钧可谓春风得意,一举一动,不免有点一览众山小的气势。
然而,整风反右之后,形势大变,章伯钧被戴上右派帽子,所有职务一个个撤销,仅保留了全国政协常委的头衔。
从此,星光闪烁的章伯钧在社会各项政治活动中,几乎销声匿迹。唯生活待遇变化不大,仍被允许保留部级待遇,比罗隆基高了两级,有自己的专车,参加政协会议,来去均有司机接送。罗隆基则从行政四级降到九级,失去了小车待遇。
这些变化,比起发配北大荒劳动改造,或开除公职,甚至遭到囚禁的几十万右派,两人尤其是章伯钧,要算是相当优待了。
即便在三年困难时期,章伯钧也可以去专设的高级餐厅享用特供的美味佳肴。
章伯钧真正的噩梦是在特殊时期。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拉开序幕,章伯钧的家很快就被造反派查抄,而且被抄不止一次,来抄的单位也不止一家。二十万册书籍,六千件历代字画、古董,以及瓷器等贵重物品都被抄没,其中大量藏书被烧毁或送往造纸厂化为纸浆;部分善本书由北京图书馆收藏。
他的住宅被八一中学的红卫兵占领,成了红卫兵联络总部,他和夫人被赶到原供警卫员居住的小屋栖身,工资被冻结,每月只发给15元生活费。
更悲剧的是,由于过去身兼多职,运动一开始,章伯钧就被多家单位抓去轮流批斗。过去有多大的荣耀,今天就有多大的羞辱。甚至红卫兵批斗吴晗,也把章伯钧抓去陪斗。这些造反派全都像打了鸡血似的,精神旺盛,斗志昂扬,完全没有星期天的概念,比上班还要积极,批斗会开得你方唱罢我登场,折腾得章伯钧穷于应付,身心俱疲。
1967年春,民盟机关造反派组织“燎原造反队”把章伯钧抓到民盟机关,囚禁在一间长期空闲的小屋里。地上铺了稻草作为地铺,由专人负责监管。这天刘少奇专案组来找章伯钧调查刘少奇的问题,目的只有一个,要章伯钧坦白交代,他主张在中国实行两院制的提议,是受了刘少奇的影响。专案组承诺说,如果他这样交代,对他会有好处。章伯钧想都没想就反驳说:我在德国留学多年,对西方国家的两院制,比刘少奇知道的又多又早;说刘少奇受了我的影响还有可能。至于他什么时候讲的,怎么讲的,我完全不知道。来人听他这么一说,气得干瞪眼,没想到此人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还油盐不进,只能悻悻而去。
年逾古稀的章伯钧,一辈子没经受过灵魂加肉体的折磨,终于是扛不住了,患上了多种疾病。此时,他的医疗关系已从北京医院转到了人民医院,鉴于他头号右派的身份,院方拒绝收治他这样的病人。夫人李健生只好写信求助周恩来,她在风雪中站了两个多小时,恳求警卫替她把信送进去。最终警卫动了恻隐之心,安慰她说:“我一定替你把信送到。”警卫没有食言。周恩来见信后作了批示,人民医院这才同意收治章伯钧,让其住院治疗。
1969年5月17日,章伯钧病逝。
那天,李健生从医院回家,路遇梁漱溟、张申府二位先生。两人并不回避,拦住她问道:“伯钧可好?”李健生哽咽而答:“伯钧刚走……”说完泪落纷纷,就再也说不下去了。梁漱溟仰望苍天,长声叹息:“死了好,死了好啊,死了就不受苦了。”
2026年4月23日